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去世3个月后父亲就开始相亲,年轻丧亲者的哀伤无人看见

你们不会看见我们的哀伤，因为我们不会轻易在你们面前情绪崩溃，而会把哀伤锁在柜子里。我们的哀伤不会“节哀顺变”……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每一个生命的低谷、每一个新春佳节/过世父母的忌日......甚至是每一个我们独处的时刻或取得每一个人生成就的时候，都是余震被触发的时刻，哀伤从心底的裂缝里跑了出来，抓住我们。

——“年轻子女的叙说: 关于我们哀伤的28个真相”

以上文字来自一份博士毕业论文的附录。这是中国内地第一份关于年轻子女经历父母死亡的质性研究——《与哀伤共处》。香港中文大学社工系博士李昀鋆在失去母亲后绵延不绝的哀伤与无法自处的困惑中，“自私”地改变了博士论文的研究题目，深入访谈了44位处在“成人初显期”的年轻子女，即18-29岁、成年但尚未完全独立的年轻人，他们都在这之前的青少年或成年初期（10-30岁）丧失了父母中的一位或丧失双亲。

这一群体并不像想象中的稀少，李昀鋆推算，约有3.4%-11%的年轻子女经历过父母丧失。虽然在国内，尚无此类统计数据。

哀伤研究给了李昀鋆抚慰——自己不是孤独的。年轻丧亲者是一个时常被社会忽略的群体。社会常常以他们还有大好青春为理由，希望他们节哀，希望他们坚强，但已有的哀伤研究表明，哀伤会连绵不绝，“适应”和“放下”并不是这种情绪的终点。她希望这头“房间里的的大象”能被更多人看到，向公众普及哀伤干预的方法与重要性。

她与她的被访者都要在哀伤中“修订自己的人生”，思考存在于世的意义。一位被访者为本书作序：了解年轻丧亲者的故事有一种非凡的作用，可以“让暂未经历至亲离世的大多数人，无痛习得一定程度的心智成长。”

文|裴丹

编辑|张瑞

出品|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哀伤的“后劲”

母亲去世后，李昀鋆只在她被火化前的短暂间隙再次见到她。她记得自己“亲了亲她”，一点儿也不可怕，但母亲已经被视为一具尸体，等待着葬礼。

那是2014年7月29日，李昀鋆的母亲突发中风，医院抢救4天后，被宣告死亡。李昀鋆给母亲梳了梳头，告别时间可能不到10分钟。然后母亲被换了一套衣服，可能是推入停尸间，没有人告诉李昀鋆。被流程推着走，没有一点停顿的时间。

老家的葬礼上人来人往，乡下请来的司仪用南方方言唱着她听不太懂的悼词，父亲的远房亲人们张罗着仪式，指导她如何哭丧、守灵、送母亲的骨灰上山，父亲本人则始终在躲避妈妈的娘家人。事情来得太早，家人们找不到像样的照片，“灵机一动”，用母亲身份证件照扫描放大做了遗照。像素很低，模糊，一切匆忙，大家都还没准备好。

那时李昀鋆21岁，刚刚在复旦大学完成研究生一年级的学习，葬礼结束后，她的第一反应是马上回学校，练英语，为申请博士做准备，但当她以为生活回归了正常，下意识想给母亲打一个电话，却马上意识到，电话那头再也不会有人听了。哀伤的“后劲”这才开始。

她白天学习，晚上则独自在学校里一圈圈骑着单车痛哭。有时候回到宿舍门口，情绪还是“顶不住”，就站在走廊上，继续哭，室友们不知如何安慰，默默从她旁边走去。

一位同样丧亲的被访者说，当同学们还可以与妈妈打电话、很自然地谈起家里打来了多少生活费，丧亲的自己突然感觉变成了“孤儿”，因为不一样，而感到羞耻。

另一位被访者在母亲去世后的半年里每夜入睡困难、食欲减退，一位丧母三年的被访者一直做着被母亲抛弃的梦、一度拨打自杀干预电话……还有被访者在父亲去世后头晕了一个月。这些表面上看起来与情绪无关的身体症状在学术上被称为“伪装的哀伤”。

在此后的研究中，她发现，对于从青少年到成年初显期（10-29岁）的年轻人，父母的离世意味着不可被他人替代的“非正常的人生转变”——这往往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经历至亲离去。

但这也是“被遗忘的第一次”：社会文化往往否认痛苦、强调韧性，死亡被视为与年轻人的活力格格不入。

到香港读博士后，李昀鋆选择隐藏了自己的丧亲身份。她选择了一位临终关怀领域的导师，在网页搜寻导师信息时，在他的介绍里看见了“bereavement”。这个词不认识，李昀鋆一查，是“丧亲”的意思。她第一次感受到原来自己的痛苦有了名字。后来，她旁听了导师给本科生开设的通识课《与哀伤共存》。

2016年3月，她决心改变论文主题，研究丧亲者。

她确定了44位中国内地的年轻丧亲者。与丧母时的李昀鋆相似，他们平均在19岁经历父母的离世，均处于青少年期或成年初期（约10-30岁）；接受访谈时平均25岁，处于成人初显期（约18-29岁），或尚未经济独立，尚未结婚，又或尚未养育子女，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其中33位为女性，11位为男性。

这些被访者都被李昀鋆一封公开招募信吸引来。一反传统的、有距离感的学术性陈述，她写道：“很希望能够听到您的故事，倾听您对逝去亲人的爱”。这篇文章的扩散帮她联系到散布全国各个城市的191位丧亲者。

李昀鋆博士论文招募的朋友圈邀请

她在13个月里展开了82段半结构式访谈， 搭建起年轻子女从父母离世到“回归正常生活”的完整哀伤经验——“为什么父母会离世”（“追寻意义”）， 痛苦与难过（“情绪失序”），责问“不公”的命运（“认知失序”)，直至丧亲后“我是谁”（“身份改变”），去理解苦难，以及生与死的意义。

“对母亲的巨大不公”

母亲过世后，李昀鋆经历了“分崩离析的拆毁”，是从发现亲戚们对母亲迅速的遗忘开始的。

她记得母亲还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时，每天只有几十分钟探望时间，她一整天满怀希望地站在门口等待探望，“觉得我要给她力量。”母亲只有60岁，好朋友查了数据，这个年龄去世比例不高。

但李昀鋆的二舅一进去就直接掰开了母亲的眼睛，说没救了。然后马上出去，找父亲把母亲“拖回家”——人不能死在医院。

大人们马上让李昀鋆更为失望。葬礼上，二舅、四舅带着姨妈们来闹：他们细数母亲带了多少钱到了李家，又怎么在这里被“虐待”，要父亲把嫁妆还回来。葬礼一结束，父亲很快搬回乡下老家。

母亲去世后，李昀鋆看见一张父亲的新单人肖像照，上面有三个字，“我想她”，女字旁的“她”，是父亲托冲洗照片的打印店员工写上的。那一刻，她感到了父亲和自己共享了哀伤。

但不到半年后的春节，李昀鋆回家过年，表嫂突然让她“接受那个阿姨”。原来从国庆起，父亲已经开始瞒着她相亲。父亲的家人都见过了这位相亲对象，“人不错”，就等着李昀鋆说句话，好让父亲带去给奶奶庆祝九十大寿。

丧偶丝毫没有影响这个60多岁的普通男性在婚恋市场的优势，“所有人都觉得他要有一个妻子”。父亲当面来解释，十月份起就有人来介绍亲事，还都是当地重要的人物，是关心他的老师，他“推辞不了”……相亲对象们比父亲年轻，有房，有人未婚，还有人是受人尊敬的医护工作者。

李昀鋆感到了巨大的不公，“母亲是这场死亡里最不公平的受害者。”

她记得家里那时穷得叮当响，母亲为了省公交车钱，买完菜会走城南走回城北，手被装满菜肉的袋子勒出红印，即使如此，哪个姨姨家生小孩，也一定会去照顾，“那种互帮互助的情谊是年轻一辈简直不能理解的”。但如今，她感到母亲为之奉献了一辈子的东西都虚假而残酷，随着死亡一笔勾销。

所有人都在快速“move on”。曾经坚固且从未怀疑的概念已不堪一击。

李昀鋆发现，当去世的是母亲，年轻子女的父亲往往相亲或再娶。有被访者父母感情一直很好，母亲去世后，担心父亲无法承受悲痛，专门辞掉工作回老家照顾父亲，但不到3个月，父亲就开始相亲了。她感到十分受伤，为母亲感到不值。

另一位被访者的父亲也是在母亲去世一年前后找到女朋友，介绍人是母亲的初中同学。“她知道我妈去世以后的反应，居然是给我爸介绍。”她对李昀鋆露出了苦笑。父亲开始卖旧房子，担心买家知道这里死过一个人，母亲开始变成一个“病死的人”。她感觉“失去了家”。

这两位被访者都是女性，她们都对亲密关系产生怀疑，对男性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包括李昀鋆也是，她很长一段时间都觉得自己不会踏入婚姻。

这只是年轻子女在失去父母后产生巨大失落的一种情形，李昀鋆的被访者普遍感到“不公平”：丧亲前，世界是“具有预测规律的、安全的地方”，但亲人的死亡可能将之扭转为“这是一个充满恶意、残忍的世界”。

年轻子女进行了无尽的痛苦反刍，有被访者认为自己的父亲为人良善，才50岁，却早早逝去。有被访者在丧母后感到“老天在惩罚自己”，只能诠释为自己“命运悲惨”。也有人尝试寻找“社会结构”的结论——农民出身、缺乏社会资本的父亲无法享有优质医疗资源，这是“这个社会的生存法则”，自己能做的只有努力赚钱。 还有10岁丧母、经历父亲再娶的被访者，感到被继母忽略，只能通过看社会负面新闻、看村里比自己更苦的小孩，来平衡内心。

是死亡，让李昀鋆第一次意识到，再怎么努力，这个不公平的“error”也不可能被改变。很多年，她宁愿一人呆在异地，没有再回老家过年，至少这样，她可以静静地和自己的哀伤待在一块儿，而哀伤里也有她和母亲的回忆。

“透明气球”里的哀伤

母亲过世后，李昀鋆过于“正常地”考雅思、申请到了香港的博士、毕业，其实一定程度出于母亲对自己的期待，知道妈妈想看见自己读博士。

但丧母之痛从未停息，持续了十四年，来回摆荡。“它依然在真实地疼痛着，就像腹部插着的一把刀，而我每天一寸又一寸地主动将它推进我的身体。”但这份哀伤无法言说，李昀鋆始终感到处于“一个有隐形功能的巨型透明气球”。 当社会普遍期待丧亲者能自然克制哀伤、“安静地接受这件事情就好”，超出“节哀顺变”限度的倾诉马上被边缘化，无法得到接纳。

她的所有访谈对象几乎都选择对家人隐藏哀伤。东亚子女习惯了“顾全大局”，担心影响他人，而压抑情绪，甚至无法与另一位父母倾诉哀伤。

书中密密麻麻展露了年轻子女面对这些期待时的挣扎：“其实我那一刻真的是不断掐着自己，就是不能向所有人展示我很软弱”、“爸爸想要看到坚强的小孩儿，爸爸最讨厌你哭哭啼啼的”、“不想他们（四五个亲戚）戴着这样的‘有色眼镜’来看……觉得我是一个很脆弱的人”、“我希望……能够成为我妈妈的一个新的支柱”……

东亚社会是集体主义的，社会关系中的“他者”常常压制着哀伤的年轻人。就以葬礼为例，这成为了年轻子女的一项社会任务，而非宣泄哀伤的渠道。虽然，人类学普遍认为，葬礼可以助力生者走出悲痛、将被死亡扰乱的社会秩序重新平衡起来。但被访者们首先想到的是“要帮助招呼客人”，忍住不在母亲面前哭，做被围观中的一个 “清醒的人”，还有被访者被告知“开棺时不可哭”，直到第二年，新坟边也不能哭。

即使至亲之间，面对哀伤，也是各自孤单消化。很难说这是基于耻感，还是丧失了处理哀伤的能力。有被访者在失去父亲后无比悲痛，但因为担心触动母亲的哀伤情绪，而“装作不伤心”，甚至去墓地都不会告诉母亲。

另一位被访者18岁时经历父亲去世，一度一直流泪无法闭眼，在高考体检被诊断为面瘫，却始终不敢与母亲交流——母亲对“父亲”二字讳莫如深，甚至把生父的遗物全都“藏了起来”。当她终于鼓起勇气，想“将千疮百孔的内心袒露”，母亲只说：“我比你更痛苦”，“你不苦，因为你有我；而我很苦，我没有男人”。

母亲去世后，李昀鋆也曾努力与父亲进行情感交流，却屡屡碰壁。修改博士论文选题后，她把这个决定郑重地告诉父亲，他却只回复了一句：365行，行行出状元。“我的意思其实很明显，我放不下妈妈，走不出来，他却就是不能正视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在核心家庭之外袒露哀伤更为困难。有人尝试过在家族聚会提及父亲，“哦哦，（你）真的是很不容易”，亲戚们说，“现在结婚生子多好，你爸爸肯定会很欣慰的”……也有被访者向朋友讲述丧母的经历，收获的反应却只能用“诡异”来形容，一个要好的同学当着她的面给母亲打起电话撒娇。传统哀伤理论都将哀伤视为一个有尽头的过程，比如，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强调个体应该对逝者实现“情感分离”，但弗洛伊德本人也曾向友人承认失去女儿的“伤心欲绝”无法被填补，他说这是“不放弃这份永存之爱的唯一途径”。

接受他们流泪

在选定博士研究方向后，有同学“天真”地问：丧亲者不是自然而然就会好起来吗？李昀鋆选择用研究数据，而非个人经历给予反驳。

亲人离世后几个月内，50%-85％的丧亲者会表现出常见的哀伤反应，包括认知障碍、焦虑、健康恶化等；15%的丧亲者在两年后仍然存在严重的哀伤情绪，包括严重抑郁、创伤后压力反应的症状等。

学者霍普·爱德曼访问了92位有过丧亲经历的女性18-72岁女性，其中80%都表示哀伤的旅程还没有走完，无论怎样在年幼时宣泄，哀伤都不会结束，反而在每个人生重要节点重新出现，让她们深陷失去与被抛弃的感受中。

当情绪被压抑，得不到处理，丧亲者会走向“复杂性哀伤”，又称延长哀伤障碍（Prolonged grief disorder，PGD），指失去故人的痛苦持续产生生理与心理伤害的状态，是2018年起世界卫生组织正式确认的疾病。这样的群体在丧亲总人数中占10%以上，却尚不为中国社会所了解。

李昀鋆的被访者中有人在丧亲后选择了退学、自残，或陷入抑郁状态。还有人在父亲去世14年时依然感觉活在过去，而当下的生活只是被动在应付：“我的生活就像一个城中村，围绕着城中的这个破烂的大窟窿、贫民窟，盖了圈大楼房……外围再好，都掩饰不住它中心的那一部分。”

哀伤需要一个出口。李昀鋆进行的访谈让很多年轻子女第一次诉说自己的哀伤。第一次通话时，他们往往泣不成声，直到第二次沟通，他们的情绪才稳定下来，告诉李昀鋆自己好多了。

在与导师陈智豪讨论丧亲案例时，李昀鋆也获得过难得的安慰。在办公室里，她聊着丧亲案例，讲着讲着眼睛就红了。陈智豪敏锐地捕捉到这个情绪，问她：“是不是有一些话触动你了？”另一次，在课上，陈智豪对所有人说：“哀伤就是爱，爱一个人多久，就会哀伤多久。”

在课上和下课后的巴士上，她止不住流泪，“我是可以哀伤的！”

李昀鋆提到了一个概念：哀伤权，即丧亲者有权利决定自己在何时何地表达哀伤，但在集体主义、避讳死亡的东亚社会，我们能接受年轻子女流泪吗？会在他们流泪时给一个拥抱吗？往往，伤害丧亲者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周遭人不允许他们继续哀悼的态度与反应。

避讳死亡的文化只会加重丧亲者的痛苦。许多被访者被隐瞒父母病重的情况，许多儿童不被允许参加爷爷奶奶的葬礼，因为那里“阴气太重”，只会让子女终身遗憾愧疚。丧亲者应该被允许与逝者保留联结——李昀鋆介绍了澳洲的“遗物转换”：将逝者的衣服制作为抱枕，不至于太触动哀伤，又能给生者一个陪伴。

她希望人们能更直接的谈论死亡，直到现在，她依然为母亲葬礼的仓促感到后悔，希望能以一种更庄重也更真切的形式，大家一起怀念她的一生、认可她做过的事情，这样才能给生者一个安慰。

走到阳光下的意义

三年博士论文研究里，李昀鋆“背着45个人的哀伤故事“，百分百沉浸在与丧母相关的情绪里，努力记住被访者父母的忌日，在节日给被访者送去问候。这样的陪伴里，她觉得，“我好像好一点了”。

李昀鋆在春节给被访者送去问候

哀伤领域的许多研究者也有丧亲经历。美国学者罗伯特·内米耶尔在青少年时期则经历了父亲的自杀。李昀鋆在英国交换时的导师蒂什·马拉布尔也是丧亲者，她愉快而毫不避讳的分享让李昀鋆第一次顺畅诉说自己的丧亲经历。刘新宪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哀伤疗愈工作者，也是一位中年失独的父亲。他主动参加了李昀鋆的博士论文研讨会，为她的书做了序。

在博士论文中，李昀鋆第一次公开自己的丧亲身份。曾经李昀鋆不觉得必须要打破社会陈规，但如今，她在其中找到了一种意义：通过自己的行动，给其他仍在迷惘和耻辱中的人一些安慰。“好像在一片黑暗里面变成了一个小小的蜡烛”。

李昀鋆有意挑选在母亲的忌日7月29日完成博士答辩。后来，婚礼也是7月29日，母亲的照片被放在教堂的第一排座位。

李昀鋆在每年母亲忌日时都会发朋友圈纪念

毕业后，她报了更偏实务的社工硕士课程，白天做博士后打工赚钱，晚上上课，再挤出时间在社工机构实习。坚持了三年，在今年夏天成为一名香港注册社工。她想陪伴像自己一样曾身陷黑暗的更多人。 “超穷，超级辛苦，努力撑下去。”她笑着调侃。

在服务香港无家者（流浪汉）与丧亲者的过程里，让她看见了由丧亲导致的巨大的情感需求，许多低龄孩子在父母其中一位去世后的一两周内会拒绝吃饭、上学，疯狂打电话、粘住仅剩的另一位家长。年纪40岁以上的丧亲来访者也增加了两成，拥有家人陪伴和社会资源的他们还是会感到情绪“失控”，希望获得专业人士的辅导。

她也看见家庭的态度和机构的介入能如何让丧亲者避免创伤。一位7岁的女孩，在父亲患癌后，得到了父母细致的解释，还做了一条手链，随父亲的骨灰一同火化。另一位小男孩在社工的鼓励下，亲手按下了父亲的火化按钮，他们获得了更多为离别准备的时间与机会。但也有家庭更避讳谈死亡，结果是死亡变成一团阴影，李昀鋆记得，当社工问，死亡可不可以表达？一个失去了父亲的小男孩非常困惑。

“他站在那里说，我不知道。”这个孩子有时会独自在学校里哭。

即使在香港，哀伤辅导依然人手紧缺，全香港只有三家专门提供哀伤辅导的机构，有机构一个月服务60位来访者，但只有5位员工。“大家都挺怕触动哀伤，一个人如果因为丧亲出现问题，其他机构的第一反应是把他直接打包转介过来。”但这些机构也不享受政府资助，要依赖基金会资助与自筹款存活。

冰山下还有更多的人。依据中国年度死亡人口数据，近年来，中国每年有1000万以上人口死亡，在以核心家庭为主的中国，这意味着每个家庭至少两位家人成为丧亲者，也就是有2000万以上的人经历了丧亲之痛。但真正愿意表达的只有很小一部分。李昀鋆在2017年收到了191份访谈报名表，但许多人都在后续接触过程中出于种种顾虑退出访谈。其中的一位男性直到2025年3月李昀鋆“一席”演讲当天上午才再次联系她。他和爱人一起参与了整场活动，“想来听听你和其他人的经历是怎样的”。

李昀鋆知道，长辈往往告诫年轻丧亲者隐藏自己的身份，单亲会被看不起，在婚恋市场上甚至也被视为缺陷。新书宣发活动中，她甚至看到了这样的评论：你们这些小孩“克”父母。

但那次演讲的600张门票在开票第二天就贩售一空。站在台上，李昀鋆开门见山地介绍道，她是一个“丧母的人”。她感到两盏巨大的探照灯打在脸上，让自己看不清ppt或台下的人，但能明显感受到左手边有人在哭，哭得很大声。许多年轻观众在签售环节表达了感动，有人专程从深圳飞到上海来。一个年轻女孩欲言又止，直到所有人都离开，又默默走过来，告知自己的父母也都过世了。

李昀鋆陪她哭了一会儿，拥抱，重新签名。

此书献给甘瑞珍

有了家庭、工作，与社会角色后，李昀鋆感到自己的强烈哀伤转变了，成为对母亲悠长又笃定的思念。

2020年，李昀鋆在博士论文的扉页将研究“献给我最最亲爱的母亲”。又过了五年，书籍正式交印，她把它改成了“献给甘瑞珍”，她的名字。“我希望她不仅是我妈妈，她其实还是她自己。”

甘瑞珍一直是家人们的好大姐、丈夫的妻子、女儿的好妈妈。但李昀鋆上坟时，甚至不知道她喜欢什么花——母亲总说买花太浪费钱，不如买点实用的。她所代表的那一辈女性，生活中的一切都围绕家庭，不太有自己。

同样不知道的，还有甘瑞珍喜欢哪一张自己的照片，如果可以选择，她想在葬礼上放怎样的音乐？回想起葬礼时的仓促，虽然听不太懂方言，但是她大概知道，悼词里在赞颂逝去的人是一位好妻子、好母亲，虽然这都是事实，但又像和真正的甘瑞珍没什么关系。

李昀鋆努力拼凑记忆中的母亲：38岁才结婚，很喜欢读书，喜欢数学，受“文革”影响，自学、读夜校、考上会计。母亲的好姐妹提起过，当时大家觉得她太“挑”、催着她结婚，母亲一定受到过很多压力……母亲希望女儿能读博士，想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

李昀鋆最终选择在母亲的碑前放上向日葵，不是菊花或康乃馨，她想把向日葵的温暖带给母亲。她还“收留”了母亲的许多小照片，在老屋子“抢救”母亲的遗物，带到香港的家。

她留下的，包括帮母亲整理遗容时用的梳子、打完针后帮母亲止血用的棉花、一张写了母亲字迹的便签，以及一沓母亲未完全纳成的手工鞋垫。这些直接属于母亲的东西，是李昀鋆“无数次哭到崩溃时”的安慰。记忆让逝者继续存在，李昀鋆的爱是甘瑞珍生命的证据。

李昀鋆依然会在很多时刻感到痛，但人生就是这样，并不只有快乐，也包含关于痛苦的真相。

一位被访者告诉她，回想过去那些年，浑浑噩噩，“眼前好像是蒙了一层雾”，但现在看清万物的颜色，太阳美好，花花草草也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