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解南北差距的关键，还是在于不断提高北方地区的市场化水平，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撰文丨熊志
“北方第二城”，悬了？
今年前三季度，天津全市地区生产总值为12673.87亿元，宁波为12644.3亿元，和天津的差距缩小至不到30亿元。
而GDP增速方面，前三季度宁波为5.3%，领先天津0.6个百分点。照此趋势，到2024年年底，宁波的经济总量，大概率会历史性地超越天津，GDP排名上位到第11位，向十强城市发起冲击。
直辖市天津是“北方第二城”，也是北方经济的典型代表，近年来遭遇持续下滑压力，先是被南京赶超，挤出GDP十强城市阵营，如今即将被宁波超越，排名进一步下滑。
天津的掉队，南京、宁波的上位，是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的一个缩影。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今后又该如何提振北方城市的经济发展势头？
01
“五千年历史看西安，千年历史看北京，百年历史看天津”。作为京畿门户，北方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在近现代的中国经济版图上，天津长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它的经济总量一度仅次于上海、北京，位列前三甲。
当然，这样的高光时刻并没有持续。改革开放后，东南沿海城市加速崛起，天津的经济排名逐渐下滑，2017年则成为转折点。
这一年，天津对经济数据进行挤水，不再重复统计注册在当地、但未在当地生产的企业的产值，万亿规模的滨海新区，GDP直接缩水三分之一。经过惨烈的挤水分之后，天津的经济排名滑落到第10位，并在2020年被南京反超，掉出了十强行列。
最近几年，宁波对天津的追赶不断提速。2021年到2023年，二者的经济总量差距，分别为1100.15亿、607.04亿、284.5亿，呈逐渐缩小的状态。
而2024年一季度、上半年，宁波的GDP一度赶超天津，只不过到三季度被天津重新反超。但长期来看，宁波超越天津是大概率的事情。
相较于受北京虹吸的天津，宁波有更为卓越的港口条件，并且依托长三角城市群，通过错位分工发展，有效吸纳并利用了周边丰富的资源。
而且，无论是市场化程度，民营经济的发展水平，还是总体的产业结构，宁波都更具有优势。
比如产业结构方面，宁波是制造业重镇，盛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这显示出其在产业转型升级，激发创新活力方面的优势。相对来说，天津的产业结构偏传统，直到今天，重化工产业在经济总量的占比依然较高。
而宁波一旦超越天津，意味着天津重回GDP十强，短期内希望更加渺茫了。
如果天津不能重整旗鼓，“北方第二城”的地位甚至也可能保不住——今年前三季度，青岛和天津的GDP差距，已经缩小至不到300亿元。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探讨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时，大家会首先想到沿海和内陆，东部和中西部。
为应对这一问题，此前推出的一系列宏观政策，如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略，都是旨在通过行政手段调控资源配置，以缩小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
但事实上，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或者说，经济增长速度的地域差异，并不只是体现在沿海和内陆维度上，南北经济之间的差距，在过去数十年间同样显著存在，只不过被快速拉开的东西差距所掩盖了。
以“秦岭—淮河”作为南北分界线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多数年份，南方经济的增长速度都领先于或者不弱于北方。数据显示，在2010—2021年，北方经济占全国总量从42.8%快速下降至35.2%。
而人均GDP方面，南方与北方人均GDP的比值，在1993年左右开始超过1，即南方已开始领先北方。2008年南方与北方人均GDP的比值是1.06，到2020年已经上升到1.26。
南北经济差距日益拉大，直观地体现为南、北方代表省市之间的差距的扩大。
如北方经济第一大省山东，与南方经济第一大省广东的差距，由2008年的5860亿扩大到2017年的1.72万亿。对此，彼时的山东主官还一度发出了“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感叹。
在城市竞争层面，沈阳、大连、哈尔滨和长春等东北头部城市的掉队，就不用多说了，天津、青岛等传统北方经济强市，在经济增速上，同样被南方城市甩在了后面。
以青岛为例，作为中国最早的纺织工业基地之一，青岛一度和上海、天津并列，并统称为“上青天”的存在。改革开放初期，还诞生了海尔、海信、青啤、双星、澳柯玛知名的“五朵金花”企业，然而此后排名也是一路下滑，被成都、武汉、南京、宁波等城市接连超越。
随着头部城市的逐渐掉队，在全国经济重点城市的排名中，北方城市的身影愈发稀少。如今，全国经济十强城市中，仅剩北京一个独苗，而在三十强城市中，北方城市也仅占10席。
北方的很多经济强市，其繁荣的基础主要是计划经济时期打下的，它们的崛起，固然有自身区位优势、资源禀赋方面的因素，但更离不开行政力量的强力支持。
比如不管是苏联援建，还是三线建设时期，国家的一些重点工业项目，都是优先布局在北方地区。
行政主导下的资源配置，为北方城市带来了蓬勃的发展动力，但也造成了两个显著影响。
一方面，北方城市的所有制结构，呈现出国企占比较高的特点，比南方城市更为突出；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依赖行政之手进行资源配置，这种强干预的思维遗留，使得北方地区在市场意识与开放意识方面相对滞后。
以天津和宁波为例。
今年前三季度，天津市民营经济增加值4798.3亿元，同比增长6.0%；民营经济占天津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7.9%。
笔者没有查到宁波今年公布的前三季度的相关数据，而2023年全年数据则显示，宁波民营经济占全部市场主体量的比重达到96.7%，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六成。
民营经济更活跃的地区，市场竞争更公平，低效国企挤占民企发展资源、生存空间的情况会少一些。同时，地方政府面临着更为激烈的招商引资竞争压力，这促使它们不断提升营商环境质量，完善市场规则，服务好企业，以此吸引企业前来投资。
这种招商引资的竞争机制，实际上为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提供了正向的激励与反馈。
从这个角度来看，缓解南北差距的关键，还是在于不断提高北方地区的市场化水平，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少一些官本位的作风。
对于南北或东西之间的差距，我们不应以静态的视角去审视。当前，随着人口自由流动障碍的不断减少，北方或者内地城市的居民，可以前往东南沿海地区就业，从而分享其发展的成果。
正如区域研究专家陆铭所指出的，“人口的自由流动会带来地区间人均GDP的趋同”。缓解经济发展成果分配的不平衡，关键在于进一步促进人口流动，解除不必要的户籍限制，让更多人能通过自由流动，享受不同区域的发展红利。
需要提醒的是，平衡区域发展落差，要避免陷入一种误区——一旦北方地区发展滞后了，就急于增强政策扶持力度，加深行政干预的程度。这种行政主导资源配置的扶持思维，只会让北方地区的发展更加被动。
而且，无论是市场化程度，民营经济的发展水平，还是总体的产业结构，宁波都更具有优势。
比如产业结构方面，宁波是制造业重镇，盛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这显示出其在产业转型升级，激发创新活力方面的优势。相对来说，天津的产业结构偏传统，直到今天，重化工产业在经济总量的占比依然较高。
而宁波一旦超越天津，意味着天津重回GDP十强，短期内希望更加渺茫了。
如果天津不能重整旗鼓，“北方第二城”的地位甚至也可能保不住——今年前三季度，青岛和天津的GDP差距，已经缩小至不到300亿元。
02
自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凭借其地理位置优势，率先与国际市场接轨，深度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通过引进外资、先进技术以及高效管理经验，实现了快速发展，并逐渐与内地形成了发展差距。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探讨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时，大家会首先想到沿海和内陆，东部和中西部。
为应对这一问题，此前推出的一系列宏观政策，如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略，都是旨在通过行政手段调控资源配置，以缩小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
但事实上，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或者说，经济增长速度的地域差异，并不只是体现在沿海和内陆维度上，南北经济之间的差距，在过去数十年间同样显著存在，只不过被快速拉开的东西差距所掩盖了。
以“秦岭—淮河”作为南北分界线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多数年份，南方经济的增长速度都领先于或者不弱于北方。数据显示，在2010—2021年，北方经济占全国总量从42.8%快速下降至35.2%。
而人均GDP方面，南方与北方人均GDP的比值，在1993年左右开始超过1，即南方已开始领先北方。2008年南方与北方人均GDP的比值是1.06，到2020年已经上升到1.26。
南北经济差距日益拉大，直观地体现为南、北方代表省市之间的差距的扩大。
如北方经济第一大省山东，与南方经济第一大省广东的差距，由2008年的5860亿扩大到2017年的1.72万亿。对此，彼时的山东主官还一度发出了“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感叹。
在城市竞争层面，沈阳、大连、哈尔滨和长春等东北头部城市的掉队，就不用多说了，天津、青岛等传统北方经济强市，在经济增速上，同样被南方城市甩在了后面。
以青岛为例，作为中国最早的纺织工业基地之一，青岛一度和上海、天津并列，并统称为“上青天”的存在。改革开放初期，还诞生了海尔、海信、青啤、双星、澳柯玛知名的“五朵金花”企业，然而此后排名也是一路下滑，被成都、武汉、南京、宁波等城市接连超越。
随着头部城市的逐渐掉队，在全国经济重点城市的排名中，北方城市的身影愈发稀少。如今，全国经济十强城市中，仅剩北京一个独苗，而在三十强城市中，北方城市也仅占10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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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经济的差距，本质上是市场化程度的差距。北方的很多经济强市，其繁荣的基础主要是计划经济时期打下的，它们的崛起，固然有自身区位优势、资源禀赋方面的因素，但更离不开行政力量的强力支持。
比如不管是苏联援建，还是三线建设时期，国家的一些重点工业项目，都是优先布局在北方地区。
行政主导下的资源配置，为北方城市带来了蓬勃的发展动力，但也造成了两个显著影响。
一方面，北方城市的所有制结构，呈现出国企占比较高的特点，比南方城市更为突出；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依赖行政之手进行资源配置，这种强干预的思维遗留，使得北方地区在市场意识与开放意识方面相对滞后。
以天津和宁波为例。
今年前三季度，天津市民营经济增加值4798.3亿元，同比增长6.0%；民营经济占天津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7.9%。
笔者没有查到宁波今年公布的前三季度的相关数据，而2023年全年数据则显示，宁波民营经济占全部市场主体量的比重达到96.7%，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六成。
民营经济更活跃的地区，市场竞争更公平，低效国企挤占民企发展资源、生存空间的情况会少一些。同时，地方政府面临着更为激烈的招商引资竞争压力，这促使它们不断提升营商环境质量，完善市场规则，服务好企业，以此吸引企业前来投资。
这种招商引资的竞争机制，实际上为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提供了正向的激励与反馈。
从这个角度来看，缓解南北差距的关键，还是在于不断提高北方地区的市场化水平，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少一些官本位的作风。
04
当然，尽管南北差距在近年来有所扩大，但区域发展的最终落脚点，还是具体的人。对于南北或东西之间的差距，我们不应以静态的视角去审视。当前，随着人口自由流动障碍的不断减少，北方或者内地城市的居民，可以前往东南沿海地区就业，从而分享其发展的成果。
正如区域研究专家陆铭所指出的，“人口的自由流动会带来地区间人均GDP的趋同”。缓解经济发展成果分配的不平衡，关键在于进一步促进人口流动，解除不必要的户籍限制，让更多人能通过自由流动，享受不同区域的发展红利。
需要提醒的是，平衡区域发展落差，要避免陷入一种误区——一旦北方地区发展滞后了，就急于增强政策扶持力度，加深行政干预的程度。这种行政主导资源配置的扶持思维，只会让北方地区的发展更加被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