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人”期刊指出，中国经济面临的一大问题是资讯遭强力管控，且高度集权的政治控制、“国家安全”优先，以及建立在“恐惧”上的治理文化，容易让领导层仰赖的所谓内参系统趋于失灵。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近日发表的文章提到，历史经验显示，资讯的自由流通有助提升决策品质、降低重大失误的发生几率，并促进社会演进、提升国家整体应对挑战的能力。

在1990年代晚期和2000年代，中国领导层曾试图借由“既部分开放、又维持控制”的治理方式避免重蹈苏联瓦解覆辙。随着科技发展，部分“忠党爱国”人士认为，大数据、人工智能（AI）等新技术将有助为最高领导层打造一个高科技、高效率、全方位的“开明集权”计划与治理系统，实践苏联未能达成的理想。

然而，“经济学人”分析，现在的情况是，中国有可能如苏联一般，证明专制统治效能低落。

“经济学人”指出，为维持在政治领域的主导地位，苏联领导层无情管控、压制各项资讯，最后连领导层本身都失去对真实世界的准确掌握。如今，中国经济面临类似的问题：经济政策是根据什么资讯拟定，而这些资讯有多可靠、准确、贴近现实？此外，政府到底知道哪些一般人不知道的事？

“经济学人”近日刊登一系列文章，分析中国经济面临的根本问题，侧重资讯流通和资讯品质对决策过程的影响，并对中共党国机关的“内参”系统有不少着墨。

根据文章，中国官方经济数据一向不乏缺陷，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即曾质疑它们的准确性。然而，近年情况持续恶化，包括数据相互矛盾兜不拢，导致美国财政部曾寻求中方官员解释。部分资讯不仅发布频率下降、经过“调整”，必须被“压下来”的“敏感资讯”也越来越多，且向外界公开的内容有越来越与现实不符的趋势。

“经济学人”指出，经济越脆弱，就有越多资讯被压制；即便是亲官方的“权威人士”发表意见，若他们对资讯的诠释未经官方肯认，也可能被迫噤声。为避免领导层难堪，官方资料可以被公然扭曲。

举例而言，一名北京大学教授去年中公开提到，官方发布的失业数据未呈现有多达1600万名青年因为放弃找工作而未就业，而若计入这些人，则青年低度就业的比例将超过46%。中国国家统计局随后很快中止发布都市青年失业数据，直到今年初才开始公布经过“改善”的资讯。

此外，官员似乎对控制各界如何讨论COVID-19（2019冠状病毒疾病）较有兴趣，而不是全面了解疫情和“封城”等疫情管控措施对经济活动实际造成的影响。

至于党国各层级机关的“内参”机制，“经济学人”指出，虽然内参材料可以比公开发布的内容“强而有力”，但实务效果如何，不乏疑问。

“经济学人”提到，内参系统的资讯来源包括学界、智库、媒体。例如新华社记者在大量生产吹捧官方、但新闻价值低落的公开内容之余，私底下为“内参”撰写的文章可能完全是另一种样态。一名撰写人告诉“经济学人”，能写内参报告是“荣幸”；要取得这项特权，必须通过激烈竞争。

一名研究人员表示，他可以在内参报告就行政管理问题直言不讳，例如政府命令相互矛盾导致落实困难。另一名研究人员则说，内参材料有助官员从地方角度切入，理解不动产市场崩盘等重大问题。

不过，“经济学人”指出，取得资讯是一回事，官员是否能确实理解并善用资讯是另一回事。此外，难以判断到底有多少内参资讯和“建言”能如实上达中共高层。内参报告作者可以自夸个人影响力，但目前不存在可靠资料衡量特定内参材料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另一方面，内参机制的“潜规则”可以让报告作者倾向“讨好”当权者、让他们开心。一名研究人员告诉“经济学人”，他的分析越“正面积极”，就越容易被视为“好文”。

此外，虽然他可以“自由讨论”国家面临的问题，他依然会小心不直接批评高层。透过内参机制流通的资讯也较难被客观检验。

“经济学人”指出，在权力最高层以外的人无法得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读了什么样的内参材料，以及他的反应为何。中国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一向缺乏透明度，这在经济成长强健、决策者态度务实时，问题不大。

然而，当成长放缓、官僚系统越来越意识形态至上，缺乏品质良好的资讯就令人忧心。最终，不仅是外界，可能中国领导层自己也会雾里看花、难以确定什么是好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