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竞选总统的诺奖作家，一生对抗专制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4月13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在秘鲁首都利马逝世，享年89岁。作为享誉全球的“结构现实主义大师”，略萨一生创作了大量深刻、富有生命力的小说、剧本、随笔和评论，《绿房子》《酒吧长谈》《公羊的节日》和《世界末日之战》等一系列作品彰显了其高超的文学造诣和对时代、政治的深刻洞悉。

20世纪60——70年代，拉美文学迎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丰收”，涌现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后有评论者用“Boom”（爆炸）一词来形容当时的辉煌景象，略萨正是“拉美文学爆炸”时期的四大主将之一，与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胡里奥·科塔萨尔、卡洛斯·富恩特斯齐名，而略萨的辞世也正式标志着这一传奇时代的落幕。

从塞万提斯奖到诺贝尔文学奖，略萨一生获得荣耀与头衔无数，却从不为名利驻足片刻。“我写作是因为我不幸福，我写作是因为这是我对抗不幸福的一种方式。”在M译丛044《救赎者：拉丁美洲的面孔与思想》的最后一章里，作者恩里克·克劳泽详尽梳理了略萨一生成长与发展的轨迹，冷酷残暴的父亲既是略萨一切不幸的根源，也同样成为了略萨终其一生反抗独裁、为民主和自由不懈奋斗的动力。

恩里克·克劳泽在《救赎者》中以媲美文学作品的笔触，借助何塞·马蒂、何塞·恩里克·罗多、何塞·巴斯孔塞洛斯、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奥克塔维奥·帕斯、埃娃·庇隆、切·格瓦拉和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和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这九位拉美历史人物的人生线索，勾勒出一百五十年来拉美的政治思想面貌和历史探索轨迹。在这些人中，有人为刚刚走出黑暗的拉美点亮民族之光，有人在动荡时代的夹缝中传递思想火炬，有人写出风靡全球的《百年孤独》，而略萨的创作与革命热情为建立起一个更自由和平的拉美社会指引了新的方向。

身处百废待兴、强敌环伺的历史困境，

拉丁美洲该如何找到它的出路？

恩里克·克劳泽用九位拉美历史人物的人生线索

勾勒150年来拉美政治与历史轨迹

“秘鲁是在什么时候把自己搞砸了？”

“我写作是因为我不幸福，我写作是因为这是我对抗不幸福的一种方式。”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曾时时如此表示。巴尔加斯·略萨所说的不幸来自父亲在他童年幸福生活中的突然出现。十岁的少年巴尔加斯·略萨曾经相信，自己理想化的父亲早已过世。父亲的这次重现非常可怖，成了他的童年阴影，影响了他的大半生。

他的一位非常亲密的朋友、秘鲁著名画家费尔南多·德·兹济斯洛（Fernando de Szyszlo）参加了1979年1月巴尔加斯·略萨生父的守灵仪式。他还记得当时的场景：马里奥走进房间，在棺材前停留了几秒钟，一言不发匆匆离去。文学成了巴尔加斯·略萨能够面对自己早年伤口的一种手段，也与自己国家的多种初始创伤联系了起来。

“秘鲁是在什么时候把自己搞砸了？” 这位《酒吧长谈》）的作者在三十六年后回答了自己的提问：“秘鲁是一个每天都在变糟糕的国家。”如果试图了解“为什么”会“每天都变糟糕”，答案一定会指向西班牙对秘鲁的征服。如我们所知，这场征服行动的发展和结束都是以暴行为标志。对末代印加王阿塔瓦尔帕（Atahualpa）的谋杀以及对图帕克·阿马鲁的公开处刑揭示了这个国家的分裂命运。一方面，到达秘鲁的西班牙人在沿海地区定居，此后黑人到来，最后则是中国人在秘鲁安家。毫无疑问，这个国家的首都是利马。

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在山区和寒冷的安第斯高原地区仍然有一些印第安人。对于这些人而言，他们心目中的首都依然是库斯科。拉丁美洲有很多与秘鲁一样的国家，在同一片国土上有着不同的文化和种族，但是秘鲁到现在都没有像墨西哥那样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混血融合，而是“处于对立之中，互不信任，互不了解，互存不满，互存偏见，被暴力的旋涡裹挟。暴力事件层出不穷”。这些暴力都是西班牙征服时期最初暴力的反应。秘鲁，这片神秘的伊甸园之土，是西方历史中的一种撕裂诞下的产物。

这种撕裂以不同的强度持续存在了几个世纪。秘鲁在表面上上演着不同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的角逐，内里则涌动着纷繁多样的社会和种族信仰与情感。这些情感“无关理性，隐藏在内心深处，像是婴孩吮吸乳汁，从新生初啼、牙牙学语逐渐发展而成”。这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国家，他对它爱恨交织。有时候他发誓要放弃和忘记它，但却始终将它记挂于心：“对于我来说，无论是生活在国内还是国外，它都是折磨的来源。我无法摆脱它，我不是为它感到苦恼，便是为它感到难过，但经常既苦恼又难过。”

他并不能摆脱自己的国家，但却希望解放它——同时也是解放自己——通过他早期的作品；他曾短暂地尝试政治行为，最终他找到了可行的手段，将他的文学作品——浩繁、持续、多样，而且品质稳定——和他志在民主与自由的公共事业结合起来。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童年阴影

巴尔加斯·略萨于 1936 年出生在秘鲁南部的阿雷基帕市（Arequipa），该市落在安第斯山脉南麓的山谷中，以宗教气氛浓重和暴乱频发而闻名。他的母亲多丽塔（Dorita, Dora Llosa Ureta）于十九岁在塔克纳（Tacna）旅行时认识了比自己年长十岁的埃内斯托·J. 巴尔加斯（Ernesto J. Vargas），他是帕那戈拉广播电台（Panagra, Pan American-Grace Airways，即泛美公司）一位年轻的代理人。“我的母亲对他一见钟情，一辈子都爱着他。”当她回到在阿雷基帕的家中时，开始与埃内斯托通信，这些信中充满了浓浓的爱意。结识一年之后，这对情侣于 1935 年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婚礼结束后，多丽塔和埃内斯托搬到了秘鲁首都利马。从那时开始，埃内斯托表现出了专横暴虐的性情，多丽塔“遭到软禁，被禁止造访她的朋友甚至家人”。这种因嫉妒而生的暴力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埃内斯托是秘鲁之恶——怨忿与社会纷争的牺牲品，这种恶“毒害了秘鲁人的生命”。尽管他有白皙的皮肤、清澈的眼睛和健硕的身材，他在人前时还是觉得自己配不上自己的妻子。这不仅是一个种族问题。

不知何故，多丽塔的家庭在埃内斯托看来是一个“自己从来不曾拥有或者已经失去的家庭”，所以他对这个家庭怀着一种可怕的敌意，并将这种敌意转化为对妻子的暴力。他的这种看法并没有什么依据，位于阿雷基帕的略萨一家虽然广受尊重，但远非贵族。

结婚后不久，多丽塔就怀孕了。有一天，埃内斯托对她说觉得她应该返回阿雷基帕的家中，有助于她度过孕期。“他再也没有给她打过一个电话、写过一封信，是死是活都她都不知道。”四个月后，马里奥出生了。他们通过一些亲戚联系上了在利马的埃内斯托。他却做出了一个无耻的反应：要求离婚。1937年，倍感屈辱的略萨一家搬到了玻利维亚的科恰班巴市（Cochabamba），马里奥的外祖父在那经营棉花种植的生意，并担任秘鲁驻玻利维亚的荣誉领事。

马里奥的童年是在略萨一家的爱与呵护中度过的。他们告诉他，他的父亲已经死了。他们给了他一张埃内斯托的照片，每天睡觉前，他都会亲吻这张照片“向‘在天堂的’父亲说晚安”。在玻利维亚的时候，他写下了一些童年诗歌，得到了整个家庭的称赞。他的外祖父——“每当我对人类感到绝望，觉得人类终究不过是一堆垃圾时，我就会想起他”——教他记住了鲁文·达里奥的诗歌。他的母亲仍然爱着埃内斯托，拒绝再婚。

《沼泽》

时间很快就到了1945年。外祖父佩德罗·略萨·布斯塔曼特（Pedro Llosa Bustamente）被任命为皮乌拉省（Piura）省长，这意味着全家人要回到祖国。在举家搬迁的过程当中，他第一次见到了大海。在皮乌拉，马里奥在外祖父和外祖母身边度过了十岁生日。

这一切都平静而美好，直到有一天早晨，多丽塔告诉他，他的父亲并没有死。世界的和谐从此被打破了。一切都停留在了那一天，“所有重要的东西都只在那一天之前存在，之后就是另外一种生活了”。她的母亲在去利马的路上偶遇了那个男人。“只需看他一眼，她就把持续了五个半月的婚姻噩梦，以及埃内斯托·J. 巴尔加斯对她十年来的不闻不问全忘了。”见面后，他们相约再会。多丽塔向马里奥“介绍”了他的父亲，让他坐到汽车后排，然后便奔向利马。

巴尔加斯·略萨永远都记得那个汽车的型号（一辆蓝色的福特汽车），甚至记得这段旅程走了多少公里。“夜色越来越深，外公外婆会担心的。”他设法说道。“孩子就应该和父母生活在一起。”那个就像是恐怖小说一样从天而降的人回答说。他见到他时，一种被骗的感觉袭入他的心头。噩梦才刚刚开始。

在烟雾迷蒙的利马，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孤独。在1947年初的几个月，那些“不幸”的日子里，他在书中寻求慰藉。埃内斯托讨厌马里奥母亲的家人，“当陷入暴怒而过度兴奋时，他有时候会扑向我的母亲，殴打她，那个时候我真的想去死，因为似乎死亡比我当时的恐惧还要更好受一些。他也会打我，时不时地。”除了对父亲的恐惧之外，他还产生了另外一种感受：仇恨。“这个词有些强烈，但我当时确实是这么想的。”这个家庭的独裁者禁止他探望亲戚，也极其讨厌这个孩子参加弥撒，结果反倒让和父亲对着干的马里奥更加亲近宗教了。情况变得越来越糟。

“当他在打我的时候……恐惧使得我不得不一次次低声下气，双手合十祈求他的原谅。但这并不能让他冷静下来。他会一直打我，不断喊叫，威胁我要把我送去参军。”马里奥非常害怕他，只要听到父亲回家，就算穿着衣服也会急忙躺到床上，装作已经睡了的样子，这样就不用看到他了。

诗歌对于他来说是通向自由的门。写诗是他向父亲表达抗议的一种方式，他父亲总是认为诗歌是那些“娘娘腔们”才做的事情。为了让他远离文学，为了让他“做事像个男人”，埃内斯托令他加入了位于卡亚俄（Callao）的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1950 年入学时，他还没有满十四岁。这件事的结果却与埃内斯托的愿望相悖：“在潮湿的拉佩尔拉（La Perla），我被关在锈蚀的铁栅栏里。在无数个昏暗的白天和夜晚，在阴沉的迷雾中，我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着阅读和写作，并开始成长为一名作家（尽管在当时我并未意识到）。”

《那年阳光灿烂》

为自由民主而战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最伟大的天赋之一就是能够将他的生活体验变成文学作品。在小说《城市与狗》中，他再现了在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的求学生涯；在《绿房子》中，他再现了在皮乌拉妓院里的“野蛮”生活；而在随后的《酒吧长谈》这部他最喜欢的小说中，他描述了自己放荡不羁的生活经历，以及在《纪事报》、广播电台等媒体中担任记者的成长经历。

《酒吧长谈》在他三十三岁的时候出版，在这本书中，他以文学手段报复父亲埃内斯托·J. 巴尔加斯，对他做了负面的描述，将他写成了一个自私自利、专横霸道的人，还直接嘲笑他是个隐秘的同性恋者，依靠恶棍和骗子控制秘鲁而发迹。这本书可能是巴尔加斯·略萨左派时期的文学产物——随着时间变化，他的政治倾向会发生根本转变。

除了小说之外，他最离奇的叛逆行为是在1955 年与胡莉娅·乌尔吉蒂·伊利亚内斯（Julia Urquidi Illanes）的婚姻。马里奥那时十九岁。这种爱情的冲动是对他的父母关系的逆反和补偿行为吗？无论如何，这是一次解放性的突破。而且他看中的是比他大十岁的姨妈，“小马里奥”爱上了她，并和她秘密成婚。埃内斯托·J. 巴尔加斯对此事的反应像“疯狗”一样，而胡莉娅一度不得不躲到玻利维亚去。

《旅行》

1958 年，身处巴黎的巴尔加斯·略萨受到革命的感召，撰写了数篇支持革命的宣言。他还同众多支持革命的人士一道走上街头庆祝革命的胜利。他见证了革命，参与了革命，长期以来一直视古巴革命为一种历史性的解放：

我认为古巴革命真的是一种全新的革命形势，更现代，更灵活，更开放。我以极大的热情进行了关注 ；而且，我认为古巴革命可以为拉丁美洲所效仿。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是我第一次为一场政治事件而感到如此激动和团结。

1967 年，他第三次访问古巴，接受了加入《美洲之家》杂志编委会的邀请。他对革命仍然怀有巨大的热情，这是可以理解的：即便是在1965年，卡夫雷拉·因方特也只是和他简单谈及了古巴的情况，谨慎得像个外交官一样。人们知道古巴革命有问题，但是“这些问题被藏了起来”，巴尔加斯·略萨回忆道，“藏在了一道防护墙背后”。在这种情况下，巴尔加斯·略萨参加了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集体采访，菲德尔·卡斯特罗展示了他的可爱形象，并承诺会接受友善的批评，迅速纠正偏差。

但是在 1967 年又发生了一件让这种魅力黯然失色的事。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的编辑将他的第二部作品《绿房子》提名到了委内瑞拉的罗慕洛·加列戈斯国际小说奖。而劳尔·莱奥尼（Raúl Leoni）领导的委内瑞拉民主政府当年曾遭到与古巴有牵连的小型游击队的入侵，不过入侵未能成功。由于和古巴革命的紧密联系，巴尔加斯·略萨就此事向古巴在巴黎的临时文化专员阿莱霍·卡彭铁尔征求建议。

卡彭铁尔来到伦敦与巴尔加斯·略萨秘密会面，并建议他如果获奖的话，将奖金捐赠给正在玻利维亚进行游击斗争的切·格瓦拉。卡彭铁尔认为，这样的举动将在整个拉丁美洲得到广泛的响应。在这次会面中，卡彭铁尔给他念了一封信，写信的人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神秘伙伴艾蒂·桑塔马里亚，曾支持菲德尔·卡斯特罗在 1953 年对蒙卡达军营的袭击，此时是古巴文化部最有权势的官员。

“我们自然理解作家也是有需求的，”桑塔马里亚在信中写道，“这并不意味着您会因为这一行为蒙受损失 ；我们会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秘密地把钱还给您。”古巴革命让巴尔加斯·略萨置身于一场闹剧之中。他为此感到愤怒。最终，他接受了这个奖项，在获奖演说中，他与委内瑞拉政府保持了距离，并热情赞扬了古巴革命：

在十年、二十年或五十年内，社会正义将遍布我们所有的国家，就如同现在的古巴一样。整个拉丁美洲将会从掠夺它的帝国、剥削它的集团和今天攻击与打压它的势力之下解放出来。我希望这一时刻能够尽早来临，希望拉丁美洲可以尽快迎来有尊严的现代生活，期待着社会主义使我们摆脱时代错误和恐惧。

《旅行》

“如果说我有所憎恨的话，”巴尔加斯·略萨曾经说过，“令我感到深深作呕的，令我感到不适的，就是独裁。这并不是一种政治信仰，而是一项道德原则，发自肺腑而又根深蒂固。或许是因为我的国家遭受了很多独裁统治，又或许是因为从小我自己的身体就曾经承受过这样的残暴。”

自由主义反抗运动从本质上并不令人满意。这就是巴尔加斯·略萨观察当今世界的着眼点，他的作品从一个主题到另一个主题，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它们卷入争议，捍卫那些不受欢迎的题目，深入到问题的核心。这种思想承诺——在萨特主义视角中是荒谬的，萨特没有预见或参与其中——促使他主持了国际自由基金会，为了拉美的民主不懈奋斗。

如今，巴尔加斯·略萨已经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他早就应得的。在公共领域，他对自由的选择，使得他继续与他认为的不公平、有压迫、被封锁的事情做斗争。在内心世界，他感受到了数百万读者的敬佩，享受到了朋友们的忠诚和与帕特里西娅·略萨组成的家庭的幸福。

埃内斯托·J. 巴尔加斯和多丽塔·略萨的儿子已经超越了个人的历史，改写了自己的故事。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重建了伊甸园中的岁月。如今的父亲不再是魔鬼，也再没有仇恨火焰的折磨。他就像祖父佩德罗一样，成为一棵参天大树。在大树的荫蔽之下，儿孙辈富有创造力地自由生长。也许，幸福的时刻来临了。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