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苏联经济陷入停滞。对此，苏共没有反思自身体制的缺陷，却将其归因于“社会主义的建设者”的道德价值观衰退，而造成此局面的罪魁祸首正是普遍酗酒。
于是，1985年5月，苏共通过《关于克服酗酒的管理办法》以及《关于克服酗酒以及禁止私自酿酒的管理办法》。这两项决议规定所有党和行政组织坚定且广泛地加强同酗酒的斗争，其中包括显著缩减酒类饮品的生产、限制售酒地点、控制售酒时间段等。之后，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指令《关于加强同酗酒的斗争以及禁止私自酿酒》，这一指令赋予禁酒运动以实际的行政和刑法问责权。于是，一场关于酒精的全民斗争开始了。
价格重构与禁酒惩罚
“有过7卢布，有过8卢布。我们过去喝酒，现在也不会停。如果价格还要再涨，我们就会像波兰人那样。”苏共禁酒令很快就在民间引起了波澜，尤其是价格的上涨，让普通民众难以接受。
有数据显示，苏共颁布禁酒令后，优质伏特加零售价立即上调了50%。1986年酒类停产后，国营商店酒类均价较1984年累计上涨420%。与此同时，全国实行每日11:00-19:00限时销售，每人单次限购2瓶，供需失衡进一步推高酒类价格。1987年私酿伏特加黑市价达80-100卢布/瓶，相当于当时工人的半月工资。
为了推行禁酒令，苏共推出了各种各样的惩罚措施。首先是，工作场所醉酒罚款100卢布（相当于工人半月工资），酗酒者会面临解雇风险。乌拉尔机械厂曾因多名工人酗酒，厂长被撤职并开除党籍。而黑海舰队水兵偷饮医用酒精，被军事法庭判处3年监禁。
同时，警察加大了对公共场所醉酒者的干预，很多酗酒者被当街逮捕，强制送入醒酒所拘留并被扣留20%月工资作为罚款。1986年莫斯科每月有超3万起醉酒拘留事件，导致醒酒所人满为患。
在生产销售环节，私酿者初犯会被处2年劳改，惯犯最高可判8年监禁。乌克兰农民私酿伏特加被举报，被判处2年劳改，生产工具没收。而国营商店如果违规售酒，负责人将直接被撤职并开除党籍。
1986-1988年期间约50万人因饮酒受罚。严格的惩罚措施还催生了“香水饮用”等规避手段，1987年超1.1万人饮用香水等含酒精替代品中毒身亡。
禁酒文宣
通过视角暴力传递苏共的政策意志
为了推行禁酒令，苏共通过文宣制造了大量符号化的表达。这其中最为人所知的就是禁酒海报，它们通过直白的视觉暴力传递苏共的政策意志，一些符号化的表达，如绿蛇、骷髅酒杯等，至今仍是全球反酗酒宣传的灵感来源。
1986年立陶宛禁酒海报运动“绿蛇”隐喻，通过缠绕酒瓶的毒蛇象征酒精吞噬生命，引起极大反响。同期，渐变堕落图《一点一点变成流氓》，则展示饮酒者从微醺到持刀犯罪的视觉叙事。与此同时，苏共还在火柴盒印刷禁酒漫画，在邮票设计酒瓶墓碑图案，标注“伏特加=死亡”。
当然，影视审查也是常规操作，熟悉一些国家国情的人，应该对这种操作很熟悉。当年，苏联就删除了《钻石胳膊》等经典电影饮酒镜头，让观众嘲讽“角色改喝矿泉水”。
此外，苏共的禁酒，也有熟悉的配方，那就是御用专家——医学科学院院士费多尔·乌格罗夫。
费多尔·乌格罗夫，1960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963年起担任苏联科学院营养生理学实验室主任，专攻慢性酒精中毒病理学。1984年，他当选苏联科学院院士，成为禁酒运动核心医学顾问，主导编写《酒精与大脑》等专著，论证酗酒导致男性平均寿命缩短12年的结论。费多尔·乌格罗夫曾经提出“全民戒酒可提升预期寿命9年”模型。不过，因忽略黑市替代品致死潮遭质疑，1988年税收崩溃后，其主张的“渐进式戒断”方案被放弃。
来自内部的反噬
民众的逆反与讽刺
苏联的禁酒，后期越来越引起民众的逆反与讽刺。当时，民间流传“瓶盖勋章” 段子：将伏特加瓶盖比作“劳动勋章”，工人将收集的瓶盖钉在工装裤上形成“勋章带”，夜间聚会时互相“授勋”，模仿苏联英雄授衔流程。1987年列宁格勒曾出现“瓶盖勋章博览会”，展出用胶黏贴的酒类瓶盖阵列。后期，其衍生版本称“集齐100个瓶盖可兑换劳改营参观券”，暗指苏共的过度执法。克格勃查获“瓶盖党”地下组织时，其章程规定“每喝空一瓶伏特加即晋升一级”。在收缴的改造瓶盖中，人们还发现用指甲油仿制珐琅质感的“高仿勋章”。
而这之前，1986年盛夏深夜，在苏共禁酒令执行一年后，列宁格勒胜利广场边缘绿化带（原计划放置卫国战争纪念石的预留地），出现"空酒瓶纪念碑"，用以消解苏共的禁酒令。民众将2000余个伏特加空瓶（约90%为“首都牌”绿标瓶），模仿卫国战争纪念碑形制，建成了一个新的锥形塔碑。列宁格勒保卫战纪念碑刻的“愿这块石头比人还要坚硬”碑文在此处被替换为“愿这堆玻璃比人更清醒”。
“空酒瓶纪念碑”从建成到市政拆除仅存活24小时，被晨练市民误认作“新型现代艺术装置”引发围观。当其被拆除时，酒瓶碰撞声“响如防空警报”，引居民开窗哄笑。
失败收场
脱离实际的改革不会长久
与民众的反抗形成呼应的是，苏共的禁酒令导致了国家丧失重要税收来源，仅仅是头三年内财政损失超670亿卢布，加剧了经济危机。对此，苏共层试图以石油收入弥补财政缺口，但油价暴跌后，该计划彻底破产。与此同时，苏共强制关闭酒厂、削减葡萄种植，还造成相关行业崩溃和工人失业，形成了不稳定的因素。
而在高层，苏共的禁酒令也遭遇了激烈反对，戈尔巴乔夫被讽刺为“矿泉水总统”。叶利钦在政治局会议上公开抨击禁酒令“不切实际”，这直接导致其被免职。不过，叶利钦随即敏锐抓住禁酒令引发的经济崩溃、文化冲突与民怨沸腾，将其转化为政治资本，最终在1991年上台后立即在俄罗斯废除该政策。
这场动用国家机器的戒酒行动，因忽视俄罗斯饮酒文化的社会根基，最终沦为民众对抗荒诞的创意试验场。其核心教训在于，公共卫生运动若脱离民众情感认同，再密集的攻势也可能强化行为反弹。
禁酒令虽短期提升生产效率（如工人上午清醒工作）并降低酒精相关死亡率，但因严重低估经济依赖、忽视文化传统、执行手段粗暴，最终在财政崩溃、民怨沸腾中失败收场，成为苏联改革进程中极具争议的负面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