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偷渡被抓:我们只想回国,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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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把我们弄到雅加达吗?”今年8月底,刘炜(化名)收到一则奇怪的求助信息。

刘炜在印度尼西亚务工超过五年了,在当地结识了不少中国务工者,也不时会收到求助的消息。但这条求助信息在他看来实在太奇怪了,“去雅加达不是买张机票就好了”。

发出这则求助消息的是五名在印尼东南苏拉威西省务工的河南工人。

在后续接触中,刘炜注意到,这些人缺乏基本的海外务工常识——他们不知道怎样离开工作园区到印尼首都雅加达;不懂得下载当地的约车软件、谷歌地图等;甚至连ATM取款都不会操作。“他们甚至问过我,可以取到现金吗,我们是取人民币还是印尼盾?”刘炜对液态青年回忆。

9月2日,来自这五名工人的求助信出现在中国社交媒体上。


根据求助信和工人家属提供的信息,自今年6月开始,前述的五名工人想要辞职回国,但他们的护照在入境印尼后便上交至公司,公司安排他们回国的计划一度搁浅,工人持续三个月要求取回护照未果,因而难以自行回国。

据五名工人的代理律师刘毅龙转述,五人在无奈之下,试图用偷渡的方式,经马来西亚回到中国。9月19日,因非法入境,他们在马来西亚柔佛州一处海边被当地步兵逮捕。

出海

“你不是在印尼吗,为什么在马来西亚?”9月19日,张娅杰给丈夫魏朋杰发出一连串问题。

当日早上7点左右,已经一整天没回消息的魏朋杰,突然发来一则消息——他在马来西亚被抓了。

从魏朋杰断断续续的回答中,张娅杰得知丈夫和同乡工友在印尼找了“蛇头”,一起偷渡到了马来西亚,结果“被抓了”,“会送去移民局”。张娅杰尚未搞清楚事情的经过,丈夫便再次失联了。

张娅杰告诉液态青年,魏朋杰到印尼的园区工作大半个月后,就怀疑自己被骗了,并担心无法按照计划回国——彼时,园区里有的工人已经超期滞留了一两年。

31岁的魏朋杰长期在工地里打工,2019年前后,他到迪拜工作过几个月,此次印尼的海外工作机会也是当时在迪拜结识的工友介绍的。最初,张娅杰担心新冠疫情风险,不同意魏朋杰到印尼工作。魏朋杰考虑到自己在国内工地的工作不稳定,妻子身体不好无法打工,小儿子才2岁,大儿子还在上小学,他不想错过这个待遇不错的机会,执意去了印尼。

此次和魏朋杰一起偷渡的还有王兰的丈夫张强——他此前长期在全国各地务工,主要做焊工。王兰只知道丈夫这份印尼的工作是别人介绍的,他的务工所得则是其家中的主要收入来源,他们计算过,到印尼工作的话,每个月可以多赚3000元。

根据包括魏朋杰和张强在内的五名工人的自述文章、家属提供的资料,他们在今年3月经人介绍到印尼工作,工作地点在印尼东南苏拉威西省的莫罗瓦利(Morowali),位于俗称大K岛的苏拉威西岛上,与首都雅加达不在同一岛上。五人在3月入境印尼,并于4月15日正式开始在工地工作,但工作前并没有签订任何合同。

王兰向液态青年出示了一份工程劳务合同模板,并表示这份模板的内容是丈夫到印尼工作后收到的,合同甲方为一家在江苏省注册的建材公司,该公司的业务范围不包含海外劳务派遣。10月13日,液态青年致电该公司,但电话无人接听。

综合家属的讲述和工人自述文章,五名工人在印尼的工作地点是一家名为“某龙”的镍矿产业企业。资料显示,该公司是一家开设在印尼的中资企业,有大量中国籍员工,而五名工人并非直接受雇于公司,他们属于外包公司员工,岗位是焊工和安装工。

曾在该公司工作超过一年的佟军(化名)向液态青年透露,园区的中国籍工人大多有三种来源,第一种是受聘于“某龙”在国内的总公司,属于总公司的外派员工;第二种是由一家专门为该公司派遣中国籍工人的劳务公司招聘而来;第三种则是外包公司聘请的工人,外包公司主要承接园区的基建工作,包括设备安装、电焊、盖厂房等。
园区的环境。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这其中,外包工人的管理体系是完全独立的,公司并不会直接管理外包工人。此外,外包工人的宿舍、食堂、薪酬待遇都完全不同于公司正式员工。佟军介绍,前者通常只能住在板房,要自己做饭,薪酬都靠和外包老板谈,受伤后的医疗也没保障,“说白了就是农民工”。

没有护照的“皮球”

2021年6月中旬,魏朋杰最初的预感应验了,老板透露了一个消息——他们可能无法在6月回国。

五名工人在自述文章中讲到,按照原本的约定,他们在印尼每天工作9小时,每月保底工作27天,每天薪酬是500元人民币,每月生活补贴1万元人民币,总工期是五个月,他们会在工作第六个月现场结清薪水回国。此外,在中国的14天隔离期还能得到每天200元人民币的补助。

然而,在6月中旬收到合同后,他们发现合同中每月生活补贴大幅度降至1000元,工资也不会一次结清。日常工作中,他们的工时增加至每天9.5小时,工作时稍微休息就会被记录下来,作为扣工资的理由。

发现合同条件和约定不符后,五名工人拒绝签合同,并想辞职回国。

这时,老板提出,每人要交纳7.5万元人民币才可以安排回国,但从6月12日到7月5日,他们都没有得到老板的明确安排,期间老板也不再给他们安排工作,他们只能每天在宿舍里等待。

除此之外,五名工人发现了更致命的问题——护照不知道在哪里。他们记得,抵达印尼的隔离宾馆后,护照被安排统一放在盒子里,之后他们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护照。在一段家属提供的工人和外包公司人员交涉的录音中,外包公司工作人员说,“没有我们的同意,你是拿不到护照的”。

佟军告诉液态青年,他作为“某龙”的员工,护照也在抵达印尼后被公司收走,需要回国时,才会把护照发回给他。他还提到,他的同事在提出辞职后,公司先是拖延处理,特意不安排工作,还要求他每天支付六十元的生活费。“少点人干活,公司没事,但老百姓耗不起,拖几个月,你还得领着礼物去道歉,继续上班。懂点法律的,也得耗几个月才能走。”佟军说。

10月13日,液体青年致电在国内的“某龙”公司的印尼招工部门,接线人员表示不清楚扣押护照的情况,也没有收到任何关于扣押护照的内部投诉,并称“领导全部不在公司,不清楚”。而位于印尼东南苏拉威西省肯达里的“某龙”公司电话则无人接听。

在宿舍等了超过20天后,五名工人遇到一名声称是“某龙”二期工程的外包公司老板,他表示,每人交5万元就能被安排回国。7月6日当晚,这名老板安排了车,把他们从三期工程接到了二期工程——两地相距有超过十小时的车程,二期工程位于肯达里的莫罗西(Morosi)。

远在国内的工人家属在得知丈夫们出海打工遇上麻烦后,也一心只想让他们尽快回国。

王兰和张娅杰透露,她们为那五万块钱凑了半天,其中包括来自亲戚的借款、银行贷款。那之后,张娅杰也因家中没有收入,要到外地工厂打工。

钱交上去了,但五名工人却没有如愿被安排回国——从7月中旬到9月,他们先是被安排了核酸和核酸抗体检测,其中一人的抗体数值没有通过;第二次检测后,其余四个人也没有通过。此后,五人便开始了隔离生活,后续的几次核酸抗体检测中,他们均被告之未能达到回国标准。收了他们“回国费”的老板,此时则称没有航班。至于护照的具体下落,他们打听不到。

“我们只想回去,别无他求。但之后我们变成了一个没有护照的皮球进退两难。”他们在9月发出的求助信中写道。

求救

工人家属告诉液态青年,求助信发出后,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为他们提供了协助,9月3日,工人交出的5万元费用在扣除伙食费后被退还,并有工作人员开始协调返还护照的事宜,就此建了一个微信群。但直到9月11日前后,工人们仍未得到取回护照的确切日期。

家属们也感受到他们的焦急,在安排返还护照的微信群里,五名工人每天都在追问领护照的日期。张娅杰记得,那段时间,丈夫时常到凌晨仍无法入睡,他在电话里说对不起妻子,对家人很内疚,平时都只留在宿舍里,也没有和其他工人聊天的欲望。

让她更意想不到的是,9月19日,她收到了丈夫偷渡被抓的消息。

据马来西亚华文媒体《星洲网》报道,和五名中国工人一同被捕的,还有十名印尼籍偷渡者。当地步兵观察到,他们是乘船靠岸的,随后藏匿在海边。长期在印尼务工的刘炜透露,时有印尼本地人会经水路偷渡至马来西亚工作,他推测五名工人是听信了当地蛇头的话,与本地人一同偷渡至马来西亚。
《星洲网》报道的被拘留的偷渡者,其中包括五名中国工人。图片来源:《星洲网》
“害怕的不是当地政府把他们抓走,而是被蛇头或者恐怖分子抓了,把他们(杀)害了。”张娅杰回想起刚收到消息的时候。

那天她原本在外地上班,收到消息后,只顾着给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打电话,“手机一天都要充三四回电”。不久后,她辞职回了老家的村里,每天做些农活,照看两个孩子,“干活时,心情也不舒畅,吃饭也是应付着吃两口”。

此时的王兰也很忐忑,“不知道他在那边的遭遇,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现在人也见不到,挺糟心的”。王兰家有两个孩子,分别上幼儿园和小学,家里的老人正在住院,这段时间,她每天重复着在孩子的学校、医院、家里连轴转。

家属的忐忑持续了好几天,直至有朋友给她们发来一则马来西亚当地华文媒体的报道,证实了五人因非法入境马来西亚而被大马步兵拘捕,将移送移民局处理。张娅杰看到新闻后,稍微安心了一些——最起码知道他们是安全的。

在佟军看来,五名工人选择偷渡回来,既“倒霉又太急”——园区虽然偏僻,但周边也是有交通工具可以去往机场的,如果他们要自行离开,或是买好机票一定要走,公司应该也会让步。据他了解,有的工人会很强硬地要求回国,这类工人一般被拖几个月后,会被安排签署一份免责声明,然后便能领护照自行离开。

“但也不能怪他们,本来出国想赚点钱,疫情又严重,加上被外包老板坑,扣工资、没活干,害怕被报复,放谁身上也要铤而走险。”佟军补充道。

刘炜则认为,原本在疫情期间想要回国,就如取西经一般难——核酸抗体检测可能不达标、航班不稳定,而如今五名工人的处境如同要取两趟西经。

在国内的法律咨询网站、知乎、百度贴吧等平台上,自2016年至2021年,均有用户发帖求助,称自己或家人在印尼务工时,护照被公司扣押而无法回国。

五名工人家属委托的马来西亚律师刘毅龙告诉液态青年,工人们目前被拘留在当地移民局中。10月5日,刘毅龙会见了五名工人,因为语言不通,会见之前,在押的工人并不清楚自己的处境和可能面临的问题。

会见次日,刘毅龙接到了马来西亚移民部门的通知,考虑到疫情的影响,为减少群聚,马方将不会以偷渡起诉五名中国工人,随后他们将进入遣返程序。刘毅龙透露,目前仍无法估算出五名工人的回国时间,一方面是受疫情影响,核酸及核酸抗体的检测数据、航班状况等都会影响其回国;另一方面是五名工人均没有护照,必须先取回护照或进行补办,才可以开启遣返程序。

五名工人的家属正试图为他们补办护照。“如果护照可以在短时间内发出来,再加上有合适航班的话,我相信会蛮顺利的。”代理律师刘毅龙分析道。

王兰告诉液体青年,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暂时还未回复具体的护照补办流程,她现在只希望他们能尽快回国。

对张娅杰来说,确认丈夫没事已是莫大的心理安慰,接下来的时间,似乎只能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