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以后，‘E卡’基本被封死，我的资金彻底‘转’不动了，和老婆坦白在网贷平台借款还有近10万元。”王鼎（化名）在高峰期曾经在5个变相高利贷平台借钱用于资金周转，最近不少平台被封停后，他被迫结束了“以贷养贷”的借贷循环。
事实上，不少借贷者都与王鼎有相似经历。除了投资失败、消费金额高，这些借贷者打开网贷“潘多拉魔盒”的原因各不相同，有因为网赌想要翻身回本的，有深陷杀猪盘被诱导借贷的，也有因为生意或投资需求、急需短期资金周转的。
但他们最终选择变相高利贷的共通点极为相似，即借贷资金链断裂，难以在正常渠道借到钱，最终寻求在变相网贷平台获取资金，饮鸠止渴。
逐步“换挡”
王鼎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他在网贷平台的借款始于某个游戏充值，最开始是在正常的消费贷平台获得贷款，随着征信出现问题，他开始逐渐用“租机”套现。直到“租机”的信用条件也不符合时，担保系平台、回收系E卡平台成为了他最后的“退路”，而这些平台的实际年化利率通常高于50%。
事实上，与王鼎有相似经历的人不在少数。
第一财经记者调查发现，一开始就选择借变相高利贷的人并不多，大多是逐步“换挡”而来。
秦琪（化名）是从校园贷开始“入坑”的。2015年正是校园贷的高峰期，当时还在读大学的秦琪借入了多笔校园贷用于消费。
“当时有些兼职的方法赚钱很快，所以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还款能力。”秦琪称，从那时候开始，他就逐渐陷入了“以贷养贷”的困境。
后来，他的征信出现问题，工资也无法支撑“贷款循环”，只能接触“714高炮”（期限为7天或14天的高利息网络贷款）这类现金贷产品。到了后期，他也借了多家变相高利贷平台。
秦琪向记者提供了多份记账表格，详细记录了他在各个平台的借款情况。在某个网贷平台上，从2022年6月到2023年9月，共有17笔借款记录，需还款金额5000多元。而在另一个担保借款平台上，从2022年3月到2023年5月，有10笔借款记录，需还款金额也在5000元左右。“很多是‘以贷养贷’循环借的。”秦琪坦言，“一旦借上这类变相高利贷就很难有回头路了。”
和秦琪不同，覃敏（化名）在网上借款是因为疫情期间生意周转困难。此前，他在福建某地经营一家小型服饰加工厂，由于疫情期间订单不稳定、回款慢，他的收入下降严重。令他雪上加霜的是，原本在银行借的经营贷到期，续贷标准又提高了。为了获得资金，保证正常生产加工，覃敏先是借了一些消费贷、信用卡套现，后来，他逐渐从一些对资质要求更低的网贷平台陆续借入10多万元。不过，覃敏告诉记者，他在变相高利贷平台的借款金额只有两千多元。
第一财经记者调查发现，这类借贷者也存在“漏斗”一样的分层。征信没有问题、资质良好的借贷者，通常可以选择银行消费贷、信用卡等多种方式；一旦征信出现问题，就需要找一些未接入征信系统的借贷平台，或者利用“租机套现”的方式“撸口子”；而如果各种征信、信用分都有问题，才会求助“E卡”、担保系等变相高利贷平台，这也成为这部分借贷者的最后选择。
存在“非善意借款人”
深陷网贷旋涡后，有人拆东墙补西墙“以贷还贷”，也有人四处寻找可撸的“口子”（业内黑话，指可借贷套现的平台）。
王鼎3年多前涉足网贷平台借款，在一年多前，他开始“拆东墙补西墙”，辗转多个平台借贷。“以前收入比较高，借的金额也不多，基本可以还上。”王鼎告诉记者，近一年收入大降，于是很难“填坑”。为了避免被集中催收，他只能选择记录每个平台欠款的到期日，不断寻找新平台“借新还旧”。
与之相比，黎明（化名）已经放弃了全额还款的打算。
“高峰期赚百万，总想着回本，最后越陷越深。”黎明2013年毕业于全国某重点大学。上班不久，他开始参与国内白银现货、原油现货等高风险投资。高峰期最多赚了300多万元，全款在家乡买房买车。
然而，之后的大幅亏损让他措手不及。他先是试图通过信用卡套现、消费分期贷借款，以求翻本。但最终发现自己彻底还不上资金，于是选择从网贷平台套出资金，部分用于“以贷养贷”，部分用于生活。由于征信问题越来越严重，黎明不得不转向各类变相高利贷平台。目前，他在银行的借款约20万元，在各类网贷平台、变相高利贷平台的借款超过3万元。
“到后期已经不太在乎在网贷平台借了多少钱了，也不再计算能否还上。”黎明回忆道，当时只希望可以勉强度日，只要平台可以借出资金，他就“撸口子”借款。
与黎明一样，靠“撸口子”维生的人还有很多。在某网贷、信用卡交流讨论社区，记者看到，部分借贷者聚集在这里讨论有哪些可撸的“口子”。他们大多数人在借款之初就已经不打算还款了，只希望可以从新平台套取资金。
“我们会选择那些催收方式比较温和的网贷公司。”一名借款人告诉记者，选择“撸口子”主要是因为自身征信有问题，也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因此也不太在乎一些暴力催收手段。
饮鸩止渴还是温水煮青蛙？
借入变相高利贷的借款人规模有多大？目前还没有最新的官方数据。早在2020年8月，原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曾公开表示，网贷平台“还有借出的8000多亿元没有回收”。
对于这些借款人而言，被电话催收、贷款“滚雪球”已经成为生活常态。
高昂的利息和借贷成本下，贷款金额不断“滚”出新高。覃敏告诉记者，他在这类网贷平台总共实际借款到手大概2000元，但还款金额目前已经高达4000多元。随着逾期时间延长，每天还款金额都在“滚动”增加。
王鼎的情况也类似，在他近10万元的待还金额中，实际使用的借款只有5万多元。
王鼎每天都会收到各种催收电话，通讯录中的好友也多半受到过催收公司的骚扰。“这种感觉有点类似于社会性死亡。”自从债台高筑后，他与以前的同学、同事都减少了联系。
王鼎也会选择在各类投诉平台投诉，反映担保费、回收费用不合理，变相高利贷等问题，但得到反馈解决的寥寥无几。“这些平台并非单打独斗，它们是做过一套法律合规性设计的，许多打着擦边球操作。”黎明称，加上大多数人在单个平台借贷的金额都不大，也很难通过司法手段“自救”。
小原（化名）曾经也借入过变相高利贷，有段时间，她每天都能收到催收电话，她见一个拉黑一个，但对方仍不断换着号码打。如今，她自称是一名“负债区”的博主，这是一个为借入高利贷的用户提供交流的社群。
而与高昂的借贷费用相比，大多数受访者在借贷初期对借贷成本都没有清晰的概念。“担保费每次看上去不多，但是反复借了小半年，突然有一天发现担保费和利息加起来比借的本金都高了。”王鼎告诉记者，这种过程类似“温水煮青蛙”。
另一名借贷人回忆道，当时平台并没有显示需还款金额，只要求选择担保公司并签署额外协议，“刚开始感觉费用也不高，没有‘年化利率’这个概念。”
北京大学长聘副教授、汇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李荻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这类变相高利贷，通常在贷款中包装了部分非借款性质的要素，因此部分借款人无法正确评估资金成本。建议监管引导平台建立统一试算标准，在借款合同中明确显示实际借款金额、实际还款金额，让借款人在借款页面即可明确知晓实际资金成本。
如何减少“误伤”
网贷乱象的背后是相关主体的擦边球行为，以及金融资源的不平衡和不匹配。
一方面，近期，监管从严态势升级，不断“补差漏”。3月19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发布《关于开展变相高息“现金贷”、“套路贷”等问题自查整改的通知》，要求会员单位对相关问题进行自查整改，合作机构涉及违规业务的，应敦促其立即整改，并暂停与其合作。
另一方面，随着一系列变相借贷平台曝光，也有人认为，高利贷生态背后，存在个人、小微企业融资渠道有限等诸多问题。
“高利贷的生存空间源于那些银行不要的客户。”覃敏告诉记者，银行虽然是主流信贷发放机构，但却不是很多小微企业的第一选择。银行的审核周期长、对担保抵押的要求高。在真正急需用钱的时候，不如一些民间借贷或网贷平台，可能马上就能拿到现钱。
现实的情况可能更加复杂，在被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拒之门外的客户中，既存在“非善意借款人”，也有被“误拒”的个人或企业。
“很多时候，小微企业的信贷业务吃力不讨好。”一名股份制银行对公客户经理告诉记者，小微授信审核周期长、流程多，但借贷金额一般又不大，在业绩端的“性价比”不高。因此，银行很难倾注大量资源去做“长尾”。
同样的困境也存在于个人消费贷领域。一名广州国有银行信贷经理告诉记者，虽然今年消费贷营销战此起彼伏，表面利率不断“卷”至新低。但银行风控端并不敢放松，尤其是对资质条件较差的个体，放贷会更加谨慎。
李荻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部分借款人也存在自身情况披露不真实、借款后违约等情况，形成市场上的摩擦。存在摩擦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基于理性不会对这类客户放贷，但其实也不一定精准，存在误伤的可能。
那么，如何尽可能减少“误伤”？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保障个人在正常渠道的借贷需求？李荻告诉记者，关键在于降低银行的服务成本。银行服务中小微企业或具有“不良”特征的借款人需要进行详细调查、长期监测跟踪，实际付出的服务成本很高。银行如能用较低成本获取这类借款人信息，并有效监督其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发银行放贷意愿，避免误伤。
进一步看，李荻指出，可以综合运用各类手段减少银行服务成本。从银行端来看，优化金融科技手段，寻求更便利的方式获取小微企业经营信息、现金流信息。从企业层面看，在抵押物不足的情况下，适当参与供应链金融，利用核心企业的信用进行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