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顶着“习李不合”的传言走过两任10年任期，却在卸任不到8个月就突然病逝。在这个不鼓励记忆和悼念的国家，他的死讯除了短期的震撼，似乎没有激起太多回响。就像社群媒体上，也很难找到上海东郊宾馆或曙光医院工作人员，关于他心脏病发那天抢救情况的只字片语；在不寻常中，一切似已归于沉寂。

3月上旬，就在距离李克强2023年10月27日过世4个多月后，中央社记者来到他在安徽合肥的故居周边。这里是他少年时生活过的地方，曾经的安徽省文史研究馆大院。

李克强当年居住过的平房大院早已成为两座居民楼，一栋是白色三层楼，一栋是红砖四层楼。栏杆内空荡荡的走道，去年10月底曾铺满鲜花，众多民众围绕居民楼致意或哭泣；现在则是居民进进出出，生活气息浓厚。

看似一切恢复正常。不过，栏杆上挂了一块布，上面印著作家鲁迅1919年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文字：“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这块布推测是在民众追悼李克强的热潮过去后才挂上，否则可能和那些鲜花一样早被清掉了。

它让人想到，去年10月底上海的万圣节游行，年轻人用各式扮装，对当局疫情处理或对时局表达嘲讽和不满。其中有人就装扮成鲁迅，穿着长衫，黏上胡子，一脸正经念著上述这段话，同时还手持牌子，上头写着：“学医救不了中国人”。

当许多人讨论中国青年的“躺平”，也有不那么消极的人，或是不仅仅关心自己就业、就学、买房问题的年轻人。不要忘了，促使中国防疫政策改变的“白纸运动”，最先就是学生发起。

一名上海教师给高中生课外辅导时，有学生在课堂上问她：“您真的相信共产主义吗？”另一名学生的反应则是立刻环顾四周，问：“有监控吗？”

还有一次，另一名高中生问她：“该保持清醒还是糊涂呢？”这是个爱阅读的孩子，与老师的交流中提到了欧威尔、尼采等不同人的著作。

这名老师感到惊讶与欣慰，她告诉中央社记者：“在铺天盖地的宣传中还能有这样的独立思考。可见封不死呀！”

对于想知道她看法的学生，她会下课后再讨论，然后分享“学习来的不同观点”。

在民主国家，表达对政府不满或质疑很正常。但是在言论管制及数位监控强大的中国，星星点点的反对言行，反而让人觉得暗潮涌动。很多人想问：敢表达不满是否等于会上街抗议？抗议是不是代表政权有危险？

这名老师很务实地表示，在中国，即使是“觉醒”的人，在身边人遭遇不公时，也未必会挺身而出。“对多数人来说，觉醒和行动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不是人人都像（四通桥勇士）彭立发那样勇敢。”但她认为，没有被完全洗脑，就代表这些年轻的一代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