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有代人吃尽了时代红利，而另一代人被牺牲吗？

许多年之后，面对经济萧条，“团块次代”将会回想起，父母带他去见识摩天大楼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他们仰头看见玻璃幕墙反射的天空，那时，谁都以为未来只会越来越好。

如今，日本面临严重的老龄化和少子化；年轻人学历贬值、就业困难、延迟退休，甚至无法退休也是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日本社会学家山田昌弘写过一本书，名字直白得近乎残酷——《社会为什么对年轻人冷酷无情？》。这本书在日本引起广泛共鸣，但我也有一个怀疑：年轻人真的有那么惨吗？真的有一代人吃尽了时代红利，而另一代人被时代牺牲吗？

本文将追溯日本70年代、90年代与当下三代年轻人的处境，梳理制度、经济与社会文化如何在代际之间传递与影响，试图从中窥见答案。

文｜zeze

编辑｜oi

团块世代：70年代的年轻人，和欣欣向荣的未来

如果时间回到上世纪七十年代，走进日本的大学校园，听到的会是赞美都市生活和爱情的City Pop，看到的会是对未来充满畅想的《哆啦A梦》。那时的大学生活，比起学习，更多是社团、蹦迪、恋爱……对他们来说，大学就是用来享受的。

山下達郎 – Spacy 专辑封面；松原美紀-Light Mellow 专辑封面。City Pop是日本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主流曲风，以都市和爱情为主题

这代人被称为“团块世代”，他们出生在1947年至1949年的婴儿潮，等到他们成年，日本正迎来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扩张，社会对劳动力有着极高需求。所以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进入那些新兴企业。而整个社会，也为他们准备好了完善的托底机制，涵盖就业、家庭和社会保障。

就业方面，两大制度保障了他们的未来。

首先是“终身雇佣制”。一旦进入企业成为正式雇员，若没有极特殊的理由，企业不能解聘，是实实在在的“铁饭碗”。

另一个制度是“年工序列制”。它根据员工的年龄和工龄来决定工资水平和晋升路径，是一套“长幼有序“的体制。

两大制度搭配，加上岗位培训、住宿补贴等福利措施，轻松就业的同时，晋升前景也稳定可靠。

在这个时代，几乎只要你想，就能成为正式社员。

在就业保障制度下，一个男性的薪资足以支撑整个家庭的开支，家庭结构十分稳定——也即日本政府所倡导的“模范家庭”。在当时流行的漫画中，无论是《樱桃小丸子》还是《哆啦A梦》，家庭图景几乎如出一辙：丈夫是企业里的正式雇员，承担全部经济来源；妻子则作为全职主妇，负责相夫教子、操持家务。家庭作为社会最小治理单位，在团块世代显得尤为稳定可靠，因而恋爱、结婚、男主外女主内的生活方式也提供给这一代人安全感。

《哆啦A梦》，父亲为正式雇员，母亲为全职主妇的“模范家庭”

《樱桃小丸子》，父亲为正式雇员，母亲为全职主妇的“模范家庭”

年轻人事业有成家庭美满，经济腾飞带来社会一片欣欣向荣。于是，福利体系的关注点转向了社会唯一的弱势群体——老年人。

“团块世代”的父母大多从事农业等低效率劳动，如何让他们不依赖子女就能安享晚年，成为全社会的共同愿景。为此，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护理、保险等尊老政策，其中最核心的是年金制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养老金。

年金制度采用当前劳动人口缴费来供养退休人口的“现收现付制”。为老年人提供了稳定的现金流，成为“人人都能安享晚年”的社会承诺，年金制度一度成为日本最为骄傲的政策之一。

日本经济迅速腾飞，人们把自己轻易得到的成就完全归结于努力，狂热、奢靡的氛围迅速蔓延。1986年1月，日经股市从13000点起步，到1989年，日经已经上升到接近39000点的水平。全民炒股，钱大量的流入股市和楼市， “卖掉东京就可以买下整个美国”的口号似乎并不是幻想。

但是，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他们以透支未来为代价，高涨的投机活动让经济泡沫越来越大，直到“平成大萧条”的到来。

团块次代：90年代的年轻人，幻想破灭

时间来到九十年代。起初，日本民众并未真正感受到泡沫破裂的冲击，许多人相信经济只是暂时受挫，复苏只是时间问题。直到第一个信号出现——房价下跌。

在信贷持续收缩之下，1993年的六大主要城市住宅地价较1990年下降了30%，城市平均地价十二年蒸发了3/4，资产泡沫迅速崩解，房地产行业随之崩盘。

90年代起，日本房价经历了长达十年以上的下行。1955-2021年日本城市住宅土地地价指数（2010年=100）资料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90年代起，日本城市平均地价持续下滑。1955－2021年日本城市地价指数（2010年=100）资料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同时，社会开始频繁出现恶性事件。最为严重的是1995年春天，在东京地铁三条最繁华的干线同时发生了有计划的沙林毒气泄漏，被称为“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这场罕见的恐怖袭击彻底击碎了民众对社会秩序的信任。

而此时，即将大学毕业的“团块次代”，也就是“团块世代”的子女后代，他们怀揣梦想，准备大展身手，步入社会却发现“毕业，即是失业”。

人们才渐渐有了“时代变了”的实感，才渐渐接受了一场将会长达30年的经济萎靡——“就业冰河期”就此开始。

一、就业环境的变化

曾经撑起“黄金时代”的两大用工制度，反而开始阻碍年轻人的就业。

因为社会经济低迷、人员过剩，企业不愿意再实行“终身雇佣制”，同时极大地缩减应届生招聘名额，大学生就业率骤降至64%。即便年轻人千辛万苦挤进了企业，“年工序列制”下的论资排辈则成了他们的职场天花板。它不看绩效，也不看能力，“熬资历”成为唯一的晋升路径。

于是，职场中出现了一类人：

他们早早来到公司，看看报纸，在工位悠哉一两个小时后就离开了。因为他们会像妖精一样时而出现时而消失，所以他们被年轻人戏称为——妖精大叔。他们拿着2000万日元的年薪，却不怎么会用电脑，用两根食指在键盘上敲敲打打。他们凭借“年工序列制”在公司熬到了中层，又靠“终身雇佣制”坐享其成。

但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两套制度让他们彻底无望。

年轻人对企业失去信任，但依旧渴望稳定，很快便迎来了“考公潮”。从1991年开始，四年间，考公人数从18万突增到33万。

90年代起，日本公务员报名人数持续攀升。图源：日本人事院，转引自《关于国家公务员人事管理等方面的现状（国家公務員の人事管理等に係る現状について）》（平成25年4月1日），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推进本部事务局

但很显然，政府的规模也无法吸纳这么庞大的应届生队伍，因此扩大社会就业岗位成了政府政策的重点。然而，面对沉重的就业压力，政府尝试了多种政策，但其实际效果却软弱无力。

二、对策的失效

1.提倡零工经济

由于年轻人难以获得正式雇佣机会，不得不以兼职或劳务派遣等非正式雇佣的形式参与工作。

日本政府顺势而为，索性大力倡导“零工经济”。

这套政策看似拓宽了就业渠道，但真的如此吗？

事实上，自1947年日本《职业安定法》明确禁止职业中介，到1986年才正式开放，“劳务派遣”这个概念在日本人的观念里一直是违法的。因此，非正式雇佣长期受到就业歧视。以2020年为例，正式雇佣劳动者收入的中位数大概是32.42万日元每月，而非正式雇佣每月只有21.48万日元，相差1/3，其中女性更低，每月仅有19.33万日元。在这种收入水平下，他们必须极力节省开支，才能勉强有所盈余。

更糟糕的是，这场“降本增效”的零工改革逐渐演变成了企业的用工习惯。企业不再愿意投入真金白银培训正式员工，而是选择更为便宜的零工。

2013年，24岁以下的职场年轻人中，男性非正式雇佣率为45.7%，女性为52.3%，比率还在不断上升。相同工作的情况下福利待遇普遍不及正式雇员的50%。他们没有上升通道，没有技能提升，更没有社会保障。（数据来源：日本总务省统计局《2013年劳动力调查（详细统计表）》）

“零工经济”的推广，表面上是拓宽就业渠道，实质却是方便了企业削减人力成本、国家减轻财政负担，最终成为就业市场的结构性危机——国家角度，短期上看，失业率数据漂亮了，财政压力减轻了。长期上看，社会保障缴费不足、年轻人消费低迷，反而拖累经济。个人角度，正式雇佣待遇好，但难进，非正式雇佣低薪、无保障，然而占比逐年上升，企业形成依赖零工的用工惯性。于是，越来越多年轻人被卡在低薪、无晋升通道的循环里，社会阶层固化。

2.大学扩招

即便是推行了零工经济，社会上依旧有大量适龄年轻人没有工作。因此，日本政府决定让高等教育吸纳冗余的就业人口，也就是大学扩招。

政府放宽了设校审批程序，20年时间，日本大学数量从五百多所激增近八百所。本科入学率也从1991年不到30%上升到如今接近60%。

大学数量不断增加。图源：内阁府《人材投资.文教参考资料》（平成29年4月25日）

本科入学率不断增加。图源：e-stat,日本文部科学省,德邦研究所，转引自中文报告《教育行业专题：日本高等教育行业研究》

不仅如此，1991年日本大学审议会还提出“研究生倍增计划”。扩招实施不到三年，硕士人数就从6万暴增至11万。继“考公潮”之后，又迎来一场声势浩大的“考研热”。

90年代，日本研究生数量不断增加。图源：日本文部科学省，转引自佐藤郁哉《研究生院大众化与社会学教育》

然而，学历的快速膨胀带来的是教育回报率的急剧下滑，教育投入的收益越来越低。

1990年，个人教育回报率和社会回报率迅速下降，均跌破了7%，OECD的数据显示，1999年，日本大学教育回报率有所回升，男性为7.9，女性仅为7.2，但仍远低于同时期的发达国家，美国14.9；英国18.5；法国14.3。（数据来源：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 No.333）

教育已然变成了一种高风险的投机行为，投入大量的时间、金钱和努力，最终可能收效甚微。

研究生扩招政策出台后，每年拿到博士文凭的就有1.6万人，但每年各个大学教师岗位的进人指标最多也不过4000人，结果大多数人只能先当临时讲师，收入低且不稳定，甚至有50%以上的概率，一辈子都无法转正。

3.提倡乡村振兴

城市容不下年轻人了，那乡村呢？

在日本“就业冰河期”的阴影下，城市已不再是年轻人理想生活的保障地。高房租、低就业率、强压力，令不少人不得不重新评估留在都市的代价。

1999年，日本修改出台《食物、农业、农村基本法》，提出“乡村振兴战略”，鼓励城市失业青年返乡就业。2014年，又推出“地方创生”战略，试图缓解大城市人口过度集中和地方衰退的问题。

然而，这套机制在执行中逐渐显露出“出口导向式治理”的问题：

很多“地方创生”项目更像是政府在为都市问题“找出口”，而非真正为地方培育新生机。

此外，多数逃离大城市、迁往乡村的年轻人，并未获得长期稳定的职业通道。他们从城市退场，却没有进入一个有增长前景的新系统。除了极少数自愿从事农业、手工艺、社区组织的“自洽型青年”，大多数人依旧身处不稳定、低收入的灰色地带。这条路径对年轻人来说更多是一种“被迫退出”，与其说是“振兴”，不如说是就业压力下的无奈迁徙。

而无论是鼓励零工经济、大学扩招还是乡村振兴，都未曾触及年轻人就业保障的根本问题。

更严重的是，日本政府还选择性地忽视了一个影响更为深远、让年轻人失去动力的关键因素——年金制度。

三、代际分配失衡的年金制度

70年代，“团块世代”作为强势群体的年轻人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因此日本制定了非常完善的养老制度，照顾被视为弱势的老年人。

殊不知，20年后两代人之间的经济实力已然发生逆转——年轻人成为了弱势群体，而“团块世代”在步入老年后依旧享受高收入、高资产的地位，“退休金比年轻人工资还高”的例子屡见不鲜。

结果就是——当年强势的年轻人，如今在老年依然强势；现在的年轻人，不仅处于经济弱势，还要承担沉重的赡养负担。居民收入正以年金的形式，从在职人员加速流向退休老人，这一趋势直接体现在年轻人与老年人的供养比上。

1950年，一个65岁以上的老年人由10个工作人口缴费供养，到2025年下降至不到两个年轻人。

如果退休年龄没有延迟至65岁，预计2040年，这个比率将降到略大于1的水平，几乎一个劳动人口就要供养一个老人。(数据来源于OECD：Old-age dependency ratio)

四、下流社会

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恶化，形成了社会的结构性困境。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提出了“下流社会”的概念，即社会缺乏经济资源，也失去了向上流动的希望和动力，阶层在迅速滑落。

仅凭自己的收入无法自立的年轻人，不得不开始啃老，他们大多和父母同住，成为“全职儿女”。随着时间推移，年轻群体开始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化：

一部分人，他们父母非富即贵，从出生起就拥有优渥的物质和人脉条件，未来大概率也会沿着父母相同的轨迹继续生活，实现相对稳定的阶层延续；另一部分无法依靠父母的年轻人，则迅速滑落社会底层，成为穷忙族、飞特族，陷入低薪、无保障的循环中。

2000年开始陆续曝光出许多隐瞒父母死讯，冒领养老金的事件。背后的故事都是父母用年金撑起全家支出，父母死后，子女便冒领年金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开支。

同一时期，“网吧难民”的报道挤占了各大媒体。这些人大多是非正式雇佣劳动者，因为没有稳定收入、缺乏房屋租赁资格，或根本无力承担房租，只能长期寄居在临时、拥挤的网吧，勉强度日。

日本年轻人之间的社会差距因为父母的经济实力而迅速扩大。

而这种阶层分化的加剧，也直接导致日本在两次婴儿潮之后，并未迎来第三次婴儿潮，反而陷入了极为严重的少子化困境。大量年轻人因收入低、工作不稳定、缺乏社会保障，或主动或被动地延迟，甚至放弃婚姻。

2010年的国势调查显示，男性30-34岁的未婚率为47.3%，25-29岁为惊人的71.8%，女性25–29岁的未婚率也高达60.3%，并且这一趋势仍在持续走高。

对年轻人而言，维持基本生活已经艰难，更遑论承担养育子女的成本与压力，这种“不婚—不育”的路径逐渐固化，使得总和生育率持续走低。

按国际标准，总和生育率至少要达到2.1，才能达到世代更替，但到2023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2。

“团块次代”所遭遇的，是与父辈完全不同的时代困境。而当他们逐渐步入老年，社会依旧没有饶过他们。

五、团块次代老了之后

如今，他们四五十岁，因为一直在做兼职或非正式工作，体力、知识无法跟上劳动市场要求，被逐渐淘汰。等待他们的，将是无可回避的——老年贫困。

首先，他们的年金水平将大大缩水。老年人口越来越多，而缴费的劳动人口却逐年萎缩，据经合组织评估，日本的养老金替代率会明显下降；而且对医疗、护理的需求将急剧上升，届时日本护理行业的人力短缺问题会更加严重。

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经历过“就业冰河期”的女性。她们从事非正式工作的规模更大，收入更低，同时寿命更长。因此，未婚及离异的单身老年女性的贫困率持续上升。

据稻垣诚教授预测，2040年将达到40%，2050年时预计这一群体将达到583万人，占老年女性的近三成。到2060年，半数以上将符合最低生活保障的申领条件，这意味着日本低保体系可能会面临破产风险。

“团块次代”的老龄化是一枚威胁日本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定时炸弹。家庭社会学教授山田昌弘预测：“未来大批无法养活自己的老年人会压垮就业人口，甚至可能出现老年贫民窟。”

六、失落的一代

团块世代，作为团块世代的子女后代，是未经历过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代。90年代，他们大学毕业后恰好赶上了泡沫经济的破灭，然后成为时代的牺牲品。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日本诞生了许多影响深远的作品和作者，有描绘政府失控、末世景象的《阿基拉》、押井守的《攻壳机动队》、还有今敏、是枝裕和、岩井俊二……他们用批判和反思撑起了日本艺术的极大繁荣。

代表着经济繁荣下小资情调的City Pop，在经济破灭之后，基本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强烈批判色彩的摇滚乐复兴。

他们不信任社会和政府，对未来不抱希望，更没有消费的能力和欲望，日本经济进入恶性的通缩螺旋，进入了“低欲望社会”，长达三十年。

大友克洋《阿基拉》，呈现世界崩坏和失控

今敏《红辣椒》，职员排成一排从天台跃下

但最近几年，日本迎来了期待已久的，三十年来的第一次扭转通缩的趋势。股市一路走好，房地产行业也走出低谷，房价和销售连续攀升。

2022年至今，日本CPI年增长率为正，消费者物价指数呈上升趋势图源：财经M平方

宽松世代：当下的年轻人

一、从“求职难”到“辞职热”

时间回到当下，日本的就业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出现了大学生挑选面试官的报道。

文部科学省与厚生劳动省于2025年1月24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2月1日，应届大学生的内定率为84.3％。随后在2025年7月发布的统计中，这届毕业生的就业率高达98%。许多大企业不惜代为偿还学贷、提供住房补贴、入职奖金等优厚条件，以吸引大学生入职。

企业如此奉承，但仍有35%的毕业生在就职三年内会离开原有公司。20年前挤破头的公务员岗位也同样如此，2020年，工作不满10年的年轻职员的离职人数较7年前增加了40%以上。为此，日本甚至还出现了一个火热的行业——辞职代办，该服务让代理人与公司辞职，省去冗杂的交涉过程。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对自己的职业有了新的认知，他们不想在一个工作上做一辈子，不想过一眼望到头的生活。

二、微小幸福与大时代的反转

这种观念转折的背后，教育是不可忽视的一环。2002年日本开始推行了“宽松教育”，旨在放宽应试教育，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知识运用能力，1987年之后出生的日本人接受的就是这一教育模式，他们也被称为“宽松世代”。

相比父辈，他们更加追求生活的意义感，也更加在乎自身的价值和感受。例如，不少年轻人主动参与志愿者旅行项目：有人去菲律宾孤儿院陪伴孩子，有人潜入珊瑚礁清理垃圾。他们从这些公益行动中，获得了在日常工作里无法得到的价值感。

同时，越来越多年轻人主动选择离开大城市，去到乡村，追求一种未被消费主义侵蚀的，像电影《小森林》中田园牧歌的生活。据日本总务省调查，20至30岁的年轻人中，有42%表示希望到农村或渔村居住。

电影森淳一《小森林夏秋篇》中远离都市的喧嚣和浮躁的生活

而这种追求微小确定的幸福背后，是对宏大叙事、时代发展进程的不信任。对于他们来说，都市的线性竞争不再是唯一选项。

当然，年轻人能在就业市场上“获得主动权”，并不仅仅因为价值观的变化。背后推动市场供需关系转变的根本原因，是日本极其严重的少子化。日本人口结构呈顶部膨胀的“棺材型”，上一代人不生，导致劳动力严重短缺，反而年轻一代在就业市场上占据了优势。

2025年日本人口结构预测图图源：https://population-pyramid.net/zh-tw

三、家庭结构的演变与代际矛盾的加剧

然而，稳定的工作和可观的收入，并没有换来生育意愿。在“麻烦”与“负担”的标签下，恋爱黯然失色，有三分之一的年轻人，不只是没有恋人，连异性朋友都没有。

“草食系男子”就是其中的缩影，他们看到异性就会脸红，在中学时期就意识到自己是不受欢迎的那一类，所以很早就放弃了主动结交异性的想法。同时，日本的牛郎会所、女仆餐厅等产业提供了情感关系的替代出口，社会评论家牛窪惠对600位年轻人的样本调查和访谈中，“二次元不会背叛”的口号频繁出现。

换句话说，在现实世界中难以实现的情感欲望，被转移到了虚拟世界或消费型关系中。

这种趋势在婚姻与家庭观念上也得到了印证。山田昌弘于2021年指出，现今30多岁以下的年轻人终身不婚的概率高达25%，这意味着在年轻群体中，每四人就有一人终生不婚。

不仅如此，家庭模式也日益多样，无论是朋友、同性伴侣，还是宠物都可以成为真挚的家人，宠物继承财产的案例也常有发生，甚至还出现了例如“周末婚”“现代走婚 ”“里山婚”等各种“合作式婚姻”。

虽然年轻人的选择变得更多元，但政府政策却并不希望如此。

相对于“棺材型”的人口结构，日本的福利政策却呈现“哑铃结构”。一头是老年人，用于养老保障，另一头是婴幼儿，用于鼓励年轻人结婚生育。而承担两头压力的是中间的“杠”——单身的年轻人，他们一方面无法享受结婚生育相关的高额补贴，另一方面也不能享有家庭的低报税比率。单身群体在财政再分配中被边缘化，承担了沉重的“隐性单身税”。

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年轻人不仅在经济上承受压力，在心理层面上也越来越对国家和未来失去信心。

2024年2月日本财团发布的六个国家的“18岁意识调查”显示：仅有15.3%的日本年轻人认为“日本未来会变好”，这一比例远远低于中国、印度等国家的同龄人。

仅有15.3%的日本年轻人认为“日本未来会变好”。图源：日本财团18岁意识调查“第62次：对国家和社会的意识调查（6国调查）”报告书

讽刺的是，在一个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强调敬老的社会里，日本却发展出浓厚的“厌老”氛围。

从经济角度来讲，一个残酷的事实是：老年人太过于长寿，对社会来说往往被视为负资产。 “老年人”这一社会角色，不仅产出低，还会消耗大量的社会资源。所以老年人为了维持尊严，即使到了退休年龄也会继续在岗位上工作。日本形成了目前独有的“无退休社会”。

结果是，不仅年轻人承受巨大的经济与心理压力，老年人也无法安度晚年。社会的代际矛盾形成了负和博弈的双输局面。

结语

所以，真的有一代人吃尽了时代红利，而另一代人被时代牺牲吗？

日本的回答是肯定的。

东京大学教授本田由纪对“就业冰河期”回忆道：“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找不到稳定工作是年轻人自己的问题。为此，青年劳动力市场的根本性改革被一拖再拖。”

直到2019年，日本政府才专门制定了《就业冰河期世代支援计划》。一个透支未来的政策，需要三代人才能消解；而迟到了整整三十年的支援，早已错过了亡羊补牢的最佳时机。

所以，究竟什么样的社会是大家所期待的？

它一定不是一个对年轻人抱有恶意的社会。

许多年之后，面对经济萧条，“团块次代”将会回想起，父母带他去见识摩天大楼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那是他们此后一生都再未触及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