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春天。
一
腊月二十二,73岁的姜昆去柳荫社区慰问,包饺子写春联,满室尽是白发老人。
比他小6岁的张明敏,在广东连州登台唱歌,南风温暖,依旧是那首《我的中国心》。年纪更大的游本昌91岁,网站受访,弹幕中说他眼神里藏着一个世纪。
久盼不归的陈佩斯也已69岁,早懒于回应一年一度的春晚传闻。他的话剧刚刚在兰州开票,名叫《惊梦》。
他们的身影已在时光中模糊,然而倒溯来处,却能发现一个特殊的交织点:1984年的春晚。
那是他们心心念念最好的一届春晚,那一年也是写满奇迹的一年。
那场39年前的春晚,设在南礼士路一个不到600平旧演播厅内。观众演员围桌而坐,恍如亲朋。
台上台下亦无明显界线,姜昆轻轻一跳,镜头跟着一晃,便到了舞台中央。
那届春晚依旧是电话点播,想听什么现场就唱,创新层出不穷。副台长洪民生说:老百姓需要酸甜苦辣咸所有的味道。
歌曲首次可以有伴舞,歌手首次可以自配服装,《回娘家》原本是邓丽君禁曲,但可以变通改为河北民歌。
观众想看乒乓球,便请国手上台打了4分钟比赛;观众想听评书,便请袁阔成上台讲了6分钟三国。
观众想看哑剧,那年尚未演济公的游本昌,仅凭一条毛巾,调动全身肌肉,凭空演了一场《淋浴》。
马季登台说《宇宙牌香烟》,他抽着真烟上台,夹着个包,包是从台里电工那借的。
那年30岁的陈佩斯,搭档朱时茂演了春晚历史上第一个小品《吃面条》。
此前,他们闷头数月在宾馆写剧本,压力太大,跑了三回,被抓回三回。
《吃面条》大获成功,全国笑声如潮,陈佩斯说:把快乐还给观众,这非常重要。
笑声伴着春潮而来。春晚现场,姜昆说“我们接到了47个电话,点播沈小岑演唱《请到天涯海角来》”。
沈小岑轻笑起身,歌声甜美,尽是勇闯海南的豪情。
在济南到北京公路上,钟表厂派货车送来3000台石英钟,成为春晚首个广告赞助商,那年春晚也第一次有了零点倒计时。
倒计时表盘上幻动人间万象:坚守岗位的工人,分类书信的邮差,守卫边疆的战士,照料婴儿的医生......秒针、分针、时针重合,新年到来。
《难忘今宵》第一次响起,那年还叫《再见歌》。词作者乔羽在台灯下铺开稿纸,动情写下“神州万里同怀抱”。
歌声徐徐散尽,演播厅大门缓缓关闭。导演黄一鹤从导演台的梯子爬下来,全场工作人员抱着又哭又笑。
洪民生就地摆桌,庆贺新年,极少喝酒的他,敬酒喝了一瓶半茅台。
赵炎兴奋鼓掌了一晚上,后来发现震坏了新买的手表。姜昆凌晨一点半归家,邻居们都没睡,每一层都开门说节目真好看,5层楼走了半小时。
在南礼士路,黄一鹤和众人走出演播室,被眼前景象惊呆了。
北京满城都是烟花,天空火红一片。
二
春晚过后,黑龙江穆棱县一家濒临倒闭的小厂,开工生产真的宇宙牌香烟,最终成为黑龙江名企,产值一度达4个亿。
春晚如镜,那一年台下的故事也写满创新。
在深圳,罗湖国贸大厦工地上,工人12小时轮班,创造3天盖一层楼的深圳速度。
在广州,西路路开了全国第一个灯光夜市,光影成河,南腔北调,有摊位数月卖出裤子1万条。
更大胆变化发生在海南。1984年,国家开放14个沿海港口和海南岛,海南领导激动到夜不能寐,不久后,汽车批文放开,全岛转卖汽车。
那年夏天,美国卫星照片中,岛上一片金属反光,汽车漫山遍野。
1984年,第一家五星级饭店在北京东三环麦田里拔地而起,王府井书店撤掉玻璃柜台开架售书。
上海飞乐音响发行新中国第一只股票,武汉柴油机厂聘请了第一任外籍厂长,远道来自德国。
很多人人生在1984年重新开始。
33岁的王石拿着倒卖玉米挣来的40万,在深圳开卖录像机。40岁的柳传志在中科院大门口摆摊,卖过电子表和旱冰鞋。
秋天时,56岁褚时健在昆明小饭馆桌上,用筷子蘸米汤,计算购买全套外国设备的贷款。他跟领导面承诺,3年还清贷款,每年新增1亿利税。
那一年,诗人芒克拉着作家阿城,成立东方造型艺术中心,走遍全国设计雕塑。他们给秦皇岛设计了一个巨大的凤凰,立在咆哮的海边。
当年,阿城写了《棋王》,王朔写了《空中小姐》,海子写了成名作《亚洲铜》和《阿尔的太阳》。
北京歌舞团小号手崔健,组建了“七合板乐队”,在小餐馆演奏西方流行乐。闲暇时,他用笨拙的双卡录音机听歌,在纸上潦草记下亢奋的乐章。
那一年,上海时装队赴欧表演,北京美院首招模特,内务部街边平房内,年轻的马华开跳健身操。
在上海,姑娘们流行“斩裙”,即穿着漂亮裙子到公园赛美,上影厂为此还拍了部电影:
“漂亮的把不漂亮的打得落花流水,像刀斩的一样,这就叫斩裙!”
而在更远的黄土高原上,张艺谋和陈凯歌在拍《黄土地》。
150名穿黑袄扎白巾的鼓手,边舞边敲,从山坡走来,烟尘飞扬,仿佛要带动整个世界一起亢奋起来。
三
多年以后,导演黄一鹤追忆1984春晚:
“现在回过头来看,春晚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春晚的诞生,没有改革开放,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那台春晚和那个奇迹之年背后,都是思想上的“打破”。
那年1月,蛇口工业区前竖起6米长铁牌,上书“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同月,南方日报出版增刊,定名《南方周末》。创刊前,还在资料室工作的左方,悄悄去广州火车站,看到潮水一般的打工人涌入广州。
他说,仿佛听到了板块的断裂和撞击声:
“一场经济的大革命正在产生……不管怎样,他们不会再是原来的那些人了。”
秋天时,《北京日报》记者到中关村转了一圈,在报纸头版把白颐路两侧一公里长大街,比作中国的硅谷,并写下:
坚冰已经打破,道路已经开通。
1984年,托夫勒《第三次浪潮》走红,中科大教师温元凯四处演讲推荐,成为最火青年偶像。
他在三百多座城市里讲了五百余场,在台上疾呼:发展已不允许犹豫,也没有很多时间可犹豫了。
出版社将演讲内容结集成书,起名《中国的大趋势》,成为年度畅销书第二名,第一名是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同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第一批《走向未来》丛书,上市数小时就被抢购一空,最终销量超1800万册。
当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门口,常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教师、记者、工厂学徒和知识青年,希望能见到丛书作者。
他们千里迢迢自费赶来,只为询问民族的前途在哪里,中国未来该怎么办,并把谈话内容记在随身携带的本子上,回乡后传抄。
《中国大趋势》和《走向未来》成为一代人思考的起点,而更多改变也从这年开始。
第一批农民工开始进城,第一批公务员开始下海,深圳在全国率先取消一切票证,中国GDP增速这年达到15.2%,是改革开放后最高的一年。
国庆时,印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彩车驶过天安门。《中国青年报》评论说:
1984年确立改革走向的一年,是这个古老国家开始真正相信市场并打开局面的一年。
很多年后,1984年春晚主持卢静回忆起众人朗诵《难忘今宵》,她说那个节目是在展示心声。
那一刻,她只是觉得:真好,春天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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