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中共人大工作会议上表示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制度竞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方面，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赢得战略主动的重要优势。”
习近平之所以会谈到“竞争”，是因为10 月 6 日中国外事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 Jake Sullivan ) 会面后，白宫在发表的声明表示 :“负责任地管理两国之间竞争的重要性”，《新华社》发布的声明则反对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
习近平与拜登的叙述方法恰好相反。拜登将对抗或“冷战”降格描述为“竞争”或“激烈竞争”；习近平表面上也说“竞争”，实际解释却是对抗和争霸。两人说法不同但都无法回避中美对抗的现实。
钟原指出，习近平想在中美关系中争夺“战略主动”，但实力不济、手段有限，只好把人大的花瓶制度描述为“制度优势”，还试图解释“民主”，实际上是揭露了中共政权正处在腹背受敌的危机中。
报导中提到，习近平说 :“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更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
钟原提到，“人大代表”是被指定产生，一年只开一次大会，平时的权力都在“人大常委会”，而人大委员长就是中共政治局常委。所以中共人大也被称为“橡皮图章”、“举手机器”。
报导提到，习近平也直接强调 :“要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定期听取人大常委会党组工作汇报”、“成为自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机关。”
钟原认为，这是彻底推翻“人民当家作主”的说法，人大不但无法代表人民监督“党和政府”，反而是接受党的监督和领导，“人大被明确定义为中共的一个政治机关。”
习近平在谈到权力更迭的议题时称 :“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
钟原解读，中共的权力更迭往往伴随激烈内斗，胜者为王，败者成为阶下囚、甚至被处死。有能力的人都看到了问题所在，却不允许说，否则就是妄议中央，真正的人才又怎么可能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
钟原强调，中共即将进行新一轮的权力更迭，习近平想要连任，当然要防止有人公开反对、搅局，因此借机对党内喊话，希望能“有序更迭”。
钟原也表示，中共所谓的“制度优势”，也许能帮助少数人继续掌权，但对中国的对外却毫无竞争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