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一位土耳其朋友给我讲了他夏天回到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家乡的故事，那是土耳其一个尤为贫困的地区。

在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总统治下，那里的情况有所改善。我朋友的表亲炫耀了自己的梅赛德斯-奔驰车，吹嘘了自己家收到的国家援助及总体生活质量。“我在这里过得像美国人一样！”他说。所以理所当然地，他还会给20年里大部分时间都在当权的埃尔多安投票。囚禁政府批评者？这事不归他操心。

这个故事是21世纪一个关键两难问题的具体呈现。随着在威权主义领导人主持下经济获得成功，保障人们不受随意惩罚和骚扰的公民自由的重要性可能会下降。人权的抽象概念可能没有摆脱艰苦、缺乏保障及饥饿的现实诱人。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说的“自由的自由”(freedom to be free)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得以享受的特权：这个世界满是经济上在进步、政治上被压迫的人们。这就是为什么再次阐述人权如此重要。

在土耳其，或者更重要的是在中国，人权的吸引力如此微弱这一点不足为奇。在中国，当国家明显极尽所能让人们摆脱艰苦生活条件、欠佳的医疗保健及渺茫的教育机会的时候，对数以百万计中国人说，人权能让公民得以抵御政府对其自由、生活及生计的攻击，很难有说服力。

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成就十分出色：2019年，中国的出口从1980年的113亿美元增长至2万6410亿美元，其经济即将赶超美国。按照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的说法，中国变化的步伐“像是把英国工业革命和全球信息革命的同时爆发压缩进了30年而不是300年里”。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发出过著名的预测，认为一旦中产阶级在一个威权主义国家出现，其成员将要求获得公民权，使得政权别无选择，只能建立法治和民主。这一切并没有在中国发生。事实恰恰相反：如果人们脱离贫困，他们会选择富裕而非自由。

这会降低只有当个人对幸福的追求免受随意限制侵害，一个社会才能繁荣昌盛这一核心理念的价值吗？不会，它仍然成立。为了证明这一点，富裕的中国人应当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出现经济下行，我会想在目前的法律保障下生活吗？

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建议，为了找到最佳法律秩序，我们应当设想自己生活在一道无知之幕后，对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毫无概念。在中国，随着经济扩张放缓，公民应当设想一种生活在衰落之幕后的生活。如此一来，法治的重要性看起来要大得多。

因为一旦国家的主要利益是最大人群的福祉，那么富有公民（无论对错，这群人似乎都会阻挠这一目标）如何能确保自己的福祉呢？

新疆维吾尔族人，或是那些由于妨碍了新大楼项目，被赶出家门几小时后，房子就被——像北京官员骄傲地宣布的那样——像“白菜叶”一样被剥掉的劳工们的命运，或许可以成为一种提示。

这么想想：人权就像是消防队。只有当你处于危险境地，才会在意其存在。但如果你的房子失火，却没有消防队，那求助就为时已晚，损失已经造成了。

烟流已经从这个亚洲大国上方升起：中国内债高筑，人口迅速老龄化，长期污染让人们的健康日益付出昂贵代价。

对这些系统性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解决之道。但人权则是一个健康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并且也是当夜幕降临时，你在白天为之辛苦工作的梅赛德斯-奔驰还在原地的最佳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