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过一半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曾求助于家长，但仅有27.4%的家长在孩子主动求助一次时就带他们就医，求助3次以上才就医的比例超过四成。
今年4月，林悦再一次提出想去看心理医生，这才引起了母亲的警觉。
此时，距离他首次表达出情绪困扰已经过去了一年时间。在这一年里，他曾三次向母亲提出看病的诉求，但都被忽视了，这次是第四次。
林悦是北京某中学初三学生，他的求助在母亲眼里只是学习压力大的表现。“想着周末带孩子出去玩一趟，放松一下，压力一缓解就没事了，根本没有往抑郁症方面去想。”林悦母亲向《中国慈善家》记者表示。
在母亲眼里，林悦从小活泼开朗，怎么可能抑郁？不过回想起来，自初二开始，妈妈发现过去那个阳光开朗的少年开始变得沉默寡言，经常表现出自我贬低和自责，成绩也有些下滑，而且比较容易被激怒，情绪不稳定。老师也多次打电话反映孩子上课走神、不交作业，还经常在书本上乱涂乱画，写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语等。那时，妈妈还以为是青春期的叛逆，直到有一天，看到林悦的校服袖口被笔尖戳得千疮百孔，这才感觉有些不太对劲。
所以，当林悦再次提出看心理医生时，妈妈才警觉起来，于是很快就发现更多的线索——在儿子书桌上，她看到一张皱巴巴的草稿纸上写了多个“好累”“无聊”“不想活了”的字样，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她最终带上儿子去了医院，诊断结果是：中度抑郁症。
现实中，像林悦母亲这样的“拖延”并非个例。近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了《心理健康蓝皮书：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3~2024)》，其中《儿童青少年抑郁治疗与康复痛点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近三成家长会在孩子至少发出4次请求后，才带他们去就医。
认知错误导致治疗被拖延
近年来，中国青少年各类心理健康问题呈波动上升和低龄化发展的趋势，引起社会的关注，但大部分家长对此仍存在很多认知盲区。
报告围绕抑郁症等精神障碍患者的家长展开调研，调查范围覆盖了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共回收有效问卷1622份。受访者的孩子年龄在9岁至24岁之间，其中83.3%的孩子被诊断为抑郁障碍、双相情感障碍等情绪障碍，16.7%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神经发育障碍等其他精神疾病。
“处于抑郁状态的青少年，不会主动参与调研。而家庭氛围、亲子关系等都对抑郁症患者的康复特别重要。希望通过这次调研，了解青少年患者在心理治疗、药物治疗及康复的各环节中，有哪些卡点和痛点，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心理健康蓝皮书》副主编、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陈祉妍向《中国慈善家》记者解释道。
调查发现，超过半数的家长表示孩子曾主动要求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帮助或到医院精神科就诊。64.3%的家长通过“觉察异常”发现孩子问题，但由于缺乏心理健康的认知素养，导致识别率低下。
陈祉妍介绍，中国教师对抑郁症的纸面识别率仅30%，学生仅15%，而现实场景中，家长对早期症状（如睡眠紊乱、情绪波动）的误判率更高。
这种认知滞后直接导致治疗窗口期的延误。数据显示，从症状出现到首次就医，平均间隔时长达6.13个月，22.4%的家庭拖延半年以上。
“很多家长把抑郁症等同于‘闹情绪’，是‘性格脆弱’‘玻璃心’，认为打一顿就好了，直到孩子出现极端行为才承认问题的存在。这种污名化认知让家庭陷入‘否认-拖延-恶化’的恶性循环。”陈祉妍分析，这说明很多家庭在“要不要承认孩子患病”“去哪治”“怎么治”上陷入长期的挣扎。
目前，林悦已休学在家，母亲辞去工作专门陪其治疗，虽然效果还算明显，但当母亲的仍陷入深深的自责中，“如果在一开始孩子发出求助信号时就带他去专业的医院诊疗，甚至不用休学。”她说，现在自己能做的，就是陪孩子看病，同时也在通过学习心理学知识，参加家长培训课程，努力调整自己的心态和教育方式。
陈祉妍指出，超过一半的家长在孩子确诊前，已经发现孩子心理出现问题。而当家长觉察出孩子异常时，孩子的症状往往已经非常明显，导致就诊延误。
一组让人震惊的数据是，超半数的患者曾求助家长，但仅有27.4%的家长在孩子主动求助一次时就带其就医，求助3次以上才就医的比例超过四成。
“抑郁症防治一个重要的原则是早干预早治疗，越早干预、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家长一定不能忽略孩子的求助信息，发现孩子在情绪方面出现反常，就要重视起来。当然，学校和社会也需要共同努力，家、校、社一起才能形成重视心理健康的氛围。”陈祉妍说。
然而，早干预早治疗的前提，是要有充足的专业人员，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根据国家卫健委的统计数据，截至2021年年底，我国精神科医生数量仅6.4万人，其中，儿童精神科医生数量更为匮乏，在2022年也仅有500人左右，面对数千万的患儿，只是杯水车薪。
一位不愿具名的北京某三甲医院精神科医生向《中国慈善家》记者介绍，每天都有大量从外地赶来的患者，因为当地确实没有像样的精神专科医院，但北京的这几家精神专科医院医生人数有限，难以满足全国患儿的需求。一位医生每天至少接诊50人以上，平均到每一个患儿身上的问诊时间就只有四五分钟，难免会出现漏诊风险。
“现实中，正规医院的专业心理咨询师数量有限，而一些社会机构的心理咨询师水平参差不齐，家长又很难分辨，只能被动试错、碰运气，而一次消极的、无效的心理咨询体验不仅浪费时间和财力，还影响家长和孩子的治疗信心，甚至形成误导。”陈祉妍说。
不要让抑郁患者家庭成为孤岛
除了治疗过程，在抑郁症青少年患病的整个过程中，学校和家庭之间尚未建立有效的链接，青少年确诊抑郁症后，社会上也缺乏一套有效的帮助机制，以至于一旦孩子患病，整个家庭陷入孤岛。
在预防阶段，报告显示，开设有心理健康课/团体辅导课的学校仅占三成，定期进行心理健康监测的学校不足一半。
2023年教育部等17部门发布的《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明确要求2025年前实现每个学校都有专职心理教师。上海已率先立法，将学生心理健康纳入学校绩效考核，校长年度述职必须包含心理工作专项报告。
根据国际经验，每1美元的早期干预投入，可节省7美元的后期治疗费用。有观点认为，应当将心理治疗纳入医保，并设立青少年抑郁专项基金，重点向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倾斜。
而在照顾层面，很多罹患抑郁症的青少年患者，往往面临休学的困境，因此对于家长而言，还要承担着照顾的责任。报告显示，59.7%的家庭是由母亲承担主要照顾责任，但家长照顾负担较大，近半数家长的照顾负担为重度，超过三分之一家长照顾负担为中度。
“每天24小时盯着孩子，生怕他自杀，我自己也快抑郁了。”一位重度抑郁患者母亲的自白，折射出家长群体的普遍困境。
在“渡过”抑郁互助社区的家长群里，“崩溃”“窒息”是高频词。在多重压力之下，家长也存在患病的风险。在调研人群中，33.8%的家长存在抑郁倾向，20.2%处于高风险，男性家长因“经济压力+情感压抑”患病风险更高。
在家长视角下，休学过程中孩子获得的社会支持主要来自于家庭内部和其他亲戚或亲友，外部社交圈子的支持相对较少，尤其是社区提供的支持十分有限。
陈祉妍表示，儿童期的孩子在情感和日常生活上对家长的依赖性更高，家长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照顾孩子的基本生活需求及情感需求，这是儿童期家长感受到更大负担的主要原因。
不过，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让家长感觉外部社交圈子支持相对较少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家长没有充分了解学校、社区和其他外部支持系统的作用和资源，导致对这些支持体系的认知和评价较低。
在孩子抑郁症发作初期或病情未稳定时，不确定性和对孩子健康的担忧是家长感受到巨大负担的主要原因，家长不知道如何有效帮助孩子，对治疗的结果也充满未知。
家长负担还来自“病耻感”现象，这种现象在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中比较常见。报告显示，孩子处在“抑郁发作期，未治疗”阶段，家长会面临更多的外界压力和内心负担，感到孤立无助，因此病耻感水平较高，而家长的病耻感对于孩子的康复会有一定影响。
情感支持的匮乏，加之沉重的照顾负担，让抑郁症患者家庭陷入“孤岛”。“家长需要的不仅是经济援助，更需要专业指导，比如如何与患病孩子沟通，如何调整家庭氛围。”陈祉妍告诉《中国慈善家》。
而更大的难点在于抑郁症康复后的融合。报告显示，53.8%的孩子有休学经历，首次休学平均年龄13.74岁，但复学成功率并不高，近一半患者即使经过治疗后，也无法重返学校。复学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无法适应复学后的学习压力和标准化管理、新环境和人际关系等。
“青少年抑郁康复回归的‘最后一公里’很重要，家庭要搭建回归学校的中转站，学校则应为返校学生搭起脚手架，解决他们遇到的实际问题。”抑郁互助康复社区“渡过”平台负责人李香枝说，对抑郁症患儿来说，请假、休学是要常态化面对的事情，建议学校提供更灵活的政策。
学校对患病儿童青少年给予更加人性化的请假、休学和复学制度，保障每个学生的上学权。包括建立入学复学的“绿色通道”，提升复学政策及手续的人性化，比如允许半天上课，半天请假的复学政策。
家庭层面，父母需觉察并调整自身的焦虑，改善家庭的生态环境，以理解和支持的态度来面对拒学与休学问题。
而在整个社会层面，要为患病青少年提供支持性团队，帮助青少年渡过治疗康复期。例如，渡过为休学青少年推出的线下营会、日间走读制支持团体、线上同伴支持团体等。鼓励更多机构参与为患病儿童青少年功能恢复提供多元化的服务，增加康复支持的供给。李香枝认为，社区理应提供过渡性支持，比如半开放式的学习小组，但目前这类服务几乎空白。
抑郁症治疗目标是彻底消除症状、恢复社会功能、实现临床治愈、减少病残率，而儿童青少年抑郁患者的功能恢复以恢复社交、回归校园为重要标志。为此，报告呼吁“家、校、社”共同努力，为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提供更好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