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白宫日前公布最新财产申报，揭露美国总统川普在就任第二任期后短短七个月，已完成约690笔交易、购入至少1.037亿美元的公司与地方债，投资标的涵盖地方政府、学区、机场、公共事业，以及高通、家得宝（Home
Depot）、T-Mobile 与 Meta
等公司债。申报资料显示，首笔交易发生在他宣誓就职的翌日，之后一路加码至八月初。这是前所未见的总统财富操作规模，也再次将“公私分际”问题置于聚光灯下。
形式上，川普并未违法。美国《联邦政府伦理法》（Ethics in Government Act,
1978）并未强制总统将个人资产交付“盲信託”（blind trust）。然而，自卡特（Jimmy
Carter）总统以来，美国历任总统大多选择将资产交付“盲信託”管理，藉此切断自己与投资细节的联繫，好让个人财富不至于因政策决策而获益。久而久之，这成为一种维繫“公共信任”的政治伦理惯例。川普却完全背离这条不成文规则，他延续“商人总统”的姿态，持续深度参与金融市场，而其投资标的又与联邦政策密切缠绕——从半导体产业、科技平台治理，到地方基础建设，几乎无一不落在白宫决策范围之内。换句话说，当制度本应维护的“信任屏障”被拆解，总统的每一项决策都难免被怀疑带有个人及家族亲信的“荷包考量”。
新型态的美式腐败
政治经济学者麦可.强斯顿（Michael Johnston）近日在《外交事务》撰文〈新美式行骗术〉（The New American
Hustle）指出，美国长期处于他所谓的“影响力市场”（influence
markets）型腐败：政治影响力成为可合法交易的商品，透过游说、政治献金与人脉关係即可左右立法与监管。这虽不是赤裸的贿赂，但却让多数公民在政策制定中被边缘化，最终导致“监管俘虏”（regulatory
capture）。
然而，川普的治理风格早已超越这种制度内的“影响力买卖”。他直接将官方决策个人化，让总统职位沦为私人交易的舞台。根据《纽约客》记者大卫·柯克帕特里克（David
D.
Kirkpatrick）的调查估算，自川普第二任期以来，他与家族从白宫决策中获利高达34亿美元，其中仅加密货币就佔23.7亿美元；此外，还包括卡达政府赠送的一架市值1.5亿美元的豪华专机，以及来自中东地区房地产与授权合作的超过1亿美元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