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在中国是否得到控制尚不明朗、中国以外出现疫情爆发引发全球担忧之际，中国领导人在周末通过电视电话会议对十七万人发表讲话，强调中共在疫情控制中的领导作用，继而敦促加快复工复产，以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目标。美国之音记者@yebingvoa 在北京火车站采访了解到，一些刚获“解封”的劳动者迫于生存压力踏上复工旅途，同时也有因疫情所困滞留北京的农民工期待这场危机结束尽快找到工作。在北京打工的王先生说：“我们听从政府的，听从领导的，遵从他们的意见。上面怎么安排，我们就怎么来。” https://t.co/CHP22zPf86 pic.twitter.com/sKMnnulI2j
— 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 February 26, 2020
尽管近日中国官方发布的新增病例持续减少，全国范围除湖北省，日新增确诊病例已经降到个位数，一些省份也连续多日未报新增病例。但是，目前还难以断定中国的举国疫控模式已经控制住疫情。
周日发生在韩国和意大利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引发全球性关注。各国担心新冠病毒的传播是否已经达到或接近大流行。
习近平当天在一个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对包括中央、地方和军方官员在内17万与会者说，近期疫情防控取得成绩，功在于党。
习近平说，此次疫情是中共面对的最大的公共卫生挑战，近期疫情防控取得成绩，彰显了中共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北京的历史学家章立凡将这个会称作是一个“定于一尊”的会，强调的是要服从他的领导地位。他认为这个会和北京宣布取消“两会“是有关系的。
章立凡说：“如果开‘两会’的话，可能就会有很多的麻烦，可能就会有人打横炮，可能就会有人质疑疫情的延误，要问责。这些事情就会比较尴尬。“
公众在疫情扩大后，就疫情被拖延提出质疑。而习近平当时在会见到访的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时有关其“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疫情防控工作的话，引发他可能存在工作失误的议论。
习近平的这次讲话，意图重新强化中共的地位，以及他在党内的核心作用。他在讲话中说，“防控工作取得成效，再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而习近平星期天讲话的重点在于复工复产。他在讲话中提到社会经济是一个动态循环系统，不能长期停摆，因此，需要“在确保疫情防控到位的前提下，推动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疫情无疑对已经放缓的中国经济形成进一步掣肘。春节期间传统上暂停的经济活动因疫情干扰持续停摆，当局会有紧迫感。凯投宏观的资深中国经济学家朱利安·埃文斯-普里查德说，当局需要对其能否实现此前设定的经济目标作出解释，尤其是关系到“小康社会”的承诺。
埃文斯-普里查德说：“当局的表述仍然是希望能够实现2020年的经济目标。近来有不少来自党外和体制外的研究人员开始谈论经济增长将会受创。”
他说，这个时候需要有高层官员出面说明，是否维持2020年的整体经济目标。
习近平的讲话，就是围绕这个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完成“十三五”规划。
“十三五”规划是2016年3月在中国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通过的国民经济五年规划。根据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对制定十三五规划建议的说明，就是要确保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中共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也是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的首个目标。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对中国人，尤其是灾情中心的武汉人、湖北人是一场无妄之灾。庚子年的开端，疫情带来的恐惧在蔓延。各地为控制疫情勒令商号关闭，严查外来车辆和人员，进而限制当地居民出户。到已经延长的春节假期结束时，也是各地对人流管控最严格的时期，不少城市对外来人员，甚至从外地回家的人进行居家隔离。中国经济几乎处于停摆状态。
最初感到寒意的是处于底层的中小微企业。许多依靠每日经营维持现金流的商家已经倒闭。尽管政府出台政策支持，信贷获取和融资成本都有改善，但并不能解决中小企业的现金紧张状况。
渣打银行最新发布的2月份中国中小企业信心指数（SMEI）降至40.5的历史新低。该调查显示，疫情对2月份中国内需造成严重打击，导致销量降到正常水平的46%；当局采取严厉措施控制疫情严重干扰生产活动，产能利用率在延长的春节假期之后两周跌到42%。
各地复工复产排序中，中小企业大多排在后面。路透社报道，在2月24日国新办的发布会上，工信部总工程师田玉龙说，疫情对中小企业冲击尤甚。他说，据目前监测，中小企业开工逐步 回升，开工率接近30%。
田雨龙说，中小企业开工复工面临“五个难”：一是复工难。地方政府为确保疫情防控的安全要求，需要大量审批证明材料等；二是用工难。受疫情影响，人员流动还是受阻；三是产业链配套比较难，物流不畅，原材料进不了，产品出不去，产业链上下游没有达到同步复工；四是资金支撑难。中小企业资金压力比较大，刚性成本支出比较多；五是订单交付难。现在中小企业的订单在手，但是没有办法及时生产，还要承担违约风险。
国家发改委秘书长丛亮在同一个发布会上谈及国有企业，说大型企业复工复产进度快，上游行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相对下游行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进度快。他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高，浙江超过90%，江苏、山东、福建、辽宁、广东和江西超过70%。从重点行业看，钢铁企业复工率67.4%，有色金属企业86.3%，口罩企业产能利用率达到110%。他说，铁路装车数已恢复到节前正常水平的95%左右，民航、港口和水运都正常运营。
国新办的发布会上，口罩成了展示体制优势的新标杆。最早复工复产和转产扩产的是抗疫急需的口罩。中国在近20天生产了5.7亿只口罩。重点扩大生产的医用N95口罩，到2月22日日产量达到91.9万只，是2月1日的8.6倍。
但这种体制优势并非万灵药。复产复工并不是绿灯一亮就开始恢复运转。相应的供应链难以跟上的话，企业复产仍将可能面临种种障碍。
跨国公司在中国也面临复工复产阻力。苹果公司罕有地警告，该公司因新冠病毒疫情造成的组装工厂复产遇阻，以及消费信心不振等原因，可能无法达到当季的销售目标。其他在中国与大型中国国有企业有合资企业的跨国公司，在复工复产时，也遇到工人返工遇阻、地方健康核准，以及供货链和物流没有配套复产复工等问题。
疫情对产业链形成严重的干扰，影响波及全球。邓白氏的一份特别报告发现，疫情下产业链受到的干扰或对全球数百万企业造成影响。
在中国的美国和欧盟商会方面也都谈到此次疫情应该会让仍然依赖中国供应商的欧美公司考虑转移供应链。
民众在抗疫期间对疫情发布延误导致病毒大范围扩撒提出问责。但至今没有人承担或明确应付责任。历史学家章立凡认为，这导致民间普遍对政府丧失信任，在疫情数字上也是这样。
他说：“这个统计本身也很难说。所以现在是‘塔西佗陷阱’，你说什么，说再好我也不信。“
在疫情尚未消除，甚至随时可能失控的情况下，中央急迫地推动复工复产，难免和地方的利益相抵触。
历史学家章立凡说，习近平恐怕经济受损而危及政权，而他在抗疫的关键时期推动复工复产是置人性命于不顾。他说，习近平要这样不接地气地“豪赌”，地方必须接地气顾人命，于是就有了中央下令，地方还是照着自己的节奏走，或者阳奉阴违。
近日来，伴随着复产复工，官方媒体上，十三五的报道多了起来。新华社2月20日的报道“重大工程渐次复工，全力打赢‘十三五 ’收官战。“
文章开篇是“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疫情防控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减轻疫情影响的一系列措施正在落地生效。在抗疫新冠肺炎疫情中全国各地“十三五”重大工程和项目渐次复工，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加快推进。“
在对抗疫情关键时期，官方媒体急速转向，调整紧迫感，擂起十三五收官战鼓。
西方人大多不知道十三五是什么，为什么突然间能够让政府在抗击对中国造成巨大损害、令数千人丧失生命的病毒疫情的关键时刻，在疫情可能大流行引发全球忧虑的时候，会突然把注意力转向建设计划？
中国领导人对于增长数字有着令人难以理解的执迷。习近平对十七万人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动员复产复工，就是要在年底时，完成计划所设定的目标。但是，现在在官方报道里，很难找到一度强调的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相关的数字，就是今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后应该是多少。
凯投宏观的中国经济学家埃文斯-普里查德说：“坦率地讲，我不理解北京为什么会认为这样的量值会是很重要的目标。”
他说，这些让他们觉得不可理解的量化目标，或许是鼓励地方的官员粉饰经济数据。
外界对中国的GDP数据一直存有争议。地方为了政绩，在经济数据上做手脚，夸大实际经济活动。
凯投宏观推算的中国GDP数值通常低于官方数值。受新冠病毒疫情打击，中国官方预计本季度中国GDP增长率为4.5，而凯投推算出的这个数字只有2.0。2019年，中国官方发布的GDP增幅为6.1%，凯投认为中国经济去年增长率只有5.5%。
习近平就任后通过清除政治对手迅速揽权，甚至为长期执政修宪废除了任期限制。外界将他视为数十年来权力最大的中共领导人。
但这并非意味着他已经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领袖。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资深研究员威廉·奥弗霍尔特博士（Dr. William H. Overholt）在近期撰写的一篇新冠病毒疫情如何影响中国政治的文章里谈论习近平的权力时说，对任何政治领袖加以评判的一个要点是他或她能否在政策目标上达至一致。他认为习近平在那个方面不具备强大能力。
他谈及经济和增长，认为一直在放缓的经济增长会继续放慢，增长实际上低于官方数字所显示，是靠没有产出的投资支撑的，而用于支付那些投资的债务也在迅速加大。
奥弗霍尔特博士认为，邓小平当初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交出共产主义力量中的最重要的杠杆，期望更富足的人民会支持他的政党。那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是极大的冒险，但是成功了。他又谈到江泽民和朱镕基在城市产业方面冒了类似的风险，也取得他们希望的效果。
他说，邓、江、朱甘冒巨大政治风险是因为相信，通过改进社会，最终会强化对其政权的支持，是一个成功的先锋党的本质，也是中国奇迹的政治内核。奥弗霍尔特批评说，习近平则是直接控制大企业，直接控制法庭，其当今政策是抓住所有权力，最终让其政党从先锋党变成利益集团。
奥弗霍尔特博士说，当前的新冠病毒肺炎将会令这个问题加剧，它将加快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渐行渐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