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丘吉尔到特朗普：美英领导力的“滑铁卢”时刻

特朗普高调访英，却难掩美英全球领导力的衰落。昔日秩序支柱深陷内忧外患：俄乌战火未熄、中东冲突升级、外交丑闻缠身。民调低迷的两国领袖会晤，更像一场与时代脱节的“礼仪秀”，无力应对世界乱局。《华盛顿邮报》刊发其伦敦分社社长史蒂夫·亨德里克斯评论文章，原标题《美英曾是世界秩序的支柱，如今世界已然改变》。

以下为凤凰网“天下事”摘编：

美国和英国曾是世界秩序的支柱。世界已经变了。

美国和英国曾是全球舞台的领导者，是应对重大危机的外交二人组。

历经两次世界大战，从雅尔塔到东柏林再到巴尔干半岛，美国和英国领导人并肩出现的景象，曾象征着一种可预测的秩序主导着国际事务。他们的并肩无疑是为了自身利益，但当各国面临饥荒、自由受到威胁或混乱夺走生命时，它们集合起来的力量和意志曾被人们所欢迎。

如今，情况已大不相同。

特朗普当地时间9月16日抵达英国，进行其第二次国事访问。此刻，国际事务远非他所能掌控，就更不用说英国首相或者国王了。旧日盛大的排场恐怕难以安抚这个在危机中颠簸前行的世界。

从中东到华盛顿的街头，从乌克兰的草原到苏丹的平原，特朗普的访问正于全球分裂、混乱和破坏的背景下展开，任何规模的仪式都无法掩盖，也没有任何历史性的联盟能够成功应对。贸易战、热战、民主倒退、技术颠覆——有些是这位总统被指责亲手点的火，另一些则是他无力或不愿扑灭的烈焰。

“我认为大多数人不会一边烧水沏茶一边想，‘太好了，他们见面了，世界上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哈佛商学院研究领导力的历史学家南希·科恩说，她曾撰文论述总统、首相和君主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大多数人看着这些领导人时，不会认为他们是正确的人选，正携手掌舵，为世界的福祉而努力。”她说。

尽管特朗普承诺他能在一天内解决最紧急的突发事件之一，但俄罗斯仍在重击乌克兰。上月，在阿拉斯加举行了一场大肆宣传却无果而终的总统峰会后，俄罗斯加强了攻势，并扩大了进入波兰和罗马尼亚的无人机出动规模。将在其乡间官邸契克斯迎接特朗普的首相基尔·斯塔默，领导着一个支持乌克兰的欧洲国家联盟，该联盟近几周最紧迫的任务似乎变成了争取特朗普的支持，而非遏制冲突。

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激烈程度未有减弱，联合国支持的机构已宣布部分地区出现饥荒，以色列军队则再次攻击加沙城。尽管特朗普断断续续地努力斡旋停火，但内塔尼亚胡却瞄准了在卡塔尔的哈马斯领导人，而且显然是在攻击已经开始后才通知白宫。要知道卡塔尔是美国的盟友，也是谈判的举办地。多哈遇袭事件发生不到三个月前，以色列轰炸了伊朗，使特朗普谈判达成新核协议的努力受挫。

阿拉伯领导人周一警告称，以色列在卡塔尔的行动危及了特朗普第一任期内达成的《亚伯拉罕协议》，以及其为该地区关系正常化所做的努力。特朗普现在面临的不是结束冲突，而是其标志性外交成就的瓦解。

那些曾经提供稳定性的机构——国际联盟、多边协议、共享的民主价值观——如今正因其领导人承受压力。特朗普被广泛视为跨大西洋关系中“混乱”的代理人，而非修复者。

美国和英国在一些问题上也存在严重分歧。斯塔默表示，除非以色列满足某些条件，否则英国将承认巴勒斯坦国，这招致了特朗普的斥责，称这是“奖励哈马斯”。

美英领导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极不受欢迎，从共同露面中获益甚微。特朗普到访时在国内的支持率为40%，在英国的支持率为22%。斯塔默同样深陷不满之中，只有24%的英国人看好他。将主持此次访问的国王查尔斯三世支持率刚过半数，为53%。

这些数字可不是温斯顿·丘吉尔、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乔治六世当年用来领导世界对抗阿道夫·希特勒的支持率。（多达44%的英国人告诉民意调查者，他们希望这位美国总统不要来。）

这种蔑视或许解释了为何特朗普的访问将是一次异常封闭的活动，以远离预计在伦敦市中心发生的抗议。

20世纪的领导人也不必应对社交媒体时代的丑闻，这些丑闻会淹没他们精心打磨的重大信息。三位主角都不应奢望皇家会面的外交戏剧能分散观众对爱泼斯坦案丑闻的注意力，该案影响了参此次会面的所有人。

特朗普因决定不公布这名已定罪的性犯罪者的文件，而面临自己基本盘选民的愤怒。国王的弟弟安德鲁王子因与爱泼斯坦的联系而被逐出公众视野。而斯塔默在上周国事访问前夕解雇了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彼得·曼德尔森，原因是彭博新闻社和《太阳报》披露了曼德尔森在爱泼斯坦承认教唆未成年人卖淫罪名后，仍向其发送表示支持的电子邮件。安德鲁王子和曼德尔森均表示对与爱普斯坦的联系感到“遗憾”。

“本周将见证特朗普总统对英国进行第二次国事访问——这是一次重大的外交事件，而我们如今却在没有大使的情况下进行斡旋，”下议院一个重要委员会的主席、议员艾米丽·索恩伯里周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呼吁紧急调查曼德尔森最初是如何被任命的。

如果说盛大的场面曾一度能将政客转变为政治家，将会议转化为历史，那么如今分裂的媒体环境已使得这类事件很容易被完全忽略，剑桥大学国际历史荣休教授戴维·雷诺兹说。一个深陷冷战的世界可能会紧盯在冰岛雷克雅未克举行的罗纳德·里根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峰会，但本周的总统马车游行很大程度上将无人关注。“在20世纪下半叶，如果你占据了大的电视和广播渠道，美国的三大主要频道和这里的BBC，你就能覆盖很大一部分人口，”雷诺兹说。“现在政客们现在直接接触他们的受众。”

但没有什么比特朗普本人更能颠覆外交集会的规范了。这位总统经常在事后推翻自己的立场，这削弱了公报和声明作为反映固定、可靠立场之文件的价值。《华盛顿邮报》8月的一项分析显示，特朗普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的公开立场已经反复改变了19次，而且还在增加。“这种像悠悠球一样反复摇摆的决策方式，在现代地缘政治史上没有先例。”领导力历史学家科恩说。

特朗普还绕过了传统的先期准备工作，这些工作通常需要数周时间来完善基调、细节，为正式会议的成果奠定基础。双方期望此次访问能产生经过精心协商的科技和能源协议。但更棘手的问题，如美国对英国钢铁和药品关税的最终决定，仍取决于特朗普。

特朗普通常更喜欢做出仓促决定，或依赖他商业生涯中信赖但准备不足的使者，而非经验丰富的外交官。担任特朗普中东和乌克兰问题特使的纽约房地产开发商史蒂夫·维特科夫，在阿拉斯加峰会上被许多外交观察家指责，称其为被普京所制衡。

“过去进行这类重大谈判时，‘先遣人员’（指负责峰会筹备的顾问）通常已经把事情敲定，并起草了一份你可以信赖的公报，”伦敦大学学院现代与当代历史荣休教授凯瑟琳·伯克说。“这类场合已经改变了，”伯克说，“因为现在只有一个人说了算。甚至不是一个国家说了算，而且还是一个极不可预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