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模式——这个在薄熙来主政重庆后出炉的所谓新发展模式，一度在中国备受推崇。当地党校诠释称，该模式的实质和核心是重塑了重庆共产党组织的灵魂，重树重庆共产党干部的形象，重建重庆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重拾人民群众对党委政府的信任与决心。即连港媒也高调背书，说这是重庆版的科学发展观，是对共产党传统的回归。

从2010年到2011年，薄熙来的声望亦达到巅峰。即便面对记者诱导性的发问，“重庆模式会不会成为中国模式”，他仍自信笑谈，称回答这个问题“会显得我有野心”。似乎中南海咫尺可望。

但到2011年中，形势却似乎微妙地急转直下。这一年六月，薄熙来率领千余人的红歌合唱团，浩浩荡荡开进北京，试图至少找到一位政治局常委为其站台，以期在惶惶中为自己增添些定力。只是非但常委们集体缺席，连政治局委员也无一露面，红歌现场的薄熙来尽管依然笑容满面，但形单影只，颇显萧索。

再之后的故事便尽人皆知了，自王立军奔亡美国驻成都领事馆那一刻，薄熙来的政治生涯便已告实质终结。他冲击了中共的基本规则，成为中共厉行反腐的最根源起点之一。

不久之前，因中国两会后的舆论需要，重庆市再度大篇幅、成系列批判薄熙来和孙政才，并将前者定性为“资产阶级政客”，这在改革开放以来还是第一次。

颠覆中共传统基因

在中共的政治语境中，“政客”是一个天然的贬义词，有着来自基因层面的抵触。《重庆日报》在文章中说，薄熙来“热衷于政治表演，哗众取宠、沽名钓誉，要么只说不干、弄虚作假，要么杀鸡取卵、寅吃卯粮，要么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完全一副资产阶级政客的做派。”

这和半个世纪前中共文革中批判走资派的表述异曲同工，“确实有那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他们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两面三刀，欺上瞒下，玩弄资产阶级政客的卑劣手法，抗拒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可见世殊时异，虽然反腐和文革在意义上南辕北辙，但中共对“政客”的厌恶却是一以贯之的，对虚伪的“政治表演”，根底上便不信任，极为排斥。

从这一点来看，始终在“表演”的薄熙来，走向败落实属必然。他在重庆花样百出的唱红打黑；履职三年在渝的各种讲话、批示、文章等就以百万计；“世纪大审判”“10万人红歌会”“知名媒体看重庆”……林林总总皆旨在为其拉抬个人声势。如果说中共以其政绩尚可在初期容忍薄对噱头和排场的喜好，那么一旦察觉其政治异心，自然便不会再姑息。

薄的“政治表演”和乖张作风，与中共推崇贤能为官的“初心”，早已离题万里。

从《史记》说开来

既然薄熙来被当作官员的反面典型，那么中共眼中的贤能官员又是什么样的，标准在哪里？贤能二字，一曰道德、一曰能力，任缺一者则要么是德不配位、要么是有德无才，危害都比简单的平庸要大得多，唯有二者结合才是理想状态。

历史的看，纵览中国各朝史书，有两类官吏最为受到推崇。如早到西汉司马迁所著《史记》中的《循吏列传》，便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及李离五人，虽然皆位高权重，却仁厚爱民、清廉自正，在政绩和道德层面均是士人典范。

同样在《史记》中，司马迁亦列出《酷吏列传》和《佞幸列传》，对这两类官员进行批判。他们或者热衷于严刑酷法、肆意杀戮，或者吮痈取宠、专事谄媚，为人所不齿。

可以看到，实际上在奴隶社会晚期，中国便已经对国家组织中的统治阶级有了比较清晰的好恶标准，此后随着儒家大扬逐渐固定为主流史观，“贤能”成为选官的唯一指标，并深刻浸染了中国人的现实基因。

再往后看，历代以降，前述所指的两类官员便渐而突出。一类如诸葛亮、包拯、海瑞、于谦等人，他们贤达清廉、为民请命，对自身的道德要求保持极高水准，人格光辉古今卓然；另一类则事实上是所谓“酷吏”的某种变形，他们都是一时之选的伟大政治家，推动乃至主导了时代的变革，尽管在个别层面存在过错或非议，但作为甚伟，瑕不掩瑜，譬如商鞅、李斯、张居正、管仲等各朝名相。

时间走到今天，中国虽然从人治迈入法治，但孕育于文化土壤中的价值观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中共建政以来，受到官方肯定的官员依然不出“贤能”二字，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周恩来、孔繁森、焦裕禄、杨善洲；如略有争议但杰出引领中国前进的毛泽东、邓小平。此两类人，同中国历来史观所宏，仍旧恰合。跋扈张扬，制造冤狱、一心谋权的薄熙来，显然不在其中。

选举选不出贤官

西方政治将民意放在最紧要位置，虽然字面上保障了个人权利，但却逐渐走向片面。比如2016年美国大选投票率只有57.3%，也就是说成为美国总统的候选人，其支持率可能只占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剩下那么多人的民意又由谁来代表？

对西方选举政治的警惕，如低投票率和治理能力欠缺，是促成中国极度排斥“政治表演”的另一关键推力。

再则对程序正义的极端追求致使西方政治体制易进易出，近者如特朗普和马克龙，就任总统之前均毫无从政履历，是完全的政治素人，乃是依靠对选民心理的精准把握及强大的宣传策略成功，其本身的能力是不可知的，仅有单薄的口头承诺可供参考。

这就使得西方政客长于选举而弱于施政，他们总是高喊合乎潮流的政治口号，捉摸急剧煽动力的宣传方式，以期在“易进”的大门前，能够击败其他竞争者；而“易出”的设计，又导致各届政府间常常在政策上彼此翻覆，以兑现对选民的承诺，彰显自己与对手的截然不同。还看特朗普，在其上任后，短时间内几乎将奥巴马的政治遗产清扫一空，却并不理睬是否会给民众造成损失。

与西方相比，中国是完全不同的路径。不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至少在领导人层面，绝大多数都以政治为终身职业。他们没有西方政治下的竞争压力，无需通过攻讦同侪哗众取宠。唯一的上升标准便是“拿得出手”的政绩，以及经受住监察机构的检视。在中共《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中国的官员选拔结合了政治、品德和民意的方面，“贤能”仍是核心。

换句话说，今天中国的选拔制，和数千年以来一样，依旧强调伦理、强调责任，是在培养“公仆”而非职业“政客”，推崇的是“默默耕耘”而非“沽名钓誉”。

在重庆“自立王国”的薄熙来，既犯了文化的大忌，也犯了为官的大忌。他冲击的并非简单是中共的规则，更是对中国稳固的“贤能”价值观的破坏。西方的选票制度不可能充分体现民意，也未必能选出最有能力的政治家，薄熙来想在中国走这条“捷径”，最终只能水土不服，走向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