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知花去陇南法院为丈夫跑案子郭尚仁背上“杀人强奸”的罪名，已经37年了。

1984年4月，甘肃陇南市徽县泥阳镇供销社一名女营业员被害。案发第二天，郭尚仁成为嫌疑人，被警方带走。此后的十年里，郭尚仁被判过死刑，也被判过无期。案件先后三次以 “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被发回重审。

直到1994年6月30日，郭尚仁被取保候审，走出看守所。此后，他和家人从未停止为自己喊冤洗罪的奔走。 自“两高”提出冤假错案纠正机制之后，仅2020年，全国审结国家赔偿案件1.8万件，再审改判刑事案件1818件。这些数字背后，无不连接着一个个具体的人与家庭。

然而时至今日，郭尚仁既没有被最终判决有罪，也没有被宣告无罪。他成了一直挂在这起案件中的人。

给丈夫讨个公道

直到44岁，高知花才第一次来到北京，为了给丈夫郭尚仁申冤。

37年前，她的丈夫郭尚仁因强奸杀人的罪名被捕。此后案子经历两次判决，三次发回重审，直至1989年，陇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最后一份裁定中，因“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案子被退回甘肃省人民检察院陇南分院补充侦查。

1994年，郭尚仁由逮捕关押变更为取保候审，得以离开看守所。但直至现在，郭尚仁仍没得到一个明确结果：他既没有被判有罪，也没有被宣告无罪。 由于仍背着不清不楚的“罪名”，郭尚仁不能离开老家外出打工，高知花决定独自去给丈夫讨个公道回来。

2015年12月15日，高知花上了火车。钱不够买卧铺，就买硬座票，一路从甘肃坐过来。在车上，高知花难以入睡，熬了十七个小时。

到北京后，除了做家政，她的空余时间全用来跑案子。老见不着她人，同来的老乡们禁不住议论，“高知花去哪里了，怎么见不到人影？”她去任何能够跟丈夫案子扯上关系的部门，一开始她怕坐错车，就一边问一边走，走路太多，脚都起了泡。跑的次数多了，她能熟稔地说出许多地方的地名。

在国家信访局，她盯着人家把案卷材料输入电脑，得到的回复多是“我给你发回甘肃了”。但发回甘肃后，一家人面临的还是等待。

2018年，信访部门工作人员告诉她，他们已经通过甘肃省高院将案子转到兰州，又转到陇南了，“让在那边等消息。”陇南相关部门让郭尚仁家属不要再去北京了，“我们想办法给你解决”，但这一拖，又是两年多。

直到今年4月20号，郭尚仁再次收到了案件被受理的消息，陇南中级人民法院称，会在三个月之内给他答复。这样的承诺，郭尚仁一家此前收到过多次。去年七月，徽县公安局给郭尚仁发了文书，称案件已经受理，需要等三个月。三个月后，因案件复杂，还需再等一个月。一个月后徽县公安局又发了一份文书，称案件太复杂需要提交给陇南市……
郭尚仁年轻时的照片
嫁给“强奸杀人犯”

关于郭尚仁的案件，全家人几乎能将细节倒背如流：

1984年4月20日，陇南市徽县泥阳镇供销社一女营业员被杀，死者当时的男朋友正是郭尚仁。女孩父母不同意两人交往，还介绍了其他男孩给女儿，郭尚仁便扬言，“她要是和我不成婚，和谁都不成”、“和我不成婚，泥阳街上有你没我，有我没你”……这些话，后来成为判决书上认定郭尚仁是凶手的证据。

4月23日，徽县公安局以涉嫌杀人罪将郭尚仁刑事拘留。那天郭尚仁本来跟女朋友相约去镇上医院，检查她是否怀孕。但他没能等来女孩，买完了母亲叮嘱他买的韭菜和香菜，郭尚仁在回家的车上被逮捕了。

从1984年4月23日郭尚仁被徽县公安局拘留，到1986年8月7日徽县检察院提起诉讼，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徽县检察院因“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将案件返回徽县公安局补充侦查三次。而法律规定，发回补充侦查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以内补充侦查完毕，补充侦查不能超过两次。

被抓后一年半，郭尚仁才知道自己被捕原因是杀人，而死者是自己的前女友。“（这之前）我啥都不晓得。”他曾自己揣摩，“那时男女关系敏感，人因为耍流氓会被判刑，是不是前女友诬告了我强奸？”

女孩被杀，成为泥阳镇上最大的新闻。法医来检查时，高知花也看到了。那一年郭尚仁22岁，高知花13岁，上初一。她和死者的妹妹在同一班读书，出事后，死者的妹妹请假回家，从此再没出现在班级里。

高知花家和郭尚仁家直线距离不到一百米，中间只隔着一条马路。年龄差了九岁，两人像两代人。此事之前，二人并无交集。

高知花有三个哥哥，她是家里最小的女儿。小时候家里生活困难，父亲在家种地，母亲上街卖凉皮，维持全家人的生活。

1993年，高知花经人介绍，去了西安打工。在一个玻璃拉丝厂里，每个月工资八十块，她留二十块生活费，剩下的寄回家里。

在外打工没多久，高知花和同厂的一个青年相好，她给家里写信，但父亲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她，他们不愿女儿远嫁。父亲身体不好，一生气肚子痛得受不了，高知花不敢气他，“我不能为自己的事把父亲气没了。”

1994年，高知花从西安回到老家。同年6月，郭尚仁被妹夫接回家里。邻居上门给高知花提了门婚事，对方就是刚从看守所被取保候审的郭尚仁。

当年郭尚仁被逮捕后，父母曾去看他。母亲只看了一眼他戴着镣铐的双脚，听见铁链碰撞发出叮当的声响，就被搀扶出去。那是他见到母亲的最后一面，也是见到健康的父亲的最后一面。等他回到家时，母亲已经去世，父亲中风偏瘫。

高知花也认识郭尚仁的父亲，他常来买母亲的凉皮，是个脾气好、脸上总带着笑容的长辈。郭尚仁母亲去探望儿子回来后，正好被高知花撞见：“老人东倒西歪的，三四个人搀着，他妹夫给背回了家。”

那时高知花并不知道，她日后将与这个家庭绑在一起。父母不愿高知花远嫁，高知花不敢忤逆。而郭尚仁只想尽快成个家，能有人跟他一起照顾父亲。

相亲时，郭尚仁已经33岁。高知花一开始不答应，父亲就跟她说，公公将来退休了，有退休工资，还能帮衬家里。她去看了郭尚仁家里，三间土房破败不堪，家里没有一样东西是新的。回来后高知花在父母面前直摇头，父亲却说：“别那么高的眼光，日子能过得去、能吃饱肚子就行了。”

就这样，一辆旧吉普车拉着她和郭尚仁转了一圈后又回到郭家，高知花就这么嫁了。

走不出去的家乡

关于丈夫的案子，高知花是从家里那个大大的箱子开始了解的。给儿子娶上媳妇后，郭尚仁的父亲最挂念的，就是儿子的案子。他总打开那个半米高、二三十厘米宽的门箱，里面塞满了郭尚仁案件的材料，以及他给各个部门写的信和回执。

高知花在家没事时，就翻一翻那些案件材料。她越来越相信郭尚仁的清白。但郭尚仁的父亲没等来儿子清白这一天，高知花嫁进来半年后，老人就去世了。

外人看不出郭尚仁悲伤，但高知花知道。那段时间郭尚仁像是受了刺激，反复承诺自己一定要好好干——盖房子、跑案子。

但“好好干”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案子一天不结，郭尚仁就一天没法正式出去工作，也不能离开泥阳镇。谋生对两人来说，比常人更难。

1995年，大女儿郭丽娜出生。两人在镇上租了间房，前面摆点小杂货，后面放一张床。高知花就一边看孩子，一边开起了小门店营生。

孩子慢慢长大，照看女儿的任务就落在了郭尚仁身上。高知花去镇上卖凉皮包子、油茶麻花。郭尚仁偶尔在镇上打零工，有时也给高知花打下手。怀上二女儿后，郭尚仁还跟朋友合伙买了辆小面包车，在镇子上和山上的矿区跑往返，有时拉点菜送上去，有时顺带拉几个人。

日子过得困难，高知花也心烦。老二生下来后，钱开始变得不够花，郭尚仁就借钱在镇上开了个饭馆，干了一年，餐馆没挣下钱，反而欠下厨子一年的工资。饭馆渐渐支撑不下去，连桌椅都给了厨子顶账。

有次两人吵起来，她冲丈夫吼：“有本事你出去挣钱养家养孩子！”话一出口高知花就后悔了，她知道这话是在郭尚仁心上捅了一刀。郭尚仁愣住了，脸憋得通红，一把将高知花刚蒸好的馒头掀翻在地。

由于无法外出工作，郭尚仁只能在当地打一些零工。不能为高知花分担重担，成为郭尚仁心里的疙瘩。直到高知花的父母相继去世，郭尚仁的案子也没有转机。

如今，妻子和两个女儿离开故乡，儿子住校，大部分时候，郭尚仁都是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每到周末儿子回家，是他一周唯一的盼头。现在他挣钱不得，又离不开家乡，被迫成为这个家里唯一的“闲人”。
郭尚仁的父亲为他写的申诉材料“杀人犯”的儿女们

三个孩子都因为父亲的事跟人打过架。大女儿郭丽娜第一次知道父亲的事，是上小学时和男同学吵架，同学说：“你爸是杀人犯！”她气哭了，跑去问母亲，母亲告诉她，你爸是冤的。

二女儿在高中时跟同学发生矛盾，也被人说“父亲是杀人犯”，她性子烈，爬上教学楼顶想跳下来。校长通知了家长，高知花赶去将女儿劝下。那之后学校在楼顶装了护栏。

郭丽娜看到过父亲当年的判决书，上面描述，父亲曾扬言，如果那女孩不嫁她，他就要拆了人家的家，一定不放过人家。郭丽娜从未见过这样的父亲，但她在弟弟身上看到了父亲年轻时的影子——敏感、要强，遇到有人诋毁父亲，也爱放狠话，“嘴厉害的很”。

弟弟跟同学打架，被父亲搧了巴掌，儿子不服，郭尚仁无奈，“我吃过嘴上的亏，什么都敢说，你还想再吃一次吗？”

案子悬在这个家庭头上，成为了他们感情联系的纽带，也让他们承担着同样的委屈。

郭丽娜还记得，自己小时候跟父亲关系疏远。父亲不苟言笑，她总觉得父亲长了一张凶脸。直到她高考前，父女俩的关系才慢慢缓和。考上大学后，有天下午，父亲主动跟她提起了自己的案子。他郑重地告诉女儿，自己是被冤枉的。

那一刻，郭丽娜感到父亲正在向自己求助。

郭丽娜心里难受。从小到大，父亲对她说的最多就是，“一定要考上大学。”她突然明白，父亲老了，跟不上时代了，只能寄希望于她能有出息，让他和这个家有更多获得清白的机会。

她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读小学时的一次过年，邻居家里丢了钱，在酒桌上邻居突然停下筷子，当着众人的面说钱是郭尚仁偷的，“他坐过牢，肯定手脚不干净。”这话后来传到了郭尚仁耳中。当晚，他喝醉了跑到邻居家门口，边哭边喊，“我就算没钱，把小孩带出去，我们一家人饿死在路边，我都不可能偷东西！”

回家后，郭尚仁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声从里面传出来。那是郭丽娜记忆里，父亲唯一一次哭。

2019年3月，郭丽娜出嫁时，郭尚仁和高知花赶来连云港。当晚大家围坐在一起吃饭，父亲罕见地在饭桌上提起了自己的案子，他对郭丽娜婆家亲戚说：“你们知道我的案子不？你们放心，这个案子我是被冤枉的。”

婚后两年来，郭尚仁一直没再去过女儿女婿家，郭尚仁不说，但郭丽娜心里明白。在这件事上，父亲很敏感，别人的一个眼神，一句话，都能像针一样扎进他心里。

“吃亏是福”

没出事前，郭尚仁的父亲是粮管所干部。在镇上，郭尚仁是出了名的爱玩、爱出风头。

但从看守所出来后，不少老朋友都发觉郭尚仁变了，他沉默了许多，不再像以前一样爱张罗爱应和，他开始低调甚至谦卑地生活。

郭尚仁仗义，亲朋好友都跟高知花说，你家老郭是个好人。不管谁家有什么事，只要一个电话，“他把我扔在家里，给人帮忙去了。”这让高知花既欣慰，又难免对他有所埋怨。

他总会第一时间处理朋友的请求，有朋友办喜事了，钱款和贵重的烟酒都让他掌管。这事辛苦、担责任，郭尚仁却愿意干，这说明对方看重他、信任他。

郭丽娜读高中时，高知花曾在医院做了个手术，肚子上开了个口子。大女儿住校，二女儿还小，她从手术台上刚下来，郭尚仁接到朋友的求助电话，他放下电话就走了。倒是自己媳妇疼得流汗不止，一夜未睡，直到早上才请人喊了护士。

有时候高知花跟大女儿抱怨，“真不想他和过了，你爸这一辈子光考虑朋友，从来不考虑我的感受。”

但郭尚仁觉得只有这样做，良心上才舒服。“如果把别人的事情不当事情，就感到不好意思，别人不说，自己也感到亏心，晚上睡不着。”

他花了27年试图去做一个完美无缺的“好人”，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这么多年来，他总想给家人灌输自己的处事哲学——吃亏是福。郭丽娜小时候跟同学玩，被人打了，回家父亲跟她说“吃亏是福”；长大后，郭丽娜觉得有的朋友和她一起玩，“就为了蹭饭蹭吃的”，回家说给郭尚仁听，收到的还是那句“吃亏是福”；再往后结了婚，在婆家受些小委屈，想跟父亲诉诉苦，依旧还是那一句“吃亏是福”。

郭丽娜觉得，是那段牢狱经历造就了父亲如今的态度，就连面对自己的案子时，他也用这句话自我安慰。郭丽娜心急，常催父亲去相关部门守着、催着。郭尚仁却说：“不要急，十年牢狱的气我都忍下来了，我不能闹，不能耍无赖，吃亏是福，我的福气就算再迟也肯定会到的。”
大女儿出生后，郭尚仁夫妇与女儿的合照一切为了翻案

不止是妻子高知花，儿女们渐渐长大后，也加入到为郭尚仁讨清白的队伍中。

高知花在北京找过不少律师。每到一个雇主家，她就找机会把郭尚仁的案子告诉他们，希望能够获得帮助。曾有个雇主的女儿帮她介绍了一个律师，还牵头吃了顿饭。高知花特地叮嘱，饭钱要从自己的工资里扣。

那一次，律师并没有给她带来希望，律师费高达30万，高知花付不起，对方称“那你给我十万，给你办差不多的时候，再给10万，最后这个案子结束了，钱也就清了。”

但高知花连5万都没有。那时她一个月赚4500块。她请求对方，能不能每个月从自己的工资里扣，一个月扣四千，她就留五百。对方没同意，最终不了了之。

郭尚仁在老家忙活。从去年7月份一直到腊月，案子才从甘肃转到陇南当地。郭尚仁在陇南检察院、法院、公安局来回跑。“以前你说我有罪，我没被枪毙；现在（要么）确认我有罪，就给我定罪枪毙我；（要么确认）没罪，给我一个清白。”郭尚仁说。

郭丽娜是被寄托了最多希望的那个孩子。2016年6月，她在微博上发表了第一篇关于父亲的案子的文章。她没学过法律，为了写那篇文章，她咨询了不少老师和同学，也查了很多资料。但除了同学帮忙转发、评论，几乎没带来什么影响。于是她又在微博上找兰州当地媒体，只要是记者，她就把材料私信发过去。

除了上网发材料，郭丽娜还给最高检、最高法电子信访。电子邮件发出后，很快收到回复，称案件已派回当地，郭尚仁也告诉她，有人去家里问询过情况，但之后再度不了了之。

郭丽娜还尝试在微博上给律师发私信，凡是名字后面带着“律师”字样的，她都会给人家私发一份父亲的案卷材料。私信往往石沉大海，直到去年七月，北京泽博律师事务所的李显峰律师和王飞律师先后回复了她，愿共同为郭尚仁提供法律援助。

自从开始为丈夫跑案子，这一家人对那些平反的案件如数家珍。2020年7月底，江西张玉环案的平反引起巨大舆论反响，郭尚仁激动得不得了，“老天开眼了”，他说。

两位援助代理律师王飞和李显峰表示，根据相关法律，郭尚仁已经解除取保候审，在这之后检察院也没有做出起诉决定，没有撤销案件的，应当按照无罪案件来进行处理。基于此，他们决定先申请国家赔偿，同时申请检察院做出撤诉处理，给出最终的结果。

4月12日，郭尚仁向陇南市中院提出总计1144余万元的国家赔偿申请，但被拒绝。4月22日，郭尚仁得到消息说案件已经转给陇南政法委，称可能会直接启动赔偿程序。陇南市政法委则告知郭尚仁，会尽快召开会议，给他答复。

郭尚仁却越来越急，他现在记忆力越来越差，好多事变得记不起来。高知花告诉记者，去年疫情期间，高知花在老家，她陪郭尚仁一起去有关部门咨询案子，有时郭尚仁就歪着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今年春天，高知花休假回家带郭尚仁去检查身体，查出了脑梗塞和脑缺血，还有高血压。虽然病情尚不严重，但郭尚仁还是很紧张，前两年一个朋友生病去世消息，在郭尚仁心上狠狠砸了一拳。他不害怕疾病和死亡，但他害怕死亡比翻案更早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