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意识到，是农村社会的“严父”传统，或许还有一个父亲对权威的维护，共同塑造出了这对父子的相处方式，它不会因为一场偶然的曝光轻易改变。
年前腊月二十六，我又一次见到陈家父子。上次与他们接触，还是在3个多月前，我去他们家采访——去年8月，西安蓝田侯家铺村76岁的老人陈有银历时一个月，骑自行车从西安来到了武汉。包括我在内的几个记者报道了这个故事，揭开了这位父亲的“心事”。
在我眼里，陈有银是个典型的西北老汉形象。就像《平凡的世界》里的孙玉厚，忠诚地守着土地，一生只为三件事情活着：盖一座房子、给孩子结婚、为老人送终。他也是个传统的中国式父亲，与儿子保持着疏离、隐忍，甚至有些拧巴的关系。
年前腊月二十六，我又一次见到陈家父子。上次与他们接触，还是在3个多月前，我去他们家采访——去年8月，西安蓝田侯家铺村76岁的老人陈有银历时一个月，骑自行车从西安来到了武汉。包括我在内的几个记者报道了这个故事，揭开了这位父亲的“心事”。
在我眼里，陈有银是个典型的西北老汉形象。就像《平凡的世界》里的孙玉厚，忠诚地守着土地，一生只为三件事情活着：盖一座房子、给孩子结婚、为老人送终。他也是个传统的中国式父亲，与儿子保持着疏离、隐忍，甚至有些拧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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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把他和他的家庭推向了公共舞台。我期待着，老人惊呆所有人的“千里走单骑”和通过报道袒露的“心事”，会成为一个契机，让这个一成不变的家庭泛起一些水花，让这对父子有机会了解彼此，甚至尝试靠近。
下午五点，我到了侯家铺村。当天西安气温骤降，下了雪。到陈有银家时，他和老伴正在看电视。见我进门，陈有银关掉电视，招呼我坐沙发，自己坐到一把木凳上，比沙发低一截，腿都伸不直——和三个多月前一样，他依旧保持着略显生分的客气。
他看上去瘦了，抬头纹更密，贴着头皮的发茬像刚剃过。
老伴最近患了眼疾，迎风流泪。陈有银不让她干活儿，她坐在床边，嘴上不停地指挥。
接水、烧水、倒水，不一会儿，陈有银把屋里的三个暖壶都装满了热水。
房子也没什么变化，煤炉靠着的那面墙被熏得发黑。十来平方米的房间全靠这个煤炉取暖，不算暖和，夫妻俩穿着棉衣。
一直到晚上8点，儿子陈东毅还没回来，在西安送一位北京来的导演。对方想把陈有银的故事改编成电影，老人没同意，“我这个人，不爱这个那个的。”
和很多事一样，这件事父子俩并没有认真商量。事实上，两人坐下来进行一场对话的机会都不多。就像我在次日下午见到陈东毅，还没聊多久，父亲推门而入，儿子就不再说话，然后从椅子上站起，扭头去倒水。
话题停在父子俩平时如何交流上，我还没得到答案，屋里就只剩下尴尬的沉默，只有屋外雪水融化，滴落到塑料桶的声音。
照陈东毅的说法，沉默是父子相处的常态。即便父亲骑行回来后，情况也没变。
我有些失望，尽管我努力寻找，期待父子和解的故事也没有发生。
回来后最想跟儿子说什么，“对不起。”但终究还是没说过，没有机会，也不好意思跟他说，“他心里明白。”
父子间最开心的时刻？“没有。”尝试沟通过吗？“没有。”
我意识到，是农村社会的“严父”传统，或许还有一个父亲对权威的维护，共同塑造出了这对父子的相处方式，它不会因为一场偶然的曝光轻易改变。
我原打算说几句话就告辞，陈有银却缓缓开口，用一种少有的平静语气。
他讲起了自己的父亲。父亲很严格，小时候陈有银就学会了绝对服从，否则就会挨打，或者挨饿。他无奈地笑笑：“旧社会过来的人，那脑子就是……”
陈有银当兵回来，已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和父亲下田干活，肚子饿得不行了，他叫父亲回家，父亲不吭声。
实在挖不动了，他扛起镢头回家。走进门，水还没喝上，就听到门外父亲在喊：“我没说回来，你咋都跑回来了，就你知道饿，我不知道？” 听着父亲在门外训斥，陈有银流下眼泪。
“那你也没有办法。他就是咱们的父亲，对不对？”
他说自己当了父亲后，从没打过儿女，“不想他们也像我那样被管教。”但和儿女相处的方式，他还是在不知不觉间继承了下来。
我开始重新审视这位老人。他拒绝导演把自己的故事拍成电影，但却没有阻止儿子与导演接触。他嘴上说自己的事不值得宣扬，却拿出导演送的影集给我展示，“你可认得？”
见我摇头，他接着说一家中央媒体要采访自己。为此事，“乡上的复转军人办公室来了三个人，还有乡党委书记。”
他边说边拉开外套拉链，从夹层口袋摸出几张叠好的纸，塞到我手上。是他写的满满四页材料，关于他骑行路上的见闻。后来陈东毅告诉我，那家中央媒体是视频采访，“没有人让他准备材料。”
陈东毅说，父亲从不在家讲自己的骑行经历，但只要出门，别人问起，他很乐意分享自己的“壮举”。
我和陈有银一起去买馍，碰见了乡亲。“这可又是个记者？”乡亲问。“那就是的。”陈有银有些得意。
我似乎有了答案，一个低调本分的农村老人，意外走红被推上公共舞台，被人称赞。他或许又惊又喜，但在家庭内部情感表露仍然是件无用且羞耻的事——感情无法解决任何现实问题，就毫无意义。在农村，这不是功利，而是为了生存。
很多父亲的往事，陈东毅看了新闻才知道，有篇报道让他哭了三回。“俺爸辛苦一辈子，任劳任怨，没提过任何要求 。”
父亲不知道儿子如此感动。不过，在这个春节，他也隐约感觉到了父子间的暖意。
屋里那个炉子的排气口上，接了根新的白铁皮管，一直伸到窗外。
排烟管是去年11月份儿子装的。起初他有些不满，“没跟我商量就买回来了。”前年换下的旧管子还能用。
装排烟管的那天，陈东毅一声不吭地把管子扛进屋里，站在凳子上安装。管子太长，不好固定，他正发愁时，父亲在下面扶住管口。装完，两人互相看了看，没有言语。
新年到了，陈有银仍然保持着低调。除夕夜，他和老伴、儿媳一起包饺子，仍穿着旧棉衣。
见面的第一天，他领我走进里屋，小心翼翼地从床头拿出一套咖色衣裤，那是儿子给他买的新衣。他轻轻地铺在床上，又轻轻地叠起， “还没到时候。”他嘟囔着，还不舍得穿。
大年初一，儿子发的抖音里，陈有银坐在满是饭菜的桌前，表情依旧平淡。只不过，这次他已经换上了那件新装。
下午五点，我到了侯家铺村。当天西安气温骤降，下了雪。到陈有银家时，他和老伴正在看电视。见我进门，陈有银关掉电视，招呼我坐沙发，自己坐到一把木凳上，比沙发低一截，腿都伸不直——和三个多月前一样，他依旧保持着略显生分的客气。
他看上去瘦了，抬头纹更密，贴着头皮的发茬像刚剃过。
老伴最近患了眼疾，迎风流泪。陈有银不让她干活儿，她坐在床边，嘴上不停地指挥。
接水、烧水、倒水，不一会儿，陈有银把屋里的三个暖壶都装满了热水。
房子也没什么变化，煤炉靠着的那面墙被熏得发黑。十来平方米的房间全靠这个煤炉取暖，不算暖和，夫妻俩穿着棉衣。
一直到晚上8点，儿子陈东毅还没回来，在西安送一位北京来的导演。对方想把陈有银的故事改编成电影，老人没同意，“我这个人，不爱这个那个的。”
和很多事一样，这件事父子俩并没有认真商量。事实上，两人坐下来进行一场对话的机会都不多。就像我在次日下午见到陈东毅，还没聊多久，父亲推门而入，儿子就不再说话，然后从椅子上站起，扭头去倒水。
话题停在父子俩平时如何交流上，我还没得到答案，屋里就只剩下尴尬的沉默，只有屋外雪水融化，滴落到塑料桶的声音。
照陈东毅的说法，沉默是父子相处的常态。即便父亲骑行回来后，情况也没变。
我有些失望，尽管我努力寻找，期待父子和解的故事也没有发生。
回来后最想跟儿子说什么，“对不起。”但终究还是没说过，没有机会，也不好意思跟他说，“他心里明白。”
父子间最开心的时刻？“没有。”尝试沟通过吗？“没有。”
我意识到，是农村社会的“严父”传统，或许还有一个父亲对权威的维护，共同塑造出了这对父子的相处方式，它不会因为一场偶然的曝光轻易改变。
我原打算说几句话就告辞，陈有银却缓缓开口，用一种少有的平静语气。
他讲起了自己的父亲。父亲很严格，小时候陈有银就学会了绝对服从，否则就会挨打，或者挨饿。他无奈地笑笑：“旧社会过来的人，那脑子就是……”
陈有银当兵回来，已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和父亲下田干活，肚子饿得不行了，他叫父亲回家，父亲不吭声。
实在挖不动了，他扛起镢头回家。走进门，水还没喝上，就听到门外父亲在喊：“我没说回来，你咋都跑回来了，就你知道饿，我不知道？” 听着父亲在门外训斥，陈有银流下眼泪。
“那你也没有办法。他就是咱们的父亲，对不对？”
他说自己当了父亲后，从没打过儿女，“不想他们也像我那样被管教。”但和儿女相处的方式，他还是在不知不觉间继承了下来。
我开始重新审视这位老人。他拒绝导演把自己的故事拍成电影，但却没有阻止儿子与导演接触。他嘴上说自己的事不值得宣扬，却拿出导演送的影集给我展示，“你可认得？”
见我摇头，他接着说一家中央媒体要采访自己。为此事，“乡上的复转军人办公室来了三个人，还有乡党委书记。”
他边说边拉开外套拉链，从夹层口袋摸出几张叠好的纸，塞到我手上。是他写的满满四页材料，关于他骑行路上的见闻。后来陈东毅告诉我，那家中央媒体是视频采访，“没有人让他准备材料。”
陈东毅说，父亲从不在家讲自己的骑行经历，但只要出门，别人问起，他很乐意分享自己的“壮举”。
我和陈有银一起去买馍，碰见了乡亲。“这可又是个记者？”乡亲问。“那就是的。”陈有银有些得意。
我似乎有了答案，一个低调本分的农村老人，意外走红被推上公共舞台，被人称赞。他或许又惊又喜，但在家庭内部情感表露仍然是件无用且羞耻的事——感情无法解决任何现实问题，就毫无意义。在农村，这不是功利，而是为了生存。
很多父亲的往事，陈东毅看了新闻才知道，有篇报道让他哭了三回。“俺爸辛苦一辈子，任劳任怨，没提过任何要求 。”
父亲不知道儿子如此感动。不过，在这个春节，他也隐约感觉到了父子间的暖意。
屋里那个炉子的排气口上，接了根新的白铁皮管，一直伸到窗外。
排烟管是去年11月份儿子装的。起初他有些不满，“没跟我商量就买回来了。”前年换下的旧管子还能用。
装排烟管的那天，陈东毅一声不吭地把管子扛进屋里，站在凳子上安装。管子太长，不好固定，他正发愁时，父亲在下面扶住管口。装完，两人互相看了看，没有言语。
新年到了，陈有银仍然保持着低调。除夕夜，他和老伴、儿媳一起包饺子，仍穿着旧棉衣。
见面的第一天，他领我走进里屋，小心翼翼地从床头拿出一套咖色衣裤，那是儿子给他买的新衣。他轻轻地铺在床上，又轻轻地叠起， “还没到时候。”他嘟囔着，还不舍得穿。
大年初一，儿子发的抖音里，陈有银坐在满是饭菜的桌前，表情依旧平淡。只不过，这次他已经换上了那件新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