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没有沉默，她在地球的另一边继续发问

正确的选择，从来不是轻易的选择。2018年以来，中国的媒体空间不断缩小，许多记者选择转行、沉默或离开，历史的车轮似乎不再向前，而是带着灰尘倒退。但柴静还在。她总是以最平静的语气，述说著天下最不公平的遭遇。她不煽情，也不喊口号，但她的每一句话，都让我这个听者听得热泪盈眶。我感激——感激有人还能实事求是地调查，还能用汉语说出这些故事。感激她以第一手的资料，让世界知道了当年发生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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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子：从一个消失的身影开始

那段影片，只存在了一个小时。

四分三十秒的预告片，在微信视频号上短暂出现后被删除，理由是「违规内容」。没有详细说明，也无从解释。那是柴静时隔多年，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片刻。一段关于恐怖主义与人性选择的纪录片预告，声音克制、画面节制，说的是复杂的问题，语气却是安静的。

很多人没有来得及点开就错过了。我是从海外平台上重新看到那段影片的。那时我一边看，一边往下滑留言。有一句话留得很简单：「谢谢你还在做新闻。」我记得那一瞬间，有一种久违的感觉——好像某个曾经熟悉的声音，轻轻从远方传来，没有呼喊，只是平平静静地说了句「我还在」。

柴静曾是我开始学新闻的理由之一。她的语气总是不快，但句句都是想弄清楚一些什么——一场病、一场灾难、一种不被理解的选择。当她说话时，不会让你感到被教育，只是提醒你，有些问题，值得再问一遍。

多年来，她沉默了很久。这一次，她选择在世界的另一端，用纪录片回应现实中的暴力与恐惧。不是高声喧哗，也不是重返聚光灯，而是继续做她熟悉的事——看见、记录、追问。

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证明什么，只是想留下记录。当许多声音消失了，我们总还能记得，那些曾经努力发声的人，还在某处继续发问。

二、她曾是这个国家的良知之声

柴静进入央视那年是2001年，她二十五岁，还没有新闻学位，却已经显出一种少见的敏感与洞察。她不是一张白纸地走入新闻现场。早在十八岁时，她就已经在湖南当地电台担任《夜色温柔》的主持人，凭著沉静的语调与真诚的语言，成为当时备受欢迎的声音。二十二岁，她主持了自己的电视节目《新青年》，开始学着将话语从深夜的电波带到明亮的镜头前。

这些早期的经历，未必耀眼，但却打下了她后来新闻风格的基础——节制、不抢话、不预设立场。她在《看见》中回忆，当时她还是临时工，没有央视的进台证。常常是剪片子剪到凌晨三四点，再让好心的导播从东门的铁栏间接过录影带。她回到家时，电梯早就停运，只能一阶一阶地爬上十楼。她没有抱怨，只是淡淡地写下来，像在描写一段再寻常不过的日常。

在央视的十年间，她主持《新闻调查》、《面对面》，后来又有了自己的访谈节目《看见》。她去过女子监狱、重症病房、矿山小镇和农村教室；报导过高考黑幕、艾滋病人权、同性恋者的隐痛，也报导过一个小女孩的死与一个女犯的沉默。这些题材在今天的中国电视新闻里几乎不可能出现，但在那个时期，她以极强的同理心和克制的语言完成了它们。

2012年出版的《看见》，成为她十年新闻历程的整理与反思。这本书没有口号，也没有总结性的结论，它只是安静地摆出一个个人物与事件，让读者自行体会其中的重量。她写双城小学的学生自杀事件，说：「我看见孩子死的地方，觉得疼。这种疼不应该被格式化。」她写女子监区的采访经历，提到那个杀夫的女囚对她说：「我没觉得你是在审问我。我只是觉得你真的在听。」

那样的语言，是新闻记者极少能保有的柔软。但也正是这份柔软，让她得以穿过冷硬的制度表面，看见人性深处的伤口。书里没有标语，没有指责，她几乎从不谈「应该怎样」，只是一再地提出问题。而这些问题，有时比答案更真实。



《看见》出版当年售出三百万册，对一本文字沉静、没有煽动性的记者手记而言，是极罕见的成绩。但那本书真正留下的影响，不在于它的销量，而是它所带来的一种记者典范。那种典范是：不在镜头前夸张表态，也不在观点上抢占高地，而是在现场，在故事里，与人一样地困惑与悲伤，却还愿意继续问下去。

在许多后来走上媒体道路的年轻人眼中，柴静不是偶像，也不是「成功案例」，她是一种可能性——在极其有限的空间中，一个人如何仍能保持诚实，并保有对人的尊重。

三、穹顶之下：曾经的巅峰与她的转折

2015年2月28日，《穹顶之下》在网路上首度发布。这部由柴静独立制作、旁白、采访、资金自筹完成的纪录片，关注中国日益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它不依赖央视的播出渠道，而是透过网路平台传播。短短24小时内，点阅量突破一亿人次。许多人把它称为「中国的真相时刻」。

影片开场的画面简单，是柴静站在黑色背景前，语气平静地说：「这是一场我和雾霾之间的私人恩怨。」她讲述了女儿出生时被诊断为良性肿瘤，并将这段个人经历作为她调查污染的出发点。片中穿插了她历时一年的调查、数十次采访与实地拍摄，数据丰富，结构清晰，语言平实。

对许多中国观众来说，这样一部能讲出真话、又富于情感和专业水准的影片，是新闻理想的一次罕见实现。时任环保部长陈吉宁在公开场合表示他看过这部片，还传了讯息感谢柴静。主流媒体也迅速跟进，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一些党媒甚至刊登了评论与专访。那一刻，似乎真有一种可能性浮现：中国的公共议题，也许能透过纪录片的形式，重新进入舆论场。

但这个窗口，几乎在同一时间关上。

影片上线不到48小时，各大平台开始悄然下架《穹顶之下》，无任何公告。搜寻结果被清空，原有链接跳转为「此内容违规」。这种变化之迅速，令人猝不及防。与此同时，质疑声音在网路上升高。有人批评影片引用的数据不够权威，也有人质疑她过于煽情；更有甚者开始挖掘影片背后的资金来源，认为她与境外非政府组织有联系，暗示她「接受美国资金」、「用环保包装政治议题」。

这些质疑迅速被放大，从对影片的技术讨论转为对柴静个人立场与忠诚的审判。一年后，她在美国产下女儿，再度被网民批评为「假爱国」、「消费中国」。而这一切发生的速度与力度，都远超她当时所能预料。

从记者的角度看，《穹顶之下》原本是一场对专业能力与社会责任的回应，却在舆论与政策的双重压力下，变成一场公众与制度对她的集体否定。中国新闻环境自2010年代中期起愈趋收紧，《南方周末》等曾经以深度报导见长的媒体逐步式微，调查记者不是转行就是转身。柴静的遭遇，不是个例，而是一种走向的缩影：当一个记者试图在制度与民意之间找到缝隙，往往不是被理解，而是被怀疑。

《穹顶之下》后，柴静几乎完全淡出公众视野。她没有再出现在镜头前，也未接受任何主流媒体采访。直到多年后，她在海外重新出发，以「陌生人」的身份开始新的采访工作。

对很多人来说，那段沉默，是失望的象征。但对于像我这样曾因她的报导而走进新闻领域的人而言，那不是放弃，而是一次深刻的提醒：在言论空间逐渐萎缩的时代里，说话本身就变得困难，而选择继续说话，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四、离开之后，她选择了什么

2017年，柴静随丈夫的工作搬到西班牙巴塞隆纳。那是她第一次真正离开北京、离开中国媒体圈，也离开了她曾经熟悉的一切。她在后来的影片中提到，临行前，她将自己过去采访时穿的几套西装送了人，说那是一种「解甲归田」的仪式。她以为自己可以安静下来，过一段平常的生活。

但生活没有如她预想般沉静。搬家一个月后，巴塞隆纳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恐怖袭击，十三人死亡，超过百人受伤。那是她第一次那么靠近恐怖主义现场，距离近到能听见人们奔逃的脚步声，也近到能看见新闻里数据后面真正的人。她后来说，那件事深深刺痛了她。那种刺痛，不是来自于恐惧，而是来自于一个长期做记者的人本能的反应：事情发生了，必须弄清楚它为什么发生。

两个月后，她开始了调查。语言不是母语，资源有限，团队人数极少，制作经费来自个人积蓄，她还要学会在异国的环境中与受访者建立信任。《陌生人》这部纪录片，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始的。

拍摄历时五年，走访多国，记录下前圣战分子、政治运动的见证者、战争受害者与移民家庭的故事。她第一次用英语工作，用异乡人的身份进入别人的生命。但她始终坚守一种姿态——不评断、不干预、不取悦观众。她只是问问题，听答案，将故事整理出来，像她过去在《新闻调查》里做的那样。

在一段受访者的话中，一位失去三岁儿子的父亲说：「什么时候人们才开始寻找真相？只能我去做吗？一个死去的三岁男孩的父亲？我受过什么训练呢？」柴静在纪录片里没有回答，但镜头轻轻地停留在她的脸上。那是一张熟悉却更沉静的面孔。她后来说，这句话抽打着她的心——她无法装作没听见。她说：「我是一个欧洲的陌生人，但二十年的职业训练教给我寻找答案。」

这句话，道出了她多年来的执著与选择。即使离开了语言熟悉的土地，即使失去了平台与光环，她仍然在做记者。不是因为有人要求她这么做，而是因为她知道，当有人愿意坦白说出伤痛，记录就是一种回应。正确的事情，也许无法即刻改变世界，但总不能没有人去做。

在新闻工作早已贬值为舆论工具的年代，在许多优秀记者选择沉默、转行、离开的背景下，柴静用《陌生人》回答了我们另一个问题：如果说出真相不再安全，那说与不说之间，我们要如何选择？她的答案，是继续做下去。

五、《陌生人》：她在世界边缘听见的声音

2023年8月13日，柴静在微信视频号「欧洲的陌生人」上发布了自己拍摄五年的纪录片预告片。她的声音和画面再次出现在中文互联网，距离《穹顶之下》已经过去八年。

这段四分三十秒的预告片，没有血腥镜头，也没有挑衅语言。它谈论的是恐怖主义，是一群在欧洲土壤中走向极端的年轻人。柴静站在镜头前说：「恐怖，要靠神秘才能够维持。曝光它，它就会失去所有的控制力。」

这样的说法，并不激进。它既不是控诉，也不是判断，更像是一个记者的工作态度——如果你无法阻止一件事情，那么至少应该弄明白它是怎么发生的。但这样的态度，在当下的中国舆论场中，却迅速遭遇寒流。

不到一个小时，预告片便被平台下架，理由是「影片涉及违规内容」。未曾说明是哪些内容违规，也未曾允许任何解释。下架之后，大量评论随即涌入她七年前的一条旧微博：「应该封杀她」、「女间谍」、「卖国求荣」、「接受西方资金的走狗」。有些言论来自真实用户，有些则明显是经过动员的匿名帐号。

在豆瓣，一位署名「向日葵人生」的用户发表长文，断言柴静「为了获得西方的认可，主动贬低中国人形象」，并将她比作「黄皮白心」的投诚者。影片的第一集尚未播出，关于她「立场不正」、「操弄情绪」、「收受外资」的定论已经占满网页。

这种现象并不新鲜。在当今的中国社交媒体环境里，一旦一个人被贴上「立场可疑」的标签，她的所有过往便会被重新定义。《穹顶之下》当年曾经激起的支持与赞赏，如今也被一笔勾销。「我从来不喜欢她」、「当年就知道有问题」、「她不可能洗白了」——这些话出现在评论区中，成为一种新的道德正确。

但真正令人感到忧心的，不只是这些攻击本身，而是它们来得如此迅速、如此无需证据。纪录片预告片刚刚释出，第一集尚未播出，结论却已经形成。不是针对作品，而是针对人。不是怀疑，而是定罪。不是讨论，而是声讨。

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记者要如何存在？不仅不能说出尖锐的批评，连温和的问题都被视为居心叵测；即便沉默，也会被认为是不够积极地赞扬。在极化与防卫性的语境里，连「试图理解对方」都会被当作背叛。

然而，就在这样的排斥与攻击声中，仍有人悄悄找到那段预告片，并在YouTube下方留言：「得知你还在做新闻，真的太好了。」、「老师还在，这个世界就还有希望。」这些声音微小，但持久。它们不喧哗，也不煽情，只是在某个安静的角落，轻声说了一句：「我们没有忘记你。」

六、封禁与沉默的再度降临

她的书也被下架了。

本月，北京的一家出版公司发出一则简短的通知：柴静的《看见》因「品质问题」即刻停止发行、全面回收。通知没有具体说明所谓的「品质」指的是什么，也没有指出书中哪一部分需要被纠正或删除。就像是一个旧档案，被悄悄地拖进资源回收桶，盖上盖子，不留痕迹。

对熟悉这本书的读者来说，那不是一本主张激进立场的著作，也不是任何政治批判的合集。它只是一本新闻记者的工作笔记——一段段现场记录，一次次与人对话的回声。书里没有敌人，只有人的经历与选择：一名矿难遇难者的妻子如何撑起家庭，一位女囚如何回忆杀死丈夫的那一夜，一位男孩如何走进自杀的决定。

这样一本书被认定为「不再适合出版」，令人难以理解，但又似乎在今天的语境中变得理所当然。因为她是柴静，因为她还在说话。

从《新闻调查》时期起，她就以一种近乎固执的方式坚守着「人」的尺度。在那些宏大叙事与政绩报导之外，她总是试图找到受伤者的位置。2003年，SARS疫情爆发，她七次进入病区，不是为了成为「英勇记者」，而是因为她想知道，病人怎么过日子，医生晚上能不能睡觉。她写道：「不是我看到的多，而是我愿意一直看下去。」

而这样一个人，在今天的中国，被定义为「风险」的来源。

从《穹顶之下》遭到封禁，到《看见》被下架，从社交媒体对她的羞辱，到她个人形象的彻底被重构，整整十年过去了。这十年间，她没有公开辩解过，也没有参与任何政治立场的对抗。她只是在异国他乡，继续记录人们的故事，用她能掌握的语言与方法，完成她认为需要做的事。

然而，即使是这样的「继续」，也被某些人视为「不够安分」。她的新纪录片《陌生人》刚发布预告，就被举报、删除、批判；网络舆论迅速将她贴上「女间谍」、「西方喉舌」的标签。一位中国记者，去了解欧洲恐怖主义的根源，在她自己的国家，却成了一种危险。

她没有做错什么，只是坚持了新闻的基本职责。但在一个只能有一种叙事的体系里，任何不合群的声音，哪怕再温和、再专业，也会被当成威胁。

我们见证了一个好人如何一步一步被推到语言的边缘。曾经，她的声音是电视里最平静也最让人信服的声音之一，是许多青年选择新闻道路的起点。她的问题从不尖锐，却总能穿透话语的表层，直指人的处境。这样的记者，不应该成为舆论的敌人。

但这也正是最大的悲哀——在当代中国，一个记者所能做的，不再是发现真相，而是挣扎着维持被听见的可能性。

而在我们这些读者眼中，她不只是记者。她是一种记忆，是一种新闻理想的见证。她让我们相信：在权力与沉默之间，曾经有人选择过诚实与温柔。

如今，她的名字仍然存在，只是不能被公开说出；她的书还被读著，只是不再出现在书店；她的纪录片仍在流传，只是不在她的祖国播放。

但她没有退场。

在欧洲的一个小公寓里，在语言不通、资源有限的环境中，她仍然举起摄影机、打开录音笔，去问那些她觉得应该问的问题。不是为了证明什么，也不是为了重回公众视野，只是因为她觉得那是对的。

而这份「觉得是对的」，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稀缺、也最珍贵的东西。

七、结语：她还在看见，我们不能装作没看见

一直以来，柴静对中国新闻人的影响都很大。很多人，比如我，就是因为她，才选择了读媒体专业。

当年还是学生时，我反复阅读《看见》，在夜深的时候看她的采访、重播她的提问。那不是单纯的学习，更像是一种指引——她教会我们怎么看、怎么听、怎么不仓促地下判断。她让我们明白，一个记者不应只是传声筒，更应是一个能和别人交换眼神的人。

多年以后，她离开了中国，但没有离开新闻。她现在在做的事情，也许更艰难，也更了不起。她与前圣战分子对话、采访俄乌战争的亲历者、访问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的见证人、还有那位双面间谍的女儿——这些都是珍贵而不可能在墙内完成的选题。她也报导了朱令案，访问了美国外交官夫人庄祖宜。她说：「我是受过训练的，是专业的人。」

看见她这样说、这样做，让我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希望——原来在这个被审查与怀疑吞噬的时代里，还有人记得什么是新闻，还有人记得为什么我们当初选择了这条路。这样的坚持，不是高调的反抗，而是一种不变的坐标。它告诉我们：无论环境多坏，有意义的事情，依然值得去做。

我曾看过她采访杨斌。那位曾经被体制表彰的明星检察官，因为提出对司法制度的批评，被排挤出局，最终在海外法学院访学。他说：「我们之所以一路溃退，是因为过于恐惧。」这句话很重，也很准确。当恐惧取代了信念，连最基本的发问都变成一种风险时，我们距离崩坏也就不远了。

韩秀也接受过柴静的采访。她说，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做出正确的选择，中国就不会是现在这样。

但正确的选择，从来不是轻易的选择。从2018年以来，中国的媒体空间不断缩小，许多记者选择转行、沉默或离开，而言论的空间也不断被压缩、改写。历史的车轮似乎不再向前，而是带着灰尘倒退。

但柴静还在。她总是以最平静的语气，述说著天下最不公平的遭遇。她不煽情，也不喊口号，但她的每一句话，都让我这个听者听得热泪盈眶。我感激——感激有人还能实事求是地调查，还能用汉语说出这些故事。感激她以第一手的资料，让世界知道了当年发生的一切。

人们不会忘记她的报导，不会忘记她记录过的人与现场，也不会忘记她那种深深的尊重与诚实。

在那个只有一种声音被允许存在的体制里，我想起曾经看到过的一句话：

「如果尖锐的批评完全消失，温和的批评将会变得刺耳；如果温和的批评也不被允许，沉默将被认为居心叵测；如果沉默也不再被允许，赞扬不够卖力将是一种罪行。那么，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的世界，唯一存在的那个声音，就是谎言。」

如今，她还在看见。而我们，也不能假装没看见。

不能假装没看见她所记录的一切，也不能假装没看见这个时代对她的对待。

她从未辜负资料提供者对她的信赖。她是中国新闻工作者的良心与骨头。她从未沉默，而我们，应该记住她，也记住那种愿意「一直看下去」的勇气。

作者：鹿娜的彼岸王国。你好，我是 Luna，是一位公民记者，也做新闻和研究新闻史。我目前我正在学习媒体、民主与人权专业。本部落格主要分享有关亚洲地区的民主与人权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