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新冠疫情逐步缓解的时候，中国中央政府上周发布文件，再次强调要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户口限制。户口改革去年就已启动，为什么现在高调重提？这个户口改革能否解决城市和农村人口长期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

这次中央政府采用了多重发令的方式，足见他们对这一改革措施的重视。

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先后在文件中强调了这次户口改革的重要性。其主要内容是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取消户口限制，并取消重点人群落户限制，促进农业人口在城市落户。

这些措施早在一年前就已宣布开始实施。这对从1958年户口制度启用以来，就饱受户口限制，无法获得平等就业机会或福利待遇的外地人口而言，存在一定的利好。

长期研究中国户口制度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副教授王惠玲（Lynette H. Ong）告诉本台，这种改革有一些明显的好处，“我认为这些措施可以解决部分失业问题，也可以平衡城市里的劳动力供求关系，从这些方面讲，这种改革是受欢迎的。”

以提高城镇化为目标

国家发改委本次下达的文件名为《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改革的内容中还包含了对300万至500万人口城市落户的全面放开放宽。外界普遍认为，这次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城镇化率。也有人指出，在这个时候再次强调户口改革，有助于重振因为受疫情影响的中国经济，对中小城市房地产市场有推动作用。

但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林宗弘多年跟踪中国户口制度的变革，他认为，农民未必会对这些中小城市的户口感兴趣，“农民并不愿意放弃农地，去中小型城市，因为这些城市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险等各方面也不是很完整。”

中国人民大学陈传波副教授等人2016年在英文期刊《中国评论》上发表文章指出，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的相对价值，多年来一直在发生改变。农村土地耕种权、土地被城市征用后获得的赔偿等权益使不少进城工作的农民不愿意放弃农村户口。

在另一方面，公共服务的范围逐步扩大、市场在分配资源方面的角色逐渐提高，也在削弱城市户口的吸引力。

没有解决根本性的公平问题

与此同时，学者们的分析也指出，这次改革并没有根本解决户口制度下，城市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

王惠玲告诉本台，“外地劳工在城市里仍然被不同地对待，尤其是这次疫情中，外地劳动受到的负面影响也比本地人要大。”

这种公平性问题，在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尤其突出。

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国人口问题研究者告诉本台，武汉、北京这方面的问题就很明显，“这次武汉，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是有300-500万外地人口长期在当地工作居住，北京也有大概500-600万外地人在当地生活和工作，这些人的子女教育、医疗保障和养老问题都没有享受和当地人同等的待遇。”

2018年，北京市政府更采取强硬措施大规模驱逐所谓“低端”人口，剥夺了部分外地人口正常的居住和工作权利。

由于本次改革取消户口制度的城市被局限在常住人口300万人以下的城市，所以，城市资源再分配的公平问题并没有根本缓解。

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林宗弘告诉本台，3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拥有的资源明显偏高：“300万人以上城市的三甲医院，还有985、211大学的比例（都很高），实际上是有七成以上的大学是在300万人以上的城市，而且它们还受到高考配额的保障。”

这次改革也没有放开特大和超大城市的户口限制。林宗弘认为，改革还是具有很强的排他性：“300万这条线，实际上是阻止了300万人以下城市的人口涌进超大城市，形成了一条‘新长城’”。

农民的土地权益如何保护？

在另一方面，本次改革强调要维护进城农民的土地权益，包括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等，不得强行要求其转让这些权益。但如何维护这些权益，引来了外界的担忧。

前面那位不愿具名的中国学者指出，这种担忧是基于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中国最大的一个问题，还是计划体制的那种思路，要么是农民，要么是城市人，如果你是城市人，你作为农民的财产就没有了。这是不行的。”

他强调，户口本来就只应该是对居住地的登记，而不应该和财产权利相捆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