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11日，位于太平洋沿岸的卑诗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伯纳比市宣布，将于11月15日就1892年至1947年间实施的，针对华裔的歧视政策正式致歉。
19世纪中后期，成千上万的华工远渡重洋，以血汗乃至生命铺就了太平洋铁路，不仅物理上贯通了加拿大东西海岸，也为卑诗省于1871年加入联邦奠定了基础。然而，1885年颁布的《华人移民法案》（1885年人头税条例）首次将“人头税”写入立法；1923年修订的《华人移民法案》（1923年排华法案）则以“零配额”取代高额人头税，几近全面禁止华裔入境与入籍，直至1947年才被废止。与此同时，省、市、镇各级政府也陆续颁布排华地方法规，据全加华人协进会统计，此类法案多达223项。
近年来，随着华裔群体影响力日益增强，社会各界对这段“排华”历史的反思呼声越来越高。自2005年以来，加拿大联邦政府、新威斯敏斯特市政府、卑诗省政府和温哥华市政府相继为历史上对华裔的系统性歧视政策公开道歉；伯纳比市的行动，正是这一持续反思与和解进程中的又一次重要举措。
太平洋铁路与华工的血泪历史
加拿大全境的统一与现代化进程离不开太平洋铁路的建设。作为一项国家级的工程，铁路建设迫切需要大量劳动力，而当时加拿大劳动力短缺，无法满足建设需求。为此，加拿大政府决定从中国劳工中寻求帮助。
而实际上，在加拿大主动征召华工修建铁路前，部分中国东南沿海民众已经先行抵达加拿大。这其中的原因，首先就是鸦片战争后，各类需要大额赔款的不平等条约签订，恶化了原本就存在的苛捐杂税与人口膨胀问题，经济衰退与政局动荡交织，导致民众生计艰难，大批中国人被迫移民海外以谋求生计。
与此同时，美国在废除奴隶制度后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急剧上升，许多华工签署“苦力合同”前往美国务工，由此打开了通往北美特别是加拿大的移民通道。
1849年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又引发淘金热，吸引大量华工前往；而当1858年加拿大弗雷泽河一带发现金矿的消息传开，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又从加利福尼亚迁移到卑诗省，使该地区成为新的淘金目的地。
还有工业革命带来的国际贸易扩张，加上广州“一口通商”政策和加拿大维多利亚港发达的船务业，使中加之间的海上交通变得相对便捷，华工能以更低成本、更短周期跨洋移徙。
此外，19世纪中期以来北美传教士在华办学行医及传播西方生活方式，也客观上促成了移民对北美的向往。
总之，根据1874年的人口统计，加拿大境内的华人已约3000人，但这仅是华工大规模进入的开端。随着国家向西部扩张，1878年联邦政府决定修建太平洋铁路，以实现东西部连通并兑现卑诗省加入联邦的承诺。首任总理、素有“加拿大铁路之父”之称的约翰·麦克唐纳（John A. Macdonald）将最艰险的西段工程交由美国工程师安德东克（Andrew Onderdonk）承包——正是他在美参与中央太平洋与联合太平洋铁路建设时，深知华工劳动力的价值。
1881年至1884年间，约17,000名华工在极端条件下踏上北行之路。他们多由中国商人承包招募，签订所谓“苦力合同”后，乘坐被称作“大鸡蛋”的三桅帆船从香港出发，“船舱狭小、污浊，淡水和粮食严重不足，四人共分八两米饭，仅供两次茶水”，数月颠簸中，饥饿与疾病夺去了无数生命。1881—1884年间，这群华工在酷暑与严冬、泥泞山谷中日夜施工，营地简陋、缺医少药，报酬仅为白人工资的一半左右（华人每日1.35加元，白人每日2加元）。广东籍华工郑敬弼之子郑华旺回忆：
“父亲1881年自新会来加，素无冬衣，仅着薄衫草鞋；入冬下雪，公司既不发手套，也无靴子，只好用布条缠足御寒。”
尽管华工凭血汗铺就了横贯加拿大东西、连接温哥华与蒙特利尔并延伸至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芝加哥与纽约的北美命脉，他们却始终被官方和舆论边缘化，并被诽谤为“易染恶疾、生活淫乱”的“难以同化之人”。
早在1873年5月，维多利亚地区爆发首波有组织排华风潮，标志着对华人歧视的制度化蔓延；卑诗省加入联邦后，省议会先后于1872年剥夺华人及印第安人选举权（1875年获英女王批准）、1876年通过《市政法》禁止他们参与市政选举。1879年，基层白人工人组织“保护工人协会”主席莎士比亚公开请愿，“只用白人，勿用‘蒙古劳工’”，为政策定调。自1885年起，通过征收高额人头税与实施《华人移民法案》（1885年、1923年两版）等立法，华裔被长期系统性排斥于社会主流之外——这一制度化的种族歧视，延续了半个世纪之久。
从人头税到排华法案
1885年，加拿大政府因白人对华人移民的不满（所谓“白色加拿大主义”运动），成立皇家华人移民委员会调查限制华人移民的必要性，也由此掀开了国家层面排华的序幕。委员会征集了51份证词，仅两位华人代表获准出席。尽管少数证词肯定华工在太平洋铁路建设中的经济贡献，但大多数听众呼吁收紧入境。委员会建议征收每人10加元的人头税。7月20日，《华人移民法案》获批准，正式将人头税定为50加元，只对外交官、政府代表、游客、商人、科学家和学生等群体予以豁免；同时规定，船舶每50吨船重仅可搭载一名华人移民，禁止麻风病患者及妓院出身者入境，使得当时常见的300吨级船只最多只能一次运载6名华工。
随后，排斥华人的法令强度不断升级：1887年修正案允许与非华人通婚者及经加拿大铁路中转者免税，实质上是对跨族裔婚姻的经济惩罚；1912年再度修订，要求所有华人出境前都须向移民官登记，行踪受到严密监控。进入20世纪后，人头税一路飙升：1900年从50加元翻倍至100加元，1903年再增至500加元，相当于一名华工数年的全部积蓄。这一系列措施紧随美国1882年《排华法案》之后，成为加拿大首部以族裔为由的排斥性移民立法，也为1923年彻底禁止华人移民的《华人移民法案》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1923年7月1日，《华人移民法案》正式生效，加拿大以“零配额”取代高额人头税，几乎全面禁止华裔移民，仅外交官、非定居商人和外国学生等少数群体仍获豁免。从“雁过拔毛”到“严令禁止”，背后缘由可归纳为以下几条：
「地方排斥氛围的积累（1907–1914）」
1907年温哥华排亚暴动点燃了整个卑诗省的仇华情绪：暴徒砸店、辱骂并驱逐华人，将他们塑造成“抢夺白人工人饭碗的外来者”。随后，省议会迅速通过剥夺华裔选举权、禁止华人经营洗衣店和餐馆、封锁华工主要口岸等法令，强硬措施和煽动性言论交织，形成了惊人的排华合力，导致了联邦政府日后收紧移民政策。
「中加订约斡旋的破产（1909–1922）」
加拿大联邦政府自1909年起试图仿效日美《绅士协定》，与清廷商议“废除人头税、华方自行对华人移民限额”双边条约。1914年，北京外交部派遣杨书雯与加方进行谈判，起草了17条《华工入坎（加）合同》草案。1922年接任驻加总领事的周启沅在温哥华和渥太华登报造势，联合华侨座谈会拟定“废税、限额、自主管理、团聚回程”四大纲要。然而，由于彼时中国正处于军阀割据时期、一战爆发打断谈判以及沟通脱节等因素，谈判的成功迟迟未能落实。
「一战后劳工市场的紧缩（1918-1921）」
战争结束后，加拿大大批退伍军人潮水般归国，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失业率迅速攀升。工会和政界人士利用媒体将华工标签化为“廉价竞争者”，声称他们侵占退伍兵和本地白人工人的生存空间，引发全面禁华的强烈呼声。在这种社会氛围下，联邦政府内部对高额人头税的有效性也产生质疑，转而寻求真正能“一票否决”华工入境的“零配额”方案。
由于多种因素叠加，1923年初，为防止新一波华工潮，加拿大移民局助理首席华工事务官瑞德建议一开春就提出新法案。2月27日，长达43条的《华人移民法案》（Bill 45）草案完成；3月2日即在众议院通过一读。尽管华侨法律顾问廖鸿翔及温哥华、卡尔加里等地华侨驳例局跨省联名抗议，提出“事在迫切，须速驳论挽狂澜”，议会仍以闪电般的速度推进：4月30日完成二读，5月4日三读通过，6月30日参议院微调后定稿，7月1日正式生效。此后，除外交官、非定居商人和外国学生外，所有华裔一律被拒于国门之外——家庭团聚与劳工引进全面中断，选举权、就业权和社会参与权也被彻底剥夺。
华人社团抗争与加拿大政府道歉
在1923年《华人移民法案》全面禁止华人赴加团聚后，加拿大华裔陷入长期家庭分离与心理创伤。然而，正是在这一制度性歧视的压迫下，华人社团开始组织化抗争。
1924年2月，维多利亚的华人俱乐部、国民党、致公堂、宪政党、反歧视移民法协会等团体，联名致信中华会馆，提出将每年7月1日定为“耻辱纪念日”，以示对排华政策的愤怒。4月，宪政党在华文报纸发表长文，回顾华侨为加拿大开国奠基的贡献，严厉指责排华法案剥夺华人正当居留权，并号召举行纪念活动，同时向中国北洋政府及西方报社发出电报、投稿。同期，多伦多抗例总局发出通告，号召全国华侨联合抗议。5月4日，维多利亚中华会馆正式通过决议：每年7月1日为华人社区“耻辱日”，此举迅速得到加拿大各省华人的响应。7月1日当天，温哥华华侨在升平剧院举行演说会，侨领慷慨激昂地抨击排华法案，与外面热闹的加拿大国庆游行形成鲜明对比；哈利法克斯、蒙特利尔等地的华人也纷纷举办抗议活动，形成跨国联动的抗争浪潮。
华文诗歌、散文与歌谣在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凝聚作用。例如《七一侨耻歌》，就以铿锵文字生动表达了当时在加华人的悲愤与无奈，也超越了社团、政党和阶层的分歧，成为记录那段屈辱史的珍贵文献。辗转刊发于各地报馆的杂文，如《客感》两则等，也不断提醒：华人在海外不仅为加拿大建设付出巨大牺牲，更承受着法律与舆论的双重压迫。
这里摘录《七一侨耻歌》，带我们体会当时在加华人的悲愤情绪。
七一侨耻歌（一）
真可恨，碧眼儿。恃着强权唔讲理，苛例频频向我施。
自从四三条例起，七一实行四周期。
当初抗争齐出力，侨胞热烈我钦迟。
可奈蛮邦施压力，终成铁案莫能移。
禁绝华人来坎地，违背公理极端驰。
彼往中华无阻碍，因何待我独相歧。
思想起来羞辱甚，世事难平孰过兹。
今朝七一行纪念，恰逢坎属国庆时。
人家巡游高兴极，我应悲愤慷慨而。
切勿事过忘掉却，五分热度被人欺。
所望侨胞有始终，坚持到底莫迟疑。
他年祖国兴强日，照样施行对待伊。
否极泰来原有定，佇看达的共扬眉。
进入20世纪30年代，尽管抗争的形式有所变化，但华人社团的抵制行动从未中断。1935年，温哥华市政府再次邀请华裔参加加拿大国庆庆典，中华会馆随即发出通告，呼吁社区拒绝参与、坚守“耻辱日”纪念——这已不仅是政治抗议，更是对历史记忆的捍卫。排华立法在华人社区留下了深重创伤：唐人街人口急剧减少，不少小城华埠因无新移民而荒芜；高额人头税迫使家庭举债典当，夫妻儿女分隔两地的焦虑与不安长期弥漫；身份证上甚至被标注“此证明并不代表持证人在加拿大有合法身份”，即便土生土长的华裔也遭到污名化。在教育、就业和参政等方面，华裔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直到珍珠港事件之后才略见转机。
二战爆发后，华裔青年以“以德报怨”的胸怀踊跃参军，许多人同时购买胜利债券，支持加拿大政府对抗法西斯集团。1942年，卑诗省政府修改选举法，恢复一战、二战华裔老兵的投票权；这一突破成为废除歧视性立法的重要先声。1945年，《联合国宪章》第55条强调普世人权平等，加拿大作为创始会员国，不得不清理国内“黑暗角落”。1947年5月14日，历经24年的《华人移民法案》终于被正式废止。
法案废除后，华人社团迅速开展第二波家庭团聚运动。1947年5月21日，侨埠废除“三·四苛例”委员会在台山会馆召开会议，指出虽《华人移民法案》已废，但《东亚移民条例》对华人仍存歧视，号召继续抗争；华人社团联合呈请国会、争取主流舆论支持，力图凭借中加反法西斯盟邦关系及华裔老兵投票权恢复的先例，逐步打破禁锢。1948年，多伦多废例总会代表及渥太华分会负责人前往渥太华，与移民部长会谈，力争废除《东亚移民条例》、尽快落实新规，让已入籍华人家庭得以团聚。1951年6月29日，移民部长来函，批准21至25岁华裔子女入境；1956年，联邦政府进一步向中南美洲、欧洲及中东华人亲属开放团聚通道。尽管时任加拿大总理金·麦肯齐依然担忧“大量东方移民”会冲击社会经济，但在华人不懈抗争下，1947—1966年间共有约28,049名华裔获批入境。这个“选择入境”时期，见证了从几乎全面禁止华人入加到有限放开的过渡，也为1967年后全面的平等入境奠定了基础。
20世纪60-70年代的全球反歧视浪潮，为加拿大华裔的平权进程注入了新的动力。当时欧美的新左派运动猛烈抨击既有体制、种族与阶级不平等，华人社团反对“人头税”和排华法案的努力与之产生共鸣，双方在街头示威、学运论坛和公共请愿中结成了跨族裔的反压迫联盟；与此同时，后殖民化思潮在学术界和政界促成了对帝国主义遗产的深刻反省；美国民权运动则通过法庭诉讼和非暴力抗争废除了种族隔离，为北美各族裔争取平权提供了范式。加拿大华裔代表团的请愿、公开演说和“耻辱纪念日”抗议，无不借鉴了这些成功经验；全球左翼的国际主义视野也将拉美、非洲和亚洲的解放运动与加拿大本土的反歧视行动紧密联结，激励华裔以更广阔的格局参与社会进步。
在这一背景下，1967年，联邦政府以“社会包容与公平”为原则，全面修订移民法，建立基于教育、语言、职业技能的积分制，彻底消除种族和国别歧视，华裔首次在法律上与欧美移民享有平等权利。这一举措不仅让华裔家庭重获合法团聚的机会，也为中加文化交流揭开新篇章。随后，1971年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Trudeau）政府推出的多元文化政策，在制度层面承认并尊重各民族的文化差异，鼓励公民保留传统习俗，推动不同文化背景群体的平等互动。这一政策标志着加拿大少数民族政策的全面转向，使华人及其文化首次大规模进入主流视野。
在这段抗争与改革进程中，加拿大各级政府也逐步反思并进行赔偿：2006年6月22日，联邦总理哈珀在国会下院向华裔正式道歉，宣布向幸存纳税者及其配偶发放2万元象征性赔偿并设立教育纪念基金；2010年，新威斯敏斯特市议会成为首个向华裔社区公开道歉的市政府；2014年5月15日，卑诗省省长克拉克在省议会为逾百项歧视华人的旧法向华裔道歉，并承诺设立“华裔加拿大人历史教育基金”；2018年4月22日，温哥华市长罗伯逊在唐人街文化中心以英语、粤语与四邑话深刻道歉，批判历史上的歧视措施；2025年11月15日，伯纳比市也将就1892—1947年辖区内的排华政策举行正式道歉仪式。
回望历史，从1885年第一部《华人移民法案》强制征收人头税，到1923年“零配额”排华法案加剧家庭分离，华人社群在血与泪的抗争中凝聚出独有的集体记忆：1924年发起的“耻辱纪念日”、抗争文学中的慷慨呐喊，以及2005年、2010年、新西敏斯特市、省府和温哥华市政府的系列道歉，在百年抗争与政府反思的双重作用下，加拿大华人华侨始终保留了比其他移民群体更深切的民族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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