2025年的春天，当天津的风依然能吹得人睁不开眼时，李杰已经习惯了新工作的节奏。
每天清晨7点，闹钟准时响起，她像一台上了发条的机器，开始运转。
晚上6点下班，通勤路上，她累得几乎能在颠簸的公交车上睡着。
这份新工作，与她干了18年的那份相比，是一个天一个地。
有时候，在流水线旁短暂的喘息间，她会想起几个月前的那个冬天。
最终，心电图成了一条直线，走完了他55年的人生。
被限制人身自由的8507天，最终换来了一张死亡证明。
对于河北司法系统来说：
一个持续了23年的问题终于以生物学的方式得到了解决。
一场历经10次审理、6次死刑判决、无数次发回重审的司法马拉松，在终点线前，一名选手耗尽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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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杰在那家市场里干了18年，从青丝熬到白发，和第一个广东老板处得像家人。
她手艺好，人勤快，老板对她极为信任。
后来老板生病回了广东，又把她像珍贵的资产一样，转给了自己的接班人，一位新老板。
新老板对她说，李姐，你再帮我几年。
她答应了。
这是一份安稳的手艺活，足以让她在风暴过后的废墟上，撑起一个家。她以为，终于可以靠自己的双手，挣一份干净安稳的钱，把日子过下去。
平静持续了不到一年。电话先是打给了她的第一个老板，那个已经回到广东养病的人。
警察在电话里找李杰，打了两三次。
前老板有些纳闷，说人已经不在我这儿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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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把她新老板的电话给我们。
一张无形的网，顺着电话线，从河北精准地找到了广东，又从广东一个商人的手机里，找到了下一个目标的号码。
很快，李杰现在的老板也接到了电话。
然后是更直接的行动。
警察直接去了李杰工作的市场部，他们没有直接找李杰，而是在市场部把她的新老板叫了过去。
一场了解情况的谈话在密室里进行。
李杰后来问老板，他们到底说了什么。
老板只是笑了笑，没讲太多，眼神里有一些她熟悉的、在过去二十多年里见过无数次的复杂情绪：
同情、无奈，以及恐惧。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那场谈话的核心内容与案件无关，与法律无关，只与麻烦有关。
老板只是一个想安稳做生意的普通人。
他很快就明白，自己雇佣的这位女工，身上缠绕着一些他惹不起的东西。又过了两个多月，老板以“生意不好”为由，把李杰辞退了。
李杰后来在一次交谈中回忆起这个过程，语气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故事：
我干了18年的工作，被他们河北警察，让我所在社区找我，让我工作辖区警察找我，去我上班的市场部找我，给我两个广东老板多次打电话骚扰……总之，工作弄乱了。
18年的职业生涯，被几通电话清零。
他们甚至懒得制造一场车祸，只是动了动嘴。
这是一种全新的战争形态，他们不再需要电棍和老虎凳，只需要一部电话和老板们的审时度势：
以前抓李杰，用手摇电话机电她，让她闭嘴或者认罪，现在打电话让她老板闭嘴。
2
这种新战争是全域、无死角的。
当李杰在天津失去工作时，原伟东的姐姐原淑娟，也正在千里之外的苏州感受着这股寒意。
原淑娟身体本就不太好。
生活的重压和为弟弟申冤的漫长拉锯，让原淑娟身心俱疲。
她身体本就不太好，去年在苏州丢了工作，至今还被老板欠着三万五千块钱。
她在语音信息里对我倾诉，有时候晚上想写点东西为弟弟鸣冤，却感觉：
很无力，觉得写了也一点儿意义都没有。
她在苏州做住家保姆，勉强糊口。
一天，本地派出所的人找到了她的雇主。第二天，派出所又给她领导打电话，询问她的情况。原淑娟后来得知，这一切的源头，是河北方面对她为弟弟原伟东喊冤的调查。
她在语音信息里充满了疲惫与愤怒：
我现在搞得鸡犬不宁，人冤死了，一家人还不担那事。
原伟东死了，但他仿佛变成了一个幽灵，一个巨大的不稳定符号，被精准地标注在他的每一位亲人身上。
他的妻子、姐姐、儿子，都成了这个符号的延伸部分。
系统有一套自己的血缘追踪算法，甚至连地理位置都无法构成屏障。
河北廊坊的一纸文书，可以轻松撬动苏州警方的配合，再通过苏州警方，精准地向一位私人雇主传递某种压力。
这套流程的顺滑与高效，足以让任何一家追求全国布局的物流公司感到汗颜。
他们似乎在用这种方式，向这个家庭的幸存者们传递一个清晰的信号：
无论你们走到哪里，我们都能找到你。
3
是什么样的案子，能让一个人死后，其家人依然被视为头号敌人？
是什么样的恐惧，能让一部强大的机器，对几个只想挣钱糊口的普通妇女，进行如此不遗余力的围剿？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原伟东死前。
在此之前，这套算法的主要目标是原伟东的弟弟们。
据李杰回忆，以前他们主要找“那哥俩”。
老三原伟明四处搬家躲藏，但警察总有办法找到他，然后让房东把他赶走。
老二原伟刚的家门口，则被装上了监控，24小时对着。每到重大日子，门口还会停上一辆小车，24小时看着。
那是一种物理上的、近乎羞辱的贴身紧逼。
目的是把他们困在原地，让他们在邻里间抬不起头，把他们的精力全部耗散在无休止的搬家和躲藏中。
但原伟东死后，战术明显升级了。物理上的围困，变成了社会关系上的精准爆破：
他们不再满足于让你“不好过”，而是要让你“过不下去”。
因为他们发现，监控和警车虽然有效，但成本高昂，且容易留下口实。而一通打给老板的电话，干净、利落，还充满了市场经济的温情脉脉。
毕竟，辞退一个员工，老板只需要一个“生意不好”的理由。这在法律上无懈可击，在道义上无可指摘。
正如姜文的电影台词所言：
杀人，还要诛心。
4
当然，在新战术全面铺开的同时，旧的手段也并未废弃。它们作为一种补充，在关键时刻依然能发挥巨大作用。
电话骚扰与物理强制，形成了完美的组合拳。
李杰就亲身体验了这种组合。今年2会期间，她继承了丈夫弟弟们的待遇，也被监控了起来。
3月22日到23日，廊坊中院的人半夜给她打电话，语气强硬，只有一句话：
不许去北京。
李杰还是去了。她想去北京最高院门口站一站。那里是她丈夫的案子被无数次审理的地方，也是他们一家人23年来最熟悉的地标之一。
她觉得，丈夫虽然死了，但她还得去，哪怕只是站一会儿。
3月24日上午，她刚到北京最高院门口，就看见二十多个警察分两排站在那里。他们像是在迎接一位重要人物。警察们挨个检查过往行人的身份证，放过了其他人。
轮到李杰时，他们看了看她的身份证，然后把她带到了一辆大院里的公交车上：
车门关闭，直接开往9Jing庄。
那是一个很多上F者都熟悉的名字，一个位于北京南郊的灰色地带，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法外之地。
李杰被关在里面，不知道要被关多久。
幸运的是，她哈尔滨老家的驻京办听说了消息，派人把她救了出来。
驻京办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捞人的角色。
这套系统内部的制衡与博弈，复杂而微妙，最终构成了一种光怪琉璃的权力生态。
李杰后来回忆说：
还好他们把我救了出来，不然我还不知他们会把我关多久？
从半夜的电话警告，到北京高院门口的精准拦截，再到9Jing庄的非法拘禁，最后由驻京办出面捞人。
整个流程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
它展示了一部机器在处理一个不稳定因素时的全部肌肉、关节和神经末梢。它告诉你，在它的坐标系里，你无处可逃。
它甚至让你在被解救后，还要心存一丝感激。
这整套行动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深层的问题。
一个已经终结的案子，为何还需要如此高级别的投入？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为何能惊动廊坊中院、北京警方和驻京办三方力量的协同作战？
唯一的解释是：
他们害怕的不是李杰这个人，而是她所代表的，那段他们极力想要掩埋的历史。
那段历史，要从二十多年前，河北廊坊胜芳镇的两场灭门血案说起。
5
时间回到1995年11月29日，河北廊坊胜芳镇。
一个寒冷的夜晚，杨长林一家四口遭遇袭击，三人身亡。唯一的幸存者，是他的妻子张金萍。
现场勘验笔录显示，警方提取了洋镐、菜刀、尼龙绳和一块黄色日产石-英手表。物证确凿，但案子迟迟未破。
五年后，2000年12月22日，同镇再次发生灭门案，刘德成一家三口被杀。住在对门的原伟东，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天才般的办案逻辑诞生了：警方不仅认定原伟东是这起新案的凶手，还顺手把五年前那起悬案也破了，认定原伟东同样是1995年灭门案的主犯。
两案并一案，英雄的办案民警可以准备庆功了。
但有一个小问题：
物证呢？
在法庭上，面对律师的质问，办案机关出具了一纸说明。
2002年，廊坊公安局刑事技术大队称，1995年现场提取的菜刀、钢镐及掌纹样本，均因：
装修、搬迁而遗失。
2014年，警方第二次出具说明，这次更干脆：
犯罪现场原始卷宗丢失。
物证丢了，卷宗丢了，案子却要接着办。
这背后是一种强大的自信。一位律师曾分析，卷宗可能并未丢失，而是被侦查机关选择性隐匿了。
河北省检察院对此的回应是：
审判阶段不涉及侦查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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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物证，就只能靠口供。而制造口供，是一门技术活，也是一门艺术。
这门艺术的核心，掌握在一个叫杜国利的刑警手里。
杜国利同志富于创新精神。
他和他霸州公安局的同事们，在审讯室里发明了一种特殊的高科技测谎仪：
一部旧式手摇电话机。
他们把电话线缠在嫌疑人的手指、脚趾和耳朵上，然后奋力摇动电话。电流通过皮肤，穿过骨头，直抵内脏。
李杰形容那种感觉：
就像肠子被活活拽了出来。
原伟东是这项“高科技”的首批体验者之一。
2001年的深秋，他在东北家中被窝里被拖出来，没有法律手续，也没有任何说明。杜国利用枪顶着他的头，把他带回了河北。
在审讯室里，杜国利对他说：
编，你得给我编出故事来。
原伟东的手被电得到处是窟窿，关节裸露。电棍捅进他的嘴里，满嘴是伤。当他被送到看守所时：
连看守所都不愿意收他。
他的妻子李杰，也被带进了同一个办案地点，杜国利指控她涉嫌包庇罪，因为她坚称案发当天丈夫在哈尔滨的村大队交农业税，不具备在河北杀人的作案时间。
李杰提出去镇政府调取税票，这个简单的、可以一锤定音的请求，被无视了。
如果当初杜国利愿意走几步路去调取那张税票，这个故事或许从一开始就不会发生。
但杜国利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要对李杰进行压力测试。
一只老虎凳，几根电话线，两支电棍，构成了她的刑讯场。
警察轮番上阵：
把电棍塞进她的裤裆。
她来例假，没有卫生巾，警察让一个男同事跟着她去厕所，扔给她一张旧报纸。
李杰想反抗，用头撞暖气片，血溅满墙。
杜国利看着她，说：
你刚从战场回来啊，烈士！
杜国利在审讯室里留下了许多名言。
他问李杰：
脚上的电话厉害，还是手上的电话厉害？
他还曾对另一名嫌疑人说：
这个案子是你做的也是你做的，不是你做的也得是你做的，冤也要把你冤死。
在当时的河北廊坊霸州，有一名另案嫌疑人刘赐喆，直接被电击致死。
2002年，针对律师提出的原伟东等人遭受刑讯逼供的问题，霸州公安局出具了一份证明：
程序合法，无刑讯逼供。
至于杜国利本人，这位审讯专家后来顺利升迁，官至当地网警大队队长。
7
有了口供，还需要人证。
1995年灭门案的唯一幸存者张金萍，成了关键。
案发之初，她说自己在进院门时就被击晕。
六年后，她被警方带走，做了新的笔录。
这次，她改口称自己“装死眯着眼”目睹了一切。
随后，她被要求指认凶手。
她后来说：
四个人站在对面，只有一个人戴着手铐、脚镣，还剃了光头。
于是，指认完成了。
凭借这些“扎实”的证据，原伟东的案子进入了司法程序。
从此，他的人生被简化为一连串冰冷的数字。
23年，被羁押8507天。
10份判决与裁定。
最高法指令再审1次。
河北高院发回重审3次。
廊坊中院判处死刑4次。
这是一场河北司法系统内部的“4+4”模式游戏。
廊坊中院判一次死刑，河北高院觉得证据太离谱，发回重审。廊坊中院不为所动，换个文号，几乎原封不动地再判一次死刑。
皮球被踢来踢去，时间在空转中流逝。
2009年，河北高院的合议庭在笔录里明确写道：
全案事实不清。
然而，结论归结论，判决归判决。
最终，河北高院自己也放弃了挣扎，改判原伟东死缓。
2013年，最高法罕见地指令再审，明确要求排除非法证据。
案件回到廊坊中院，这是第四次重审。
2020年，廊坊中院在排除了刑讯逼供的口供后，以更加不足的证据，再次判处原伟东死缓。
这是一个完美的逻辑闭环：
即便我们承认所有证据都是垃圾，但结论依然不变。
原伟东的辩护律师王兴曾说：
如果没有物证，仅靠言辞就能定罪，那法律的底线在哪里？
这个问题，河北方面从未回答。
8
现在，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他们到底在怕什么了。
他们怕的，是这整整23年的司法荒诞剧本身。
这个案子早已不是关于原伟东是否有罪，而是关于一部机器如何掩盖自己的失误、扭曲和丑陋。
原伟东的死，本应是最好的结案陈词。
人死了，所有关于刑讯逼供的控诉、所有关于程序违法的追问，都失去了最重要的主体。
他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
但他们没想到，李杰、原淑娟这些女人，没有选择沉默。
她们选择了继续喊冤。
这就构成了新的威胁。
她们的存在，就像是那部荒诞剧的：
活体弹幕。
她们不断提醒着世人，故事并没有结束。
她们每讲一次丈夫和弟弟的遭遇，都是在为那段不光彩的历史进行脱敏治疗的逆操作。
所以，必须让她们闭嘴。
于是，我们看到了战术的升级。
从门口的警车，到老板的电话；从物理上的围困，到社会关系上的绞杀。
当李杰在北京高院门口被二十多名警察带走时，他们拦截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上访妇女，而是一个行走的案卷，一个活着的证据：
她知道的太多了。
他们害怕的不是她能翻起什么大浪，而是她本人就是浪的一部分。
只要她还在讲述，那部手摇电话机的咔哒声，就不会真正停止。
9
2023年6月，河北高院再审开庭。
此时的原伟东已经确诊胃癌晚期，肿瘤疯长到11厘米。他坚持要亲自出庭，为无罪的希望做最后一次争取。
然而，法庭拒绝了他出庭的请求，决定采用视频方式。家属不同意，法庭的决定是：
对原伟东中止审理。
他们甚至懒得走完这最后的程序。
一个将死之人，被他们以“中止审理”的方式，永远地挂在了法律的待办事项里。
2024年10月，原伟东在手术后尚未恢复的情况下，被带到病床前，接受了维持死缓的终审判决。
两个月后，他死了。
河北终于赢了。
这场胜利的代价是高昂的：
原伟东的母亲金亚芹为儿子喊冤，磕头至死；父亲原振福为查税票被拘留，最终因癌症去世；弟弟原伟刚在最高法信访大厅自残，获刑两年；另一个弟弟原伟明因喊冤时挣脱阻拦，涉嫌“袭警”被判八个月。
如今，这份代价清单上，又添上了新的几笔：
李杰，失业。
原淑娟，被骚扰。
这个家庭的幸存者们，被一张无形的网精准锁定，前路未卜。
很多年后，当人们复盘这个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案子时，或许会发现，最荒诞的不是那一次次的死刑判决，也不是那一次次的“事实不清”，而是当一切尘埃落定之后，那几通打给李杰、原淑娟老板的电话。
人死了，案子可以结。
但只要你还想为他说句话，那对不起，你们家的事儿，还没完。
正义可能会缺席，但权力永远不会。
李宇琛（立于尘）
写于2025年9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