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不少人在为说谎的专家们和决策者的错误开脱。言下之意，他们只不过是因为形势所迫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做了一些违心的决定，违心地参加了一些不得不执行的任务。
他们，没得选。
比较典型且流传较广的，是一篇公号小作文《看到有些人在骂吴尊友，带着心酸，说说曾经认识的吴大夫》。这篇发布于12月11日的小作文，为吴尊友先生此前的“误判”做了很多辩解。
大致意思是说，他认识的吴是位好大夫，但作为首席科学家时，“他并不是他自己”，只不过是“言不由衷”。
作者在这篇小作文儿中写道：
吴大夫被人骂，是因为发言。但是，骂人者没有厘清事实。吴大夫对着摄像机时，他的身份是发言人，不是大夫，也不是首席科学家。首席科学家根据自己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提供给决策者的，不是给公众的。我对吴大夫的专业能力和素养，没有任何质疑，根据以往的认识，我觉得，他会依照事实和专业判断，提供专业的意见。但是，发言人的职责，是解释决策，而不是宣布自己的判断或决定。本人相信，而且确实了解过，吴大夫没有、也不会支持全员、多次核酸检测，因为，那是违背基本科学原理的做法。
作者还在文中列举了吴当年做艾滋病流行实地调查时的一些情形，认为吴实际上是一位“罕见的实干者”。
对于这篇小作文儿中列举的部分事实，我大抵相信是真实的。但认为吴作为“首席科学家”时“不是他自己”，我实在觉得荒唐可笑。
这让我想起上海那位“著名相声演员”的一句名言：
以下内容，是周立波所扮演的周立波的个人臆测和梦话，与周立波本人没有任何关系。
我想说的是：作为人，我们在任何时候其实都是有选择的，无论有多艰难。
没有选择，只能是一个借口。
比如，新闻编辑有时看上去对某些内容似乎是没有选择权的，但实际上，并非完全没有选择。
很多年前，当我还是报纸编辑的时候，对于那些不得不刊发的谎言，我会主动要求标注来源，谁说的谁特麼自己负责。我可能没有权力拒绝刊载，但至少我能让读者们知道，那不是我们的观点，您得注意分辨。
再比如，封控期间，小区铁皮封门，有的工作人员坚决不让急需去看病的人出去，“上边有通知”“我只是执行”“你们不要为难我”。看上去，他们似乎没有选择。但实际上，他只需要说一句，“我实在拦不住他”，就完事儿了。
专家也一样。对于他们来说，有些谎言看上去似乎不得不说，但实际上并不是。既然那么多人都阳了，你难道就不可以“阳”一个“宝娟儿嗓”吗？
没有什么谎言，是刀架在专家脖子上说的。
对于吴首席，那句“新十条出台时机恰到好处”真是让人大跌眼镜儿。假如提前到今年年初要多死86.6万-103.9万人是真的，那么提前到今年8月份可不可以？或者，推后一周，让大家把退烧药备好，会不会是“更恰到好处”的时机呢？
一句“恰到好处”，真是把专家的公信力败了个精光。
谄媚之态，昭然若揭。
最近我读的一本书（《项塔兰》）里，有这麽一段话：
“我花了很长的岁月，走过了大半个世界，才真正学会什么是爱与命运，以及我们所做的抉择。我被拴在墙上遭受拷打时，才顿悟这个真谛。不知为何，就在我内心发出呐喊之际，我意识到，即使镣铐加身，一身血污，孤立无助，我仍然是自由之身，我可以决定要痛恨拷打我的人，还是原谅他们。我知道，这听起来不算什么，但在镣铐加身，痛苦万分的当下，当镣铐是你唯一仅有的，那份自由将带给你无限的希望。要痛恨还是要原谅，这抉择足以决定人一生的际遇。”
人，在任何时候都是可以有选择的，即使再难，选择做一个良善之人都不难。
没有选择，都是借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