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内地网络上有人向法院起诉作家莫言，指控他的作品“涉嫌抹黑英雄先烈”、“涉嫌美化侵华日军”。这人在网上发起起诉莫言投票，获得九千多人支持。《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认为这件事又一次打开网络上恶意构陷的边界和想象空间。
这件事目前还在发酵，可以从五个层面来理解。第一，不论起诉莫言的人抱着怎样的目的，都不可能达到目的，他的行为注定会成为闹剧。莫言的作品固然存在许多争议，批评他的声音一直都有，但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持续进步的中国社会包容了莫言，让莫言的文学才华在世界舞台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
2011年莫言的小说《蛙》获得中国文学最高奖——茅盾文学奖，足以说明中国社会对他的认可。2012年莫言又成为首位中国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既鼓舞了中国文学界，又提升了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的影响力。莫言的命运因改革开放而改变，他的成功是中国崛起在文化领域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符号。对于这样一个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声誉的作家，怎么可能会因为极少数人的狭隘偏见而受到实质冲击呢？
第二，起诉闹剧的本质是以二元对立、狭隘偏执、宁左勿右、捕风捉影的方式来定义爱国与正能量，如果推到极致，只会让人人自危、动辄得咎。清朝时期的叫魂事件、当代中国的文革，都是极为惨痛的教训。春秋时期的中国思想家老子说过，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
2017年11月15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莫言在香港浸会大学作“文学中的历史与现实”演讲。（新华社）
起诉闹剧的发起者指控莫言的作品“涉嫌抹黑英雄先烈”，却不知近现代以来的英雄先烈们正是为了中国的解放、自由、平等和进步而身先士卒。一个开放、多元、包容、进步的中国才是对英雄先烈们的最好纪念。反之，妒贤嫉能、二元对立、内斗内耗、恶意构陷的猎巫运动才是对英雄先烈们的最大辜负。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进步说明一个社会只有在合理范围内包容不同的人，尽力让更多的人人尽其才，中国才会越来越好。这是中国追求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主要内容的民族复兴目标的应有之义。
第三，遗憾的是，类似于起诉莫言的闹剧，在近年来屡屡发生。不论是作家方方所遭到的围攻与网暴，还是上海医生张文宏所受到的攻击与指控，都说明内地网络上一些人的民粹、反智、极左、网暴行为，已经严重到干扰社会健康发展的程度。方方、张文宏和莫言，他们本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是中国进步本应包容和团结的建设者。对他们的围攻与构陷，虽屡屡成为闹剧，但每一次都会在世道人心层面起到恶劣影响，让更多的人不得不进行自我审查，妨碍常识理性与社会活力。
上海医生张文宏曾在疫情期间屡屡遭到一些人的围攻。 （视觉中国）
第四，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时，内地网络上有不少声音指责莫言不配获奖，因为他们认为莫言是中国作协副主席，是中国体制的维护者。然而，12年之后的今天，当年那些指责莫言不配获奖的人不少已变得谨言慎行，开始自我审查，反倒是被批为中国体制维护者的莫言，转眼之间，竟然成了另一批人眼中的中国体制抹黑者。同样是莫言，为何在两批人眼中的他居然截然对立？发生了什么？
第五，起诉莫言的发起者和支持者，其实在内地庞大网民群体中，只属于极少数，但他们竟能产生远远超过他们人数的负面影响。这说明偏执狭隘的论调有被放大的风险。其实，起诉莫言的发起者和支持者，只要他们的行为不违法，是有自己的言行自由，但为何他们的言行能引起许多人的忧虑？为何人们不能以不值一提的心态来看待他们的闹剧？换言之，如果人们根本不当回事，那么不论起诉莫言的发起者和支持者怎么折腾，都掀不起什么浪花。毕竟，这世间从来不乏极少数偏执狭隘的人，置之不理不就行了吗？为何看起来注定是闹剧的言行竟能产生影响？
从方方、张文宏到莫言的事情说明，许多人仍然对已成过去的极端年代心有馀悸，并对社会大环境的信心存在不足，所以才容易因为不值一提的闹剧而风声鹤唳。既然这样，问题关键不在于是否有少数偏执狭隘的言行，而在于是否有开放、多元、符合常识理性的社会大环境，是否有稳定、公平、可预期的法治体系。只要社会大环境和法治体系不断变得健康可持续，只要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进步趋势得以延续，相信以后纵使再出现起诉莫言那样的闹剧，多数人都会以平常心去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