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感谢西方的网红、电子游戏以及特朗普，中国的国际形象确实变酷了一些Increasingly more people, especially younger ones, seem willing to look past China’s ugly side. But that is not thanks to Communist Party spin doctors https://t.co/B7Y05Oj05E
— The Economist (@TheEconomist) May 21, 2025
中共领导人可能会惊讶地发现，他们要感谢俄亥俄州一个20岁的活力四射的直播主达伦·沃特金斯。他的网名是IShowSpeed（中文被起了个外号甲亢哥），只此一次访华，为中国的海外形象做出的贡献，远超任何冗长沉闷的宣传。
在今年3月和4月为期两周的旅行中，他向3800万粉丝展示了中国丰富的历史（在长城上翻了个跟头）、友好的民众（与中国最像川普的模仿者开玩笑）、先进的技术（与人形机器人共舞，接受无人机送来的肯德基，还试乘了飞行出租车）。
当他在深圳驾驶一辆像詹姆斯·邦德电影里的两栖电动SUV驶入湖中时，沃特金斯简直不敢相信眼前所见：“天啊，这车居然没沉……中国太厉害了，这些中国车太牛了！”
在整个旅途中，他频频重复一句话：“中国不一样，兄弟。”
中国领导人一直很希望在外国人中激发这种兴奋的，也就是试图培育“软实力”，不依靠“硬”的胁迫或军事力量就达成目的的能力。
中共批评西方媒体中的“反华”叙事，为了反击，2013年，政治局表示软实力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至关重要。
但这并不容易。中国的对外宣传在海外效果平平，许多人对中国专制的过去（以及现在）心存戒备。
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似乎更愿意忽略中国不那么光鲜的一面。这并不是党宣传的功劳，沃特金斯只是中国在疫情后重新开放以来，众多前往旅行并发布内容的外国视频博主之一。中国企业拥有最前沿的技术和文化输出。而且，由于川普总统导致美国形象受损，中国的形象也无意中得到了改善。
5月15日，《人民日报》似乎难以置信地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国是如何变“酷”的？》。
一位美国学者表示，十年前，中国每年花费100亿美元试图改善其海外形象，现在这个数字可能更高。官方在外国大学设立了500家“孔子学院”，教授中文并推广中国文化。
中国官媒不断在西方社交媒体上发布积极内容。每年还有数百名外国记者被邀请到中国参观高铁等基础设施。
但这些自上而下的努力，已经被自下而上的创新超越。人工智能明星企业DeepSeek去年12月引发关注，发布的模型训练成本更低，效果几乎可与西方媲美。中国电动汽车在海外热销，中国消费级无人机多年来在全球领先。
如今，文化产品也在海外吸粉。2010年代韩国K-pop在全球风靡时，中国曾艳羡不已。尽管中文音乐和电视在非中文圈仍属小众，但中国已成为游戏领域的重要玩家。2024年收入最高的10款手机游戏中，有4款来自中国，比如角色扮演类的《原神》，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
去年，一家中国公司推出了国产首款3A级游戏《黑神话：悟空》，以顽皮的孙悟空为主角，融入了大量中国神话和民间故事。据称游戏的2500万玩家中，有30%来自国外。
中国也越来越多地影响着全球媒体消费。字节跳动旗下的短视频平台TikTok是全球下载量最多的社交应用。今年1月，在TikTok一度被禁的情况下，美国有50万人转而使用另一款中国社交应用小红书。墨西哥、印尼等国的观众也喜欢上了中国的“微剧”，这是适合手机观看的1分钟短剧。
多个民调显示，中国在新冠疫情期间的全球形象一度跌至谷底，但之后开始回升。咨询公司Brand Finance每年都会向全球10万人调查对各国形象与影响力的看法。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国家品牌”排全球第八，今年升至第二，仅次于美国。
总部在丹麦的非政府组织民主联盟基金会的调查显示，全球对中国的看法自2022年以来持续改善，“净认知度”从-4%上升到今年5月公布的+14%。同期美国的净认知度则从+22%跌至-5%。
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调查也发现，即便对中国印象一直较差的美国，过去一年中对中国的看法也略有改善，尤其是年轻人对中国的态度更为宽容。
中国的亚洲邻国态度更为谨慎。许多国家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也担心中国的军事支出。兰卡斯特大学的安德鲁·丘布认为，在欧洲，中国受欢迎程度存在“硬性上限”，原因是中国不民主、侵犯人权。
还有不少批评者指出，对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族政策等问题的关注，不能被当前的热情所掩盖。但中国政府似乎有信心，只要人们亲自来访，不论来自哪里，都会喜欢上中国。
新冠疫情期间入境游客锐减，如今官方正全力吸引游客回归。去年中国取消了对38个（主要是欧洲）国家公民的签证限制，允许停留最多一个月。2024年约有3000万外国游客访问中国，比前一年增长近80%，不过仍未恢复到疫情前的高峰。
罗格斯大学的袁绍御表示，对中国宣传者来说，最难的任务是让中国的吸引力“自己说话”。
“这对一个讲究宣传纪律和信息控制的体制来说，是很不舒服的。”他说。
去年，来自杜克大学的70名学生前往中国参加游学。根据一位不满的学生在线描述，他们遭到中国官媒的反复骚扰，要求他们讲中国的好话。她回忆说，有摄影团队“教我用中文背一首诗，里面有一句是，我爱中国”。
任何青少年都会告诉你，如果中国不这么用力，可能真的会显得更酷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