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30年，全球先后见证苏联解体、九一一恐怖袭击和2008年金融海啸，无一不是重塑国际秩序的大事件，而第四件事则是当下的新冠肺炎大流行。虽然疫情爆发后，不少评论家对全球化的前景感到悲观，但如同民众会出现抗疫疲劳，一国经济亦不能长期封闭，自给自足。随着各国陆续重启经济活动和边境，抗疫恆常化或催生另一种全球化模式，并以区域化为核心动力。
苏联在1991年解体不但意味冷战终结，更催生出新一波全球化进程，昔日居住在铁幕后的民众，慢慢接受资本主义的生活模式，而贸易、旅游、金融一体化亦打破地理和时间的限制，拉近不同民族的距离。不过这个迈向繁荣、和平和稳定的步伐，十年后却被撞向世贸大楼的飞机打断，伊斯兰恐惧症走进幕前，使欧美国家与阿拉伯世界的裂缝渐见。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不单反映当局监管不足和金融机构过度杆杆，其曝露的全球化贫富不均，更埋下2010年代民族威权主义抬头，而当中去全球化的范例，无疑是英国以捍卫自主之名而走上的脱欧之路。
压垮经济全球化的稻草
新冠肺炎对全球化的冲击亦陆续浮现。哈佛大学国际关係教授Stephen M. Walt认为，「大流行将壮大各国民族主义情绪，而各类型政府在採用紧急措施管控危机，大多都不愿在危机结束后放弃这些新权力⋯⋯而新冠肺炎将创造开放度、繁荣度和自由度渐走下坡的世界」。英国智库漆咸楼（Chatham House）总裁Robin Niblett更认为，「大流行可能是压垮经济全球化的最后稻草⋯⋯世界极不可能回到21世纪初互利的全球化观念和定义⋯⋯如果没有诱因保护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共同利益，那麽20世纪建立的全球经济治理架构将很快萎缩。」
诚然，当我们看到中、美就疫情隔空对骂、全球经济滑落的速度好比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以及双位数失业率等宏观环境，前路确似是上述学者分析的前景。但当下全球的经济、人员和文化，在过去30年的快速融合，也使各国相联度大增，唇亡齿寒，故后疫情时期的全球化虽有波澜，但同样亦机会以另一形式出现，重拾新动力。
疫后区域合作
虽然各国为防范疫情外传和输入，纷纷停开边境口岸，使至全球化缓缓倒退，但从重启经济和边境的安排可见，全球化的前程未必定是暗澹。随着欧盟的疫情渐见平稳，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周五（15日）宣布，将相互开通三国边界，创造欧盟内部首个「旅行泡泡」（travel bubble），以加快三国经济复甦的步伐。如同欧盟委员会的立陶宛代表Arnoldas Pranckevicius所言，「波罗的海三国是紧密伙伴，在流行病方面也有类似情况，经济状况亦很好地融合一起，因此人员和货物的自由流动对该地区非常重要」。
即使三国的经济影响力对全球无足轻重，但其药方对世界亦有启示。全球经济过去30年快速融合，各行各业的产业链环环相扣，早已形成唇亡齿寒的利害关係。但由于各国在本土疫情减退后，仍须防范境外输入的风险，在平衡经济和公共卫生的考量下，各国大多只能像波罗的海三国般，只对经济、文化、人员和情报紧密联繫的邻国，重新打开门户。然而，这种对策虽然减少远程的联繫，但反过来却加快区域化的融合，有望整合出规模小于欧盟、但大于国家的利益集团，并取代国家成为下一波全球化的单位。同样地，波罗的海的模式，或许也适用于东盟十国、中欧的维谢格拉德集团（Visegrad Group），以至北欧五国。
在两次大战期间，美国政治神学家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曾浅白地形容全球一体化带来的挑战：「在国际贸易的发展，国家之间经济上渐渐相互依存，以及科技文明的过程中，各国所创造的问题，远比解决办法来得更快」，才会加剧国家之间的矛盾。回想欧洲由普法战争完结，到一战爆发之间的和平时期，各国在不设边境下快速融合，成为小说家褚威格笔下的「黄金年代」。虽然两次大战暂缓了全球化的历程，但二战后航空业的发展，却为全球化在「边境年代」带来了前所未见的新动力，使至各国经济、人员和文化交流再现活力。因此，全球化就像已开闢的发展道路，儘管不时需要停用维修，但其历史大潮不会就此中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