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电影，向来离不开一个词：「敢拍」。

但每个人在说起这个词时，看到的角度却不一样。

大部分人眼里，这个「敢」字的背后，是韩国电影宽松的环境。

正如今年 6 月，新任韩国总统尹锡悦大摆宴席。

邀请了一批著名的韩国电影人，包括戛纳载誉归来的朴赞郁、宋康昊，也有老导演林权泽。

同时表达了自己对电影行业的政策——

「只支持，不干涉」

宋康昊与尹锡悦

类似这样的新闻很多，也羡煞了许多人。

发达的电影工业，自由的创作氛围，丰富的人才积累，让韩国这一亚洲小国，成为了全世界电影人梦寐以求的福地。

近年来，就有不少电影人到韩国寻求发展。

汤唯主演了朴赞郁的新片《分手的决心》。

在戛纳舞台大放异彩，在韩国颁奖季也大杀四方。

范冰冰在韩国复出，出演韩剧。

还与多位电影人关系融洽。

陈可辛，在韩国釜山电影节上宣布成立「泛亚洲制片公司」，集合亚洲各地的人才创作。

并且，公布了正在开发的 5 部网剧。

其中就包括一部由章子怡主演的《酱园弄杀夫案》。

恨内娱不争气的，大有人在。

可许多人始终没有搞清楚一个问题：

韩国电影到底是怎么崛起的？

多少年来，无数的回答都不约而同地指向 1999 年。

那一年，银幕上有《生死谍变》的热映，660 万的人次打破了《泰坦尼克号》的观影纪录。

银幕下有光头运动的如火如荼，成千上万电影人剃发明志，要求政府保证本土电影配额。

这是金大中总统上任后，大力振兴文化事业的第一年。

是《电影振兴法》全面修订，完全推行新分级制度的一年。

是韩国电影至关重要的一年。

但，如果把韩国电影崛起的原因都归结于这一年，或许有些片面。

政策的推行，从来不是掀起浪潮的唯一动力。

而是过去一代又一代的韩国电影人用生命与汗水换来的胜利果实。

事实上，即便是韩国电影腾飞的这二十年，也少不了文艺界人士的争取。

最近一篇翻红的旧文，就道出了真相。

朴槿惠时期曾将宋康昊、朴赞郁拉入文艺界的黑名单。

《共犯者们》中李明博也在各种打压公众电视台。

我们所以为的韩影自由，并非那么理想。

环境的影响固然重要。

但，如果将别人的成功与自己的摆烂，全都归结于环境，恐怕也是一种推卸责任式的自我安慰。

鱼叔今天特来大家扒一扒：

韩国电影曾经最黑暗的时刻，以及他们的努力——

1987 年，是韩国电影最烂的时期。

说出来可能会吓你一跳，那个时期的电影虽然烂，但尺度还不小。

当时影厅里最流行的，就是色情影片。

《请回答 1988》里，娃娃鱼就曾带其余两人，偷偷去影院看片。

这股风气，起源于 70 年代末。

一部女招待电影《O 孃的公寓》引发了观影狂潮。

之后的十多年里，韩国拍摄了大量相似套路的影片，还被冠以了一个专有名词「女招待电影」。

故事的主角都是来城市打工的乡下女孩，她们单纯、善良、漂亮，然而命运的打击下一步步沦落为妓女。

看似是一种通俗的现实主义题材，但真正做到精品的只有极少数。

大部分都是靠情色猎奇来诱惑观众，再用卖惨来赚取廉价的共情。

1982 年女招待电影《爱玛夫人》大热

而推波助澜这一局面的，则是全斗焕的军事独裁统治。

为转移民众的不满，他从 1982 年开始推行3S 政策——运动（Sports）、银幕（Screen）、性（Sex）。

对电影情色内容的检查，也削弱了力度。

1984 年《一发不可收拾的情欲》

看似自由发展，实则真正有深度、反映现实的电影都被扼制。

导演李元世就是代表之一。

1981 年，反映社会问题的《矮人射出的小球》在上映前遭到删减。

1985 年，反美意识过强的《女王蜂》，再次遭到大量删改。

1985 年《女王蜂》

删减后上映，还算是好的。

还有更多的本土电影根本无法走进电影院。

那时的韩国影迷想看一部优秀的本土电影，基本没有。

只能靠中国香港电影和欧洲艺术电影，满足文化需求。

但，正是在如此糟糕的时刻，新一代年轻电影人开始采用一种匪夷所思的「游击战」形式，开启了韩国电影的新浪潮。

一个独立电影团体诞生了，他们化名「长山串鹰」。

使用低成本的 16mm 胶卷或录像带，搭配手持摄像机，灵活地捕捉人们的真实生活。

1989 年，长山串鹰制作了反映光州事件的《哦！梦之国》。

其中的两位导演，很快被捕。

长山串鹰也登上了政府黑名单。

但他们没有就此罢休，而是在第二年又拍出了《罢工前夜》，呈现了当时的韩国工人运动。

他们亲身走进罢工中的工厂，实景拍摄。

甚至直接邀请当地的工人，出演影片。

由于技术原因，《罢工前夜》无法在影院上映。

只能在各个大学和工厂，进行流动放映。

即便如此，也遭到了军政府的极力阻挠。

甚至，一度调来军用直升机，在校园上空盘旋搜查，逮捕放映人与观众。

但，仍有不计其数的人前往观看。

据不完全统计，《罢工前夜》的观看人次，超过 30 万。

这也逐渐演变为一场现象级的韩国电影运动。

《罢工前夜》简易的流动放映模式

几乎同一时期，不少新锐电影人也开始了自己的独立创作。

其中，以朴光洙、张善宇、郑智泳等导演为代表，接连创作了大量现实主义题材电影。

他们走上街头，将镜头对准最普通的工人阶层、边缘群体。

这些导演，大家可能并不熟悉。

没关系。

只需知道，这些导演在韩国电影界的地位相当之高，对后辈的影响也非常之大。

比如，朴光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李沧东导演的电影引路人。

朴光洙剧组

他们所兴起的这场新电影运动，持续时间并不长（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

但在韩国电影史上，却是最重要的转折点。

朴光洙导演的《美丽青年全泰壹》

时间来到 1993 年。

刚好是距今将近 30 年前。

这一年，韩国本土电影的市场份额跌至历史最低的 15%。

外国电影的年进口量，则从八年前的 27 部，激增到了 347 部。

《侏罗纪公园》等好莱坞大片，来势汹汹。

先进的特效、高昂的成本、成熟的工业化，无不吸引着观众注意。

彼时的韩国本土创作者，被逼上了绝路。

可以说，1993 年，韩国电影到了至暗时刻。

如今，大部分人都知道韩国电影人抗议银幕配额削减的光头运动。

但实际上，他们从 1980 年代就开始持续地进行抗议。

1988 年，电影人甚至停工一个月，在各大电影院门口进行示威，抵制银幕配额的削减。

到了 1993 年，死守银幕配额更是成为了所有电影人的目标。

可惜，当时的抗议并没能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

在普通观众的眼里，是因为本土电影烂，所以才让好莱坞大片占据了市场。

在这种僵持下，一位老导演闯出了一条血路。

他，就是林权泽。

林权泽是个很传奇的导演，从 1960 年代活跃至今，拍摄了百余部作品。被誉为韩国电影的活化石。

从 1970 年代末，他开始不再刻意迎合大众，而是深耕传统民族文化的电影，拍摄了许多艺术价值极高的佳作。

你可能会觉得，这样的导演虽然值得尊重，但能拍出卖座影片吗？

是的，他拍出了一部现象级爆款——

1993 年上映的《西便制》。

西便制，是朝鲜清唱( 潘索里 ) 的一种流派，起源于 18 世纪中叶。

但，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日益失去市场。

林权泽的电影，讲述了一个技艺高超的流浪艺人，过着颠沛流离的贫苦生活。

他不在乎吃饱穿暖，不在乎业内名声。

甚至不在乎基本道德，有时会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以填饱肚子。

他只在乎一件事，就是将自己毕生所学，传授给一对儿女。

影片结尾，儿子出走，老艺人病死。

仅存的女儿双目失明。

但她并未放弃，一路摸索着四海为家，成为扬名的潘索里大师。

作为一部小成本文艺电影，《西便制》创造了不可思议的票房奇迹。

仅在首都就创下了 100 万观影人次的纪录，极大地鼓舞了韩国本土创作者。

这部影片的成功告诉所有电影人：

低成本的民族电影也能与好莱坞大片一较高下。

林权泽并非孤例。

像这样成本不高的民族电影获得票房奇迹，在韩国还发生过很多回。

比如，2005 年的《王的男人》。

讲述两个以滑稽戏谋生的杂耍艺人，误打误撞成为了王的戏班子。

在当年也是引发了观影狂潮。

乍一看，这是一部古装同性题材。

但，导演李濬益所揭露的，是整个封建体制的牢笼。

僵化的封建礼教吞噬了所有人性与真情，甚至连王都逃不出这囚笼。

此后数年，李濬益又接连拍出了《思悼》与《兹山鱼谱》。

两部片的豆瓣评分高达 8.5 与 8.8。

前者的观影高达 620 万，票房位列韩影年度第三。

两部影片，都深刻批判了君臣父子的儒家纲常，对士大夫阶层进行辛辣讽刺。

林权泽与李濬益的成功，对中国电影其实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们常常想学习韩国的犯罪类型片。

但土壤不同，总是难以奏效。

而这类古装电影，其实与我们的文化渊源却有相似之处。

并且，我国的浩瀚历史时空，本就存在大量的好题材。

古装电影的成功，未必要满城尽带黄金甲。

韩国电影的崛起，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经过无数电影人漫长的努力，一点点推动的结果。

就拿许多人羡慕的分级制来说。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前面所说的独立团体「长山串鹰」拼死换来的结果。

他们从 1988 年成立，因拍摄电影未经批准上映而被捕。

1991 年开始向宪法法院提出申诉，认为自己的被捕违宪。

直到 1996 年，才得到判决。

这次判决，为后来的韩国电影分级制推行，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法律依据。

之后的推行政策，也都是顺水推舟，开花结果。

而抗议银幕配额运动，他们也从未停歇。

1999 年著名的「光头运动」，既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

长达两个多月的抗议，最终以电影人的胜利告终。

政府许诺，维持 146 天的本土电影上映期。

但，这个许诺仅仅持续了 4 年。

新政府上台后，削减银幕配额又提上议程。

2006 年，韩国电影人再次走上街头，进行抗议。

可惜的是，这次他们以失败告终。

银幕配额，从每年放韩片 146 天减半为 73 天。

张东健抗议削减电影配额制

也就是说，这次抵制银幕配额削减的运动，实质上只是延缓了政策推行，但并没有改变最终的结果。

韩国电影人，只能在减半的银幕配额下，用更优质的电影与好莱坞大片竞争。

他们开始积极地汲取好莱坞类型片的养分。

不是生搬硬套，而是与本土议题巧妙结合。

1999 年，姜帝圭导演的《生死谍变》上映。

此片借欧美谍战片的外壳，聚焦于南北题材的内核。

一经上映，便打破了《泰坦尼克号》的票房纪录，也拉开了韩国类型大片的序幕。

2001 年，《我的野蛮女友》横空出世。

这部爱情喜剧片，带领韩国本土电影，将市场份额冲破了 50%。

在整个泛亚地区，都产生了现象级影响。

而现实题材，也日益受到青睐。

越来越多导演，开始大胆尝试改编真实事件。

2003 年，《实尾岛》和《杀人回忆》接连实现了「千万观影人次」。

那一年，韩国总人口，仅为 4789 万。

2020 年奥斯卡颁奖礼上，奉俊昊击败了马丁 · 斯科塞斯，获得最佳导演奖。

台上，他向自己的偶像致敬。

他们这一代人，都曾是好莱坞电影的忠实学徒。

而在三十年后，巨大的技术代差，几乎被抹平。

事实上，在银幕配额被削减后，韩国电影人并没有气馁。

而是用优秀的本土创作，在数量和成本完全不占优势的形势下，抢占了近半的市场。

图源：凡影周刊

而之后的十多年里，韩国电影又实现了全球化的文化输出。

从欧洲三大电影节，到奥斯卡，尽数被他们手入囊中。

可见，只有基于本土创作，才有真正做到文化的自信。

电影从来不只是电影。

其影响力，也是直接作用在社会上的。

《梨泰院杀人事件》，推动了 1997 年的案件重审，两名嫌疑人在 2015 年被引渡回国。

《熔炉》上映后仅 37 天，韩国国会便以 207 票赞成、1 票反对的压倒性票数，通过了《性侵害防止修正案》。

《辩护人》上映后第二年，当年的 5 名被告改判无罪，时隔 33 年后沉冤得雪。

「韩国什么都敢拍，但什么都不改。」

这句常见的言论，早已成为了一句无知的笑话。

但，电影其实又只是一个缩影。

点开《共犯者们》，可以看到无数韩国记者的奋斗。

面对韩国的政府操纵、官商勾结，他们飞蛾扑火一般，捍卫新闻自由。

但，正如卡夫卡曾说的。

「冬天用斧头打湖面上很厚的冰，是打不破的，可是会惊醒冰面下的鱼。」

鱼叔说了那么多，其实只想表达一点：

谁都曾跌至谷底，谁都会遭遇至暗时刻。

重要的是，我们不能绝望，不能丧失信心。

对于好电影的创作，我们决不能放弃。

林权泽导演曾在光头运动中说过一句话：

「为了保卫韩国电影，我们甚至可以去死。」

为了中国电影，我们又能做到怎样的地步呢？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