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强力执行教育“双减”之际，北京大学3名学者近期发表研究论文指出，2008年到2018年推行的教育减负措施，导致寒门学子的高中升学率、学习时间、教育支出都下降，富家学子反而都上升。

综合财经杂志等陆媒报导，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周子焜、教授雷晓燕和北大汇丰商学院教授沉艳，近期在“经济学（季刊）”第3期发表题为“教育减负、家庭教育支出与教育公平”的论文。

研究指出，21世纪以来，中国教育减负政策的力度经历了3次跳跃式成长，分别发生在2009年、2013至2014年和2018年。从具体举措来看，包括控制在校时长、禁止设置重点班、限制班级规模等17个指标。

这篇论文透过构建微观理论模型、构造减负政策指数，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作实证分析得出。

研究发现，在2008年到2018年间，教育减负加大推行力度后，导致寒门学子（收入分布处于最底层10%的家庭学生）升高中的机率下降9.3个百分点，学习时间每周下降9.19小时，教育支出下降21%。

而富家学子（收入分布处于最上层10%的家庭的学生）升高中的机率却上升5.3个百分点，学习时间每周上升10.37小时，教育支出上升66%。

研究表明，虽然减负政策的确使低收入家庭的各项教育投入都在下降，但值得警醒的是，这种下降的代价是他们的子女在升学竞争中获取的机会越来越渺茫。

其中一项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样本中收入分位数为后54%的家庭，在教育减负后升学变得更困难。相比之下，样本中收入分位数为前46%的家庭，在教育减负后升学变得更容易。

研究发现，中国此前的教育减负政策未能显著减少学生学习负担，也未能显著降低家庭教育支出，反而带来了教育投入和教育产出的分化，加剧了教育不公。

从结果上看，寒门学子获得优质教育的门槛更高，加剧了“寒门更难出贵子”的问题。

这篇论文作者得出了一个结论：“教育减负政策可以全面发挥作用的条件较为苛刻，只有在不存在升学竞争或者升学率非常高的情况下，限制课业负担和校外教育培训负担的措施才可能有效，而这些条件在现实中不容易存在”。

研究者表示，因为“双减”政策执行时间尚短，效果未能全面显现，但等到该政策长期施行之后再评估，恐怕会错过最佳的政策视窗调整期。因此有必要分析历史上类似政策的执行效果，从而对当前的“双减”政策形成合理预期，为进一步的政策调整提供参考。

中国2021年推出“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政策），大力整治补教业，宣称要减轻学生和家长负担。但反而引发家长更加焦虑，补教走入地下化，一般认为更不利于中低收入家庭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