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既想在中东实现战略收缩
又想防止核扩散
这两个目标之间存在根本矛盾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已寻求调取美国各情报机构的电子邮件和聊天记录，以便用AI工具挖掘可能破坏特朗普政府议程的行为。
多位高级情报官员认为，这实际上是在筛查情报机构内部的政府批评者。
作为特朗普的首席情报顾问，加巴德负责监督美国18个情报机构。尽管她宣称要消除“情报政治化”问题，却被曝出向情报机构施压，要求修改对特朗普政策不利的评估，并解雇了多名不肯配合的资深情报官员。
“在我看来，特朗普政府目前的很多做法，正在严重破坏情报机构现有和应有的功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冯稼时（Thomas Fingar）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曾为八届美国政府工作过的他指出，情报界如果“把对总统的忠诚置于对事实的忠诚之上”，将沦为宣传工具，彻底违背独立情报机构成立的初衷和价值。
冯稼时。图/世界和平论坛
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冯稼时领导的国务院情报研究局（INR）是唯一质疑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美国情报机构。小布什执政期间，冯稼时担任美国国家情报分析副总监兼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国家情报委员会成立于1979年，负责整合来自各机构的情报，形成综合评估报告，供白宫和高级国安官员参考决策。
2007年，冯稼时主持的伊朗情报评估指出，德黑兰已停止核武研发工作。这份报告动摇了白宫对伊朗的政策立场，避免美国陷入另一场战争。
今年7月，在北京出席第十三届世界和平论坛期间，年近八旬的冯稼时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专访。在谈到美国近期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时，他指出，特朗普既想在中东实现战略收缩，又想防止核扩散，这两个目标之间存在根本矛盾。冯稼时担忧，不久前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可能适得其反，反而会强化伊朗获取核武器的决心。
漠视事实
《中国新闻周刊》：在打击伊核设施前，特朗普公开批评其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称她关于伊朗核进程的评估是错误的。你怎么看他们间的冲突？
冯稼时：特朗普总统公开否定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向国会提交的《美国情报界年度威胁评估》中的内容，这令人震惊。这份报告是预算流程的重要环节，旨在帮助国会确定总统的国家安全预算请求是否与情报部门识别的国家威胁相符——二者通常是一致的。
特朗普否定了关于伊核计划的情报评估，还直接宣称加巴德错了，却没有给出任何依据。不讲证据、不讲逻辑就做出断言，与基于事实的分析完全是两回事。我可以断言长颈鹿会飞，但这有什么证据吗？他对伊朗核计划的断言，就如同毫无根据地宣称长颈鹿会飞一样荒谬。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领导国家情报委员会，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当白宫和情报部门产生分歧，一般如何解决？
冯稼时：我曾领导国家情报委员会4年，并曾任国家情报分析副总监，我确实了解运作流程。
情报总是不完整的。情报工作不是学术研究，如果你拥有所需的全部信息，并有充足时间来整合这些碎片，你不需要情报人员。官员们求助于情报部门，是因为他们信息不足，且现有信息往往自相矛盾，甚至有些可能是刻意误导。情报工作总是在有限时间内处理不完整且矛盾的信息，为决策提供参考。情报分析师虽然无法消除所有不确定性，但会尽最大努力帮助政策制定者理解所面临的情况。
我们有多个独立团队来分析同一信息。这些团队可能分布在不同部门，比如国防部和国务院，或者情报系统内的不同机构，比如中情局。各机构人员因其背景、专长和职责不同，对同一信息的权重判断也各异。因此，不同机构得出不同判断并不罕见。遇到这种情况时，分析师们会面对面交流，明确各自填补信息空白的假设，并互相质疑：“为什么你认为这条信息比那条更可靠？” 同事之间的坦诚讨论，能帮助明确并缩小分歧。有时能达成共识，但并非总是如此。
这套规则在我20年前根据国会要求制定后就一直沿用至今。各机构独立进行分析，既能避免群体思维，又能相互制衡。这一过程同时保证了透明度，让人清楚了解分析过程中考虑了哪些因素，以及为何做出或放弃某些判断。
当你的同事——同样聪明、掌握相同信息的人——得出不同结论时，你不可能对自己的判断充满信心。这时候，你必须清楚地告诉决策者，自己对判断有多少信心以及分歧所在。这实际上就是告诉决策者：在动用国家力量前，你需要知道这些判断的分析基础其实很薄弱。至于是否根据情报人员的判断采取行动，这不是情报判断，而是政策判断。
换句话说，我们有两种处理分歧的方法，一种是程序性的，另一种是结构性的，比如直接与决策者进行面谈。我直接向国务卿汇报，虽然他们级别更高，但如果我不去解释和捍卫分析师们的判断，那我就失去了价值。我们的目标不是证明分析师多么聪明或者证明我们是对的，而是为需要情报支持的决策者提供帮助。
与特朗普政府不同，历届政府解决分歧都以已知的事实为基础。特朗普政府则明显漠视事实。
损害流程
《中国新闻周刊》：你提到特朗普对事实的漠视、对情报工作的不信任。这会带来什么严重的后果？
冯稼时：特朗普政府目前的很多做法，在我看来，正在严重破坏情报机构现有和应有的功能。
为什么情报部门提供的信息，与大使馆、学术界、媒体等其他渠道的信息有所不同？第一，情报部门能获取更多信息；第二，情报部门应该是客观的，不应为支持某种政治立场或政策主张而有选择性地筛选信息，它应该是决策过程中最客观的信息来源；第三，其他信息提供者往往都有各自的议程，希望政策朝着特定方向发展。情报界不应该有自己的议程，情报机构不能提出政策建议，它的职责仅限于提供事实并增强决策者对局势的理解。
特朗普和加巴德都说过和做过损害情报客观价值和情报机构客观形象的事情。比如，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攻击国家情报委员会，以及加巴德解雇国家情报委员会代理主席，仅仅因为其关于委内瑞拉的评估与总统的公开立场不符，让总统不满。情报界不应该把对总统的忠诚置于对事实的忠诚之上。如果高级情报职位的任命标准变成了是否支持政府想要的政策，那独立情报机构存在的意义就荡然无存。情报部门一旦沦为宣传工具，不仅违背了成立初衷，也彻底丧失了存在价值。
在我任职期间，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的职位被视作政府中最好的工作。你能调动美国政府的各种资源，随时联系到全球顶尖专家，无论政府内外。你可以直接与政府最高层对话，了解他们需要什么信息、已知什么、计划做什么、何时决策，以及他们偏好通过什么方式接收信息，比如书面报告、口头汇报或者通过下属传达。
在伊朗和委内瑞拉问题上，特朗普拒绝向情报专业人员寻求客观信息。此外，公开质疑情报判断，对整个工作流程是有损害的。情报分析师向总统和其他官员提供的信息不应该公开，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宜公开，这些信息应是决策过程中的内部参考。没人愿意看到情报部门变成一个公开表演的舞台。如果分析师担心自己的评估会被公开而扭曲分析结果，情报工作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情报工作的核心目的是为政策决策提供信息参考，而不是由情报专业人员自己来制定政策。
目标矛盾
《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你的团队在最后时刻改变了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评估。这份报告的初稿结论与先前评估一致，认为德黑兰仍在研发核武器。但在报告即将送交白宫前，新情报出现导致结论改变。最终报告写道，分析师“高度确信”德黑兰在2003年停止了核武器项目。这在华盛顿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让你受到许多来自“鹰派”的攻击。你预料到这个情况了吗？
冯稼时：在华盛顿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只存在政策成功或情报失败两种可能。如果政策出了问题，那是因为情报分析不好。如果政策有效，没有人会说是因为情报人员搞清楚了状况。如果你在情报系统工作，你会理解这一点。
我们的工作是跟踪并解释我们所知道的事实。以伊朗核计划为例，当时新证据的出现要求我们修改之前判断。在大多数情况下，你无法立即判断这些评估是对是错。有时，“已知”的事实也会被证明是错误的。
在情报工作中，不确定性是无法避免的。情报工作的职责是向决策者清楚说明信息质量：我们知道什么？哪些方面仍不明确？如何弥补信息缺口？诚实的分析师会说，自己所知的远少于理想状态，但会尽力而为。
《中国新闻周刊》：从特朗普海湾之行的发言来看，他关于中东政策的重点，是商业交易和经济伙伴关系，而不是军事干预和推广意识形态。然而，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又偏离了这种方针。特朗普到底想在中东实现什么目标？特朗普能否做到其他总统都未能做到的事情，让美国摆脱中东泥潭？
冯稼时：我曾为八届美国政府工作。每一届政府都希望减少在中东的参与，但都发现这并不容易。
美国最初介入中东事务是因为石油。虽然美国本身并不需要，但我们的北约盟友需要。后来，我们的亚洲盟友也需要稳定的石油供应。这也是为什么二战后英国撤出后，我们进入了该地区。
以色列是第二个因素。由于纳粹大屠杀及美国在二战期间拒绝接纳众多犹太难民，一代美国人感到有特殊责任保卫以色列。
核武器是第三个因素。防止核扩散长期以来是美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重要部分。这也是美国为何向那些完全有能力自制核武器的国家提供核保护伞。
美国在中东的介入付出了政治代价，这为美国霸权的争论提供了素材。
特朗普在该地区有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一是消除、减轻或推迟该地区核武器的扩散。如果伊朗拥有核弹，埃及和沙特已明确表示他们也会寻求核武器。另一个目标是战略收缩和不干预。
特朗普不想陷入无休止的战争，不想有大规模的海外部署，以及像在阿联酋的海军基地这样对商业不利的军事存在。特朗普团队中，很多人希望缩减美国的全球力量分布，主张让该地区的国家对自身稳定和安全承担更多责任。然而，这可能导致这些国家寻求更多武器。美国或许能从武器销售中获利，但普通美国民众不会因此受益。特朗普必须平衡这些相互冲突的目标。
我认为特朗普相信核武器扩散是有害的，也认为最近的袭击会让伊朗人确信他们必须获得核武器来保障自身安全，延迟其核计划可能反而会增加长期危险。这方面，伊朗人可能会吸取乌克兰放弃核武器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