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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掌握国家机器，拥有四大王牌，是他面对严峻疫情，还可以好整以暇的原因。（图片来源／俄罗斯总统府）

1月以来的武汉肺炎风暴，毫无疑问的是中国自1989年六四以来最重大的国家事件，也显然即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另一个拐点。

除了面对当前中国与亚洲周边各国的疫情之外，世界各国纷纷聚焦在集大权于一身的习近平，要如何面对与度过这个危机。

三件事看出习掌握的党系统「动得很厉害」

我们先把时间轴缩小，来看这整个疫情当中的重要转折，也是上週的三个重要事件：

一、2月11日，路透社披露习近平在2月3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警告地方官员，防疫措施太过头已经损害经济。

二、2月12日，中国传出成功製造武汉肺炎的实验性用药瑞德希韦（Remdesivir）并已可批次量产的新闻。

三、2月15日，中共党媒「求是」杂志刊登习近平2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谈话全文，文中显示历经疫情初期权责不明的浑沌阶段，特别是传闻总理李克强担任中央疫情领导小组不愿扛责之后，习近平首度在正式会议中以多个「我主持」开头的文句，宣告了对整个武汉肺炎事件政治责任的扛起。

「办谁与不办谁」：地方口罩税埋「新打贪」伏笔

很显然，习近平在中国开工日期前夕掌握了可量产瑞德西韦的重要报告，因此有了可以坚定开工日期的底气。

儘管从防疫的角度，开工对目前檯面上稍稍趋缓的疫情是提油救火的举动，但是除了对中国经济冲击的考量之外，观察开工后这几天的一些蛛丝马迹，就容易显示习近平有更深一层的考量。

首先，在复工之后，纷纷传出各地各种千奇百怪的「口罩之乱」。地方官员一手持着开工令，一手却又要雇主必须准备口罩才能开工，同时巧立名目的要企业缴交各种保证不得发生疫情的保证金。

在中国依然遍地严重缺口罩的现况下，企业主只能经由地方官员所「介绍」的管道购得口罩。私自进口或自外地购得运入的口罩，随时可能遭受地方政府以徵收为名强取豪夺。

这种任由地方政府强徵「口罩税」的做法，表面上是图利拢络地方势力换取效忠，实际无非是为了下一波的「新打贪」设下的诱饵圈套，为将来「办谁与不办谁」的权力操弄奠下基础。

「医谁与不医谁」：武肺解药成为权力竞逐圣盃

其次，掌握了瑞德西韦的本地製造，就等于藉着掌握救命解药的分配权，也掌握了绝对的实质生杀大权。

不论中国自行生产的瑞德希韦效用如何与产量多少，在此起彼落的中国疫情所可能伴随的政治危机中，瑞德希韦非常有可能成为权力竞逐的圣盃。

但如何让这个圣盃发挥最大效用，就不能让疫情太容易被控制，甚至让各不同政治势力的头人们人人自危。这也是「防疫措施不能太过头」的言外之意，「医谁与不医谁」就成了习近平握在手裡的第二张牌。

「救谁与不救谁」：国进民退激化，习充分掌握国家金融机器

再者，中国的景气寒冬不可避免的在这波疫情之后即将开始。取消了国家领导任期制集大权于一身的习近平，之前怎麽算也算不到当危机来临时却变成了没了下台阶的背锅者。

不管这一波疫情之后的中国变成什麽样子，习近平都是理所当然必须出来收拾的领导者，也必将成为前朝守旧势力与改革开明派夹杀的目标。

但是不论何方的斗争势力，企图以疫情后的经济危机作为批斗习近平的理由却绝非容易。掌握国家金融机器的习近平面对全面的经济灾情，更容易激化过去这一年「国进民退」的思维。

除了从金融机构放贷国营企业进而大举贱价收购艰困民营企业之外，特别是当中国民营企业纷纷因为财务槓杆面临泡沫之际遭遇疫情，这些金融政策就成了习近平「救谁与不救谁」的第三张牌。再怎麽因为疫情对习不满，身处经济危机时面对真金白银的诱惑，这些反对势力很难不被各个击破。

「斗谁与不斗谁」：「新红卫兵」蠢动，习隐藏版最后王牌

尤有甚者，在广大的中国城镇农村地区，这段时间藉着种种的防疫社会运动所被刻意复燃的街坊城管势力，已经俨然成为蠢蠢欲动的「新红卫兵」。各种荒腔走板的「斗地主」模式，假借防疫之名在城镇乡村地区被纵容。

对自文化大革命时代成长的习近平，红卫兵模式的社会斗争是他最熟稔，也最信任的斗争工具。这一着暗棋是习近平握在手中的最后王牌，一旦中国社会在疫情与经济风暴的双重冲击下威胁到共产党及习近平个人的统治基础，习会毫不犹豫的选择以大规模社会运动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届时这些实体的新红卫兵与线上的粉红网军「斗谁与不斗谁」，就是一切效法毛泽东的习近平一句话说了算。

有这「办谁与不办谁」「医谁与不医谁」「救谁与不救谁」「斗谁与不斗谁」四大王牌在握，也难怪面对如此险峻的疫情，以及正成为进行式的景气急冻，习近平仍然是气定神閒的好整以暇。看来这一波的疫情，是中国人民的苦难，但也会是只属于人民的中国式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