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数万名台湾民众聚集在台湾的凯达格兰大道参加由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与网络红人陈之汉所举办的反红色媒体大游行。

　　上周一，多名民进党立法委员、台湾基进党的代表与多位学者一同参与了“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的记者会”。他们除了表示香港反送中的游行突显了中国侵蚀民主制度的现象，也提到中国正透过各种代理人或协力者来隐晦地影响台湾人民。

　　由台湾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与网络红人“馆长”陈之汉所举行的“反红媒大游行”吸引了数万名台湾人参与，而在活动中，来自不同党派的政治人物及社会各界人士轮番上台发言，强调台湾的媒体正面临中国渗透的严峻考验，并呼吁台湾的国家通讯委员会依法行政，对遭中国资金跟影响力渗透的媒体进行适当惩处。

　　与此同时，上周一（6月17日）民进党、台湾基进党及多名学术界人士一同召开记者会，介绍由台湾基进党所起草的“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的草案。民进党立委余宛如在会中表示，台湾从宫庙、媒体、教育系统到里长都已面临中国渗透的挑战，而台湾希望透过“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来揭露外国势力在台湾的影响。

　　台湾基进党党主席陈奕齐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表示，它们从去年11月的地方选举中，见识到中国如何透过网络发起的政治活动以及电视新闻的高强度播放来帮助他们所认可的候选人胜选。他认为，这显示中国已经可以绕过台湾的政党，来直接替他们所钦点的政治人物操盘。

　　在陈奕齐眼中，目前台湾面临最大的问题，便是外国代理人。为了应付外国代理人带来的挑战，台湾基进党根据澳大利亚2018年通过的“反外国势力干预法”及美国1983年通过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来草拟了属于台湾的“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草案。他表示，为了避免限缩人民言论自由的空间，这个草案在准许民间与中国交流的情况下，要求民间团体或个人将与中国交流的细节透明化。

　　陈奕齐告诉德国之声：“当中国的代理人必须将所有与中国在财务跟活动上交流的细节都透明化时，台湾官方便能有效地监控与管理相关活动。一旦代理人没有依法登记或揭露的话，他们便会面临法律问题。另一方面，如果揭露的活动已越过国安法律的红线的话，代理人也需要受到惩处。”

　　中国渗透媒体的现象到底多严重？

　　近年来，针对中国渗透台湾媒体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多，但除了中天新闻台因播放高雄市长韩国瑜的新闻比例过高，而遭台湾的国家传播委员会要求于一个月内改善外，不少研究也显示中国渗透的现象已蔓延到台湾南部的台语电台。

　　台湾中山大学社会系的王宏仁教授在本月初一篇名为“我卖药，也卖台：中国对台语电台的渗透”的评论中指出，以往透过社群经营来贩卖药品的台语电台，在过去半年内，开始播放中国的流行歌曲、分享与中国交流的经验、并在播报新闻时，报导台商赴中国参与商业展览，成果丰硕的消息。

　　王宏仁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表示，上个月底，高雄乡土之声的节目主持人大庆在节目上公开表示，高雄市市政无法推行是因为中央政府卡住，所以选民应该鼓励韩国瑜市长去参选2020年的总统。巧合的是，主持人选在韩国瑜首次在台北造势的前一天说出这些言论，而这让他怀疑背后可能有一连串的相关运作。此外，乡土之声的另一名主持人之前也曾在节目上分享与上海一个电台交流的经验，而这一系列的发展令他惊觉中国渗透已延伸到了南部的台语电台。

　　王宏仁说：“台湾电台的主持人一般是以经营社团的概念在主持节目，而主持人与听众的互动对台语电台是十分重要的。一般来说，台语电台主持人通常不太讲政治，但当接近选举时，主持人会慢慢释放出相关讯息。当听众对政治完全没有警觉心时，他会慢慢吸收主持人所传达的政治讯息，而这些讯息也会渐渐成为这些听众认为对的理由，而他们也会用这些理由去说服别人。”

　　王宏仁分析，台语电台对台湾南部60岁以上的民众来说，影响力是蛮大的，因为国语对这些民众来说是另一种语言，所以许多年长的台湾民众仍仰赖台语电台来吸取信息。他说：“换句话说，台语电台是接近60岁以上台湾人的最佳途径，而因中国渗透所带来的影响，我认为是难以估计的。”

　　唤醒人民对中国的危机意识

　　除了透过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来有效控管在台湾境内的中国代理人外，陈奕齐认为这项法案也能提升台湾人民对中国渗透的危机意识。他告诉德国之声：“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其实与管理置入性营销有相同的概念。置入性营销的内容下方都得标示这是广告，而对代理人来说，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会迫使他们向外界宣告他们身为中国代理人。当一个台湾媒体登记成为中国代理人，我们便会知道这个媒体是属于中国的，那他们在采访或运作的时候自然会受到限制。”

　　王宏仁则表示在目前没有任何法规限制的情况下，台湾的社会大众很难清楚知道亲中媒体的资金来源，而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能让台语电台的听众开始理解某些政治讯息是否代表特定团体的立场。他说：“我认为这是利用信息透明化来解决我们之前都不知道的政治势力的运作，我们也能更了解中国渗透在媒体领域的严重性。但对于中国渗透对其他领域的影响，我认为台湾仍需要找寻其他方法去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