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说过这样的话：一个拿着锤子的人看什么都像钉子。Xi Jinping is asserting more control over China’s banks by cementing the Communist Party’s oversight of the financial system.https://t.co/CvzjvD0LMH
— The New York Times (@nytimes) March 14, 2023
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掌权头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对于国内问题的最佳处理之道，他通常得出的是一致的结论：让中共更多地介入。现在，随着中国经济正在失去曾经的活力，房地产行业陷入危机，地方政府负债累累，习近平再次挥起了锤子。
在周一闭幕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度会议上，习近平对中国的监管框架推出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让中共高层对金融政策和银行监管拥有更直接的控制。预计在未来几天，习近平的亲信们将被赋予关键的监管职务，对监管框架进行更多改组，进一步巩固中共对金融体系的把控。
“这与习近平在过去十年里推出的政策非常一致，”柏林墨卡托中国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曾林(Max Zenglein)说。“每当遇到问题，他的解决办法都是将权力更多地集中到中共手里。”
这些改革是习近平将如何继续重塑中国营商环境的最新例证，他正在引导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偏离曾支撑其崛起的市场经济。过去的中国领导人曾寻求在中共和民营部门之间保持一个缓冲区，但习近平已经消除了这些界限，明确表示企业的存在是为了推进中共的议程。
习近平在3月6日强调了这点，他宣称中共始终将民营企业家视为“自己人”，虽然中共有责任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予支持”，但也需要在“民营企业遇到困惑的时候给予指导”。
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接近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对习近平来说，让金融行业符合他的愿景极其重要。他需要银行家们按照政府希望的方式分配资金，防止国内资金流向海外，同时谨慎行事，避免过度发放贷款，危及金融体系。
上个月，中国最高反腐败监管机构中纪委还曾向银行家发出了一个几乎不加掩饰的警告，称将“严肃查处罔顾党对金融工作、国有企业的领导”。这似乎是要对金融监管机构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先兆。
“共同富裕”是习近平为缩小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提出的标志性口号之一，与这个信息相呼应，中纪委表示，银行家应该拥护党的价值观，拒绝“金融精英论”，还说，银行家不应该效仿西方只重视金钱的做法。
有些人已开始受到惩罚。知名投资银行家、华兴资本首席执行官包凡在上个月失踪。华兴资本最初曾表示无法与包凡取得联系，之后说，已获悉包凡正在配合中国有关当局的调查。
上个月，中国最高检察机构指控国内最大的商业银行之一招商银行前行长田惠宇滥用职权、涉嫌内幕交易。他已在去年 10月被开除党籍，当时，中共曾发通报说，田惠宇“生活腐化、道德败坏”，收受奢侈礼物，“接受宴请、旅游、打高尔夫球等活动安排”。
尖锐的措辞、有针对性的监管，以及对高姿态人士的打压都让人回忆想中国过去几年对科技行业的所谓整改，那场运动导致了巨额罚单、商业计划破灭、大亨们销声匿迹。
但与飞速发展、对社会拥有更大影响力的科技行业不同，金融行业已经承受着巨大压力，部分原因是地方政府入不敷出，借款给地方政府的银行面临财务危机。据澳新银行研究中心估计，在过去五年里，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平均每年增长16%。
为中国严格的新冠“清零”政策（包括常态化大规模核酸检测）埋了三年单后，地方政府的财政已经耗尽，房地产市场的崩溃让情况变得更糟，因为地方政府以前能通过卖地获得一笔可靠的收入。
上周五，中国立法机构全国人大批准了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议案，这个新机构将负责监管中国400万亿人民币的金融体系。新机构在中国现有的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基础上组建，并将把中央银行和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现有的一些监管职责吸收进来。
斯坦福大学管理与金融学教授达雷尔·达菲一直在密切观察中国事务，他说，这些改革与中国使用更多的监管来纠正过去错误的方式一致。他说，中国这次想纠正的是“过度金融繁荣”，那已经导致了房地产行业负债累累，几十家房地产开发商拖欠贷款。
澳新银行研究中心的高级中国策略师邢兆鹏在一份报告中写道，这样做需要技巧，因为当局需要在确保银行和企业不过度依赖高风险贷款的同时不扼杀经济，因为信贷“仍是最重要的增长动力”。
分析人士说，最近搞这场清理金融部门的运动的原因之一是，人们越来越担心中国的金融监管是否充分。近年来，金融监管上的一系列失误和丑闻已让中共维持金融秩序的能力受到质疑。
中国的P2P借贷最初是在2014年前后兴起的，一直没受太多监管，直到发生了一系列违约和丑闻，引发了一波抗议浪潮，政府才被迫在几年后关闭了该行业。去年，中国河南省多家村镇银行的储户们采取了抗议行动，他们表示，银行冻结了他们的存款，不让他们取钱。
日本券商野村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表示，新改革措施中的一些举措早就该采取了，因为近年来出现的“许多问题”反映出，让地方政府监管它们所依赖的金融机构是一种挑战。
除了成立新的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外，预计中共还将恢复一个直接向最高领导层报告的政策制定委员会。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是1998年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成立的，为的是让中共领导人能在监管上起作用。五年后中国设立了银行业监管机构，该委员会解散。
这个重新设立的委员会预计将与新的监管机构密切合作，将由一名政治局常委领导，主要由习近平亲信和中共最高领导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是中国政治权力的核心，常委们负责管理国家的日常运作。彭博新闻社早些时候报道了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的恢复。
金融监管机构改革证实了中国许多人已经知道的事实。无论是政治、军事还是经济，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习近平手中。上周五，2952名全国人大代表投票通过了习近平打破惯例的第三个国家主席任期，没有一人投反对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