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安在书里写：“国外流行一个说法，在中国待一个月就能写几篇文章，待一年可以写一本书，超过五年就什么也写不出来了。”如今，他已在中国度过了许多个“五年”。庆幸的是，他还能写，还乐于用熟练掌握的媒介去表达。
先让我们介绍一下故事的主人公。
他叫安德烈·卡瓦祖蒂（Andreade Cavazzuti），听名字就知道，这是个“老外”。不过，你很难将眼前的他与这个词关联上。除了那张脸，他所有的行为举止，几乎都与你我别无二致。他爱笑，健谈，能准确地将儿化音放对位置，聊到愤懑之处，甚至偶尔冒出几句国粹。
他来中国四十多年了。朋友们就快忘了他的本名，大家更喜欢叫那个亲切的称谓——老安。和那些来此处“淘金”的外国人不同，老安是打心眼儿里喜欢这片土地，不然也不会待到今天。
在中国，他一边生活，一边埋头搞着自己的创作。说到这儿，不得不给他贴几个标签了，尽管他不一定乐意，但这也许是了解他最快的方式：他是《稍息：1981—1984年的中国》中无数张照片背后的摄影师，也是最近出版的《气呼呼的小词典》的作者。
书作出版前夕，我与老安相约在他的新家，展开了一场愉悦的对话。采访开始前，他特地去厨房磨了咖啡，并准备了甜品（后者出自某连锁面包店，而这些习惯让人意识到，他身上依旧带着意大利人的某些特质）。
关于拍摄名人的往事和如何寻找取景器中的人与物，他聊得已经有些腻烦。现在，他坐下来了，调整到合适的体态，靠在沙发上，先是说房子被拆的事情，紧接着，又平滑地过渡到下一话题。两个小时的时间，他似乎把在中国的四十多年，整个儿回溯了一遍。
《气呼呼的小词典》
来中国的最大驱动力是好奇
老安最早来中国是1981年。即使不用讲述，也能想象他彼时的处境。这个长着典型的外国面庞的小伙子，只要出现在人群里，就必定是被围观的对象。
在《气呼呼的小词典》里的“长江大桥”篇中，他写了类似的经历：“当时经常会有人跟踪或围观老外，所以没把它当回事。过了一会儿，跟随的人群越来越大，有老有小，有男有女，还有扛着农具的农民。我们开始觉得有点尴尬……”
到中国前，他没预想到这些情景，满心只有一个驱动力——好奇。
他高中学的是理工科，“研究计算机的”。当时，他的学校花了100多万美元，买了个IBM的计算机，跟房间一样大。老安干的事儿，是花费一天半到两天的时间，给计算机装系统。
觉得“安装计算机”没什么劲儿，老安把兴趣焦点转向文艺领域。那时候，他已开始正儿八经地拍照片了，“还有自己的暗房”。有一回，一位搞摄影的朋友同他聊天，说自己要前往印度学印地语。在那个年代，这是小众的选择，游离于主流道路之外。
老安觉得朋友这个想法挺奇怪，但也动了类似的心思。他看完地图发现，中国好像也是个好去处，“在我的意识里，那里很大，但我对它却什么都不知道”。后来，他翻了一些19世纪末传教士在中国拍摄的照片，愈加笃定，“要是去搞摄影，那一定是个天堂”。
说干就干，从学中文开始。他成了1978年威尼斯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本科新生，对于中国，同学们怀着各式各样的兴趣，“大家稀里糊涂，心态都差不多，纯属好奇。”等语言学得差不多了，他拿到奖学金，来了中国。
公派学生的日常是“一天上两节课，完事儿了赶紧回住的地方，谁也不惹事儿”。老安的生活状态差不多。不同的是，他爱抱着相机，记录正在发生的一切。“我面对的现实不再一样，我没什么新闻意识，但我关心那些普通的生活场景。”
盯着取景器时，老安被一种强烈的感觉攫住。“那时的中国有一种舞台感，像是在看一部进行时的戏剧，建筑、标语乃至石狮子，都吸引着我。”老安近乎痴狂地拍摄，但凡是认为有感染力的景象，都收入底片之中。
“我是开放的，没有明确目的，也不想交给什么报社，更不想讲一个什么故事。”无任何约束的照片，一直搁在老安的“抽屉”里，后来经过挑选，才被收入《稍息》那本摄影集。至于为什么起这个作品名，老安淡淡地说：“‘稍息’这个概念只适用那个时段，再往后就完全不一样了。”
拍照片的狂热，冲淡了老安本该有的“水土不服”。如今回想起来，最不适应之处也就是“冬天屋里冷”“得去外面上厕所”这一类的问题。老安说，自己年轻、能扛，可这些事情还是会偶尔提醒他，这是在异国他乡，与远在意大利的家终归有所差别。
中意两国倒是有不少共通之处。比如，吃饭，“我们都会把吃饭当成聚会和交际的主要方式，这是一致的。不同的是，我们更热情，中国人会拘束、含蓄一点。”不过，老安也感慨，随着时代的更变，那种热闹正日渐减少。
就像他在《气呼呼的小词典》里“吃饭”篇写的那样：“饭菜噼里啪啦地争先恐后成形上桌。这会儿所有人该看电视的看电视该抽烟的抽烟该玩耍的玩耍，桌上拥挤的碟碗拼命地冒热气。后来大概会有一两个人先上，跷着二郎腿一边抽烟一边用筷子懒洋洋地夹一两颗花生米。等人到齐了，先倒酒，举杯，干杯。”而写下这些文字的时间，也不过是1997年。
被时代推着走，
“早一点晚一点都不行”
巨变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老安最直观的感受，是城市面貌“一天一个样儿”，不消几年时间，往昔的痕迹便不复存在。在此之外，老安也敏锐地察觉到，周遭的人做事的效率更快了，人口的流动性随之增强。
“城市不只是楼房和街道变了，汽车多了，还有一大帮人来‘北漂’。”这之中，包括老安自己。80年代时，他曾到访北京。再一次来到这里，“很多记忆里的地儿没了，行事方式也不同以前”。
他记得，最早在北京饭店门口，满满当当站的都是等车的人，“那时开出租车的司机很牛，乘客说了不算，司机说自己想去哪儿，顺路的乘客才能打上车。到了后面，有了小面包车，这样的情形才开始转变。”
到北京扎根算是个偶然。用老安自己的话讲，是被时代推着走的，“早一点晚一点都不行”。此前，他在香港的代理处任职三年，“做到了二把手，职场空间不大”是出走的一方面原因；另一面，他确实“待够了”，渴望到更大的地方，四处走一走。
彼时的北京，已有装满玻璃幕墙的办公楼，但尚未有太多企业入驻。趁着租金极低，老安向意大利的公司总部发出申请。与此同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黄金时期，老安所在公司售卖的机器，恰恰是国内所需要的。
北京办事处“头儿”的位置，没人比老安更合适。在那个年代，少有意大利人既有语言优势，又懂中国文化。作为外企分部的掌舵人，老安业务水平够硬，在给予员工的福利上，也不抠搜。给他开车的司机，甚至能挣到3000元一个月——在当时，这是许多人望尘莫及的薪酬水平。
多年过去，再想起那些员工时，老安笑着说起各自的命运，“我的秘书如今在加利福尼亚，做惠普的高管。我的业务员现在也是某代理商的管理者。”如果按照既定的路线走下去，老安的今天也许会在世俗意义上更加成功。
但在老安心里，有更重要的东西等待着他。
“我一直在拍照片和视频。我知道工作的那种状态，不能让我继续拍下去，我得全力以赴地去做我想做的事儿。”随着工作新鲜感的褪去，老安提了辞职。总部的回复是：“不同意，给你涨薪一倍”。
看到消息，老安没动心，“我那时候都40岁了，知道自己肯定饿不死，所以很坚决地走了”。接班的是个英国人，听闻薪资待遇，压根儿没犹豫，火速入职。私下交流时，英国人觉得有点儿匪夷所思，生意做到最好的时候，怎么就急流勇退了呢。
老安的解释是不解释。离职后，他做了挺多自认为好玩儿的事儿：拍电影，做宣传片、专题片，以及持续摄影。那些年，他还认识了不少有趣的人，其中包括一些后来极具盛名的艺术家。
在老安记忆里，最初认识他们时，大家都穷得叮当响，“我当时有车，有收入，算是那拨人里有钱的了，吃饭买单都是我。可没过几年，中国的艺术家被西方频繁关注，这帮人有的很快成名，像曾梵志再来找我时，他已经开着法拉利了。”
这些故事，都零散地分布在《气呼呼的小词典》里。书作之外，“气呼呼”的老安谈起“折腾”的缘由：“我只是一直对观察世界特别感兴趣，所以我才干了那么多怪事。我想更深更广地探索这些问题。”
摄影解决不了的问题，
交给写作
老安的写作肇始于他的青春期。那阵子，但凡有台打字机，他就能噼里啪啦地敲上很久。他还做过文字实验，“我和一个朋友合写长篇小说，我写一页交给他，他往下写一页，循环往复。”
这部初啼之作，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它早已于世间消失。某次醉酒后，俩人烧掉了它。早期的创作载体，也就这样始于荷尔蒙，又终于荷尔蒙。老安正式提笔写些什么，一晃就到了90年代，“我去了各种各样的地方，遇见各种各样的情况，各种各样的人，但照片无法解决其中一些我困惑的问题，这时候我就开始了写作。”
从那时至今，老安写了无数篇小文章。和其他外国人系统化地写中国美食、旅游、文化等专门领域不同，老安写得短而精悍，每篇文章不过几百个字。这个“老外”似乎走的是“四两拨千斤”路线，力求用一桩小事，传递出隽永之意。
写的时候，老安用中文，“开始有点费劲，现在就会更自然”。也正是因此，老安的书很难被归类，“打眼一看就不是中国作家的语言，既不是翻译腔，也不是纯中文”。每回把稿子交给编辑，对方基本没什么修改意见，弄得老安时常纳闷儿，并扪心自问，“我写的东西，已经那么好了么？”
在书里，老安只写自己关注的事儿。
他写“城镇化”，讲地域之间的同质化，三十年里，城市与县镇的个性在减少，共性在增加：“从佳木斯到景洪，一个模样。”
他写“工作”：“我这辈子没找过工作，我只是随心所欲、努力做我喜欢做的事情，不拒绝任何命运带给我的机会，就是这样。”
谈到中国巨变时，老安写：“我在目击着又一次的大变化，尤其是经济、商业体系的变化。比如过去的三十年，中国仍然是最好的观景台。刚兴旺了二十来年的大超市正在没落，小店却早已被超市所取缔，电子商业已逐步覆盖了所有领域。正好，经过了风风雨雨的中国社会，貌似没太多舍不得的。”
短小的词语，被他延展成特定时代发生的故事，而那些故事，又承载着这个外来者对这片土地最真实的感受与反馈。
老安在书里写：“国外流行一个说法，在中国待一个月就能写几篇文章，待一年可以写一本书，超过五年就什么也写不出来了。”如今，他已在中国度过了许多个“五年”。庆幸的是，他还能写，还乐于用熟练掌握的媒介去表达。
“小词典”问世，也意味着新的创作阶段开始了。最近，老安琢磨拍个纪录片，“我要走个长线，比如从北京到昆明，不走高速路只走国道，就去拍当地风貌以及人的生活状态。”这个新的好奇，始于自己的孩子。
老安观察到，无论是赶路还是在家，孩子头都不抬，一直盯着小屏看，这代人似乎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在哪，也完全不关心自我与环境的关系。但老安在意，他想走出去，去探索现实和虚拟对人有何影响。
至于能实现多少，老安不做太多预设。这些年来，他一直如此。他很明晰，“想到什么就写什么，看到什么就拍什么，有方向，没目的。只有积累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显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