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特别喜欢回忆我在文工团时候的那些女孩。其实我是从一个特别性感的角度出发，那时候我和他们没有太多机会接触，但他们留给我的印象太美好了。”中国导演冯小刚在拍完反映解放军文工团女兵生活电影《芳华》之后，如此对媒体表示。这或许不是冯小刚一个人的“青春回忆”，对于中国很多“中年人”而言，《芳华》也成为他们重温“旧梦”的机会。

但是与美好的“回忆”相比，现实中的中国军队文工团，却面临着尴尬的局面。北京时间1月24日，中共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会议结束。随后中共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公布，共有2,158人。在此次公布的名单中，文艺界委员共122人，有38人曾是十二届委员。而曾连任三届的委员黄宏和宋祖英没有出现在名单中。

这不是“文工团”这个特殊的群体首次被推到舆论风头浪尖，从2013年开始，曾经隶属中国解放军文工团编制的中国歌星汤灿就陷入“调查传闻”，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团长刘斌也被中央军委纪委调查。充满着历史基因和中国特色的文工团，成为认识，解读过去5年中国政坛的一个剖面。

有观察人士指出，应该要认清楚中国解放军“文工团”在历史上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但是同时也要认识到在中国社会乃至军队内部所引发的“不满”。让文工团回归“本位”，“文艺兵”退出政协一类的政治机构，正当其时。

屡屡陷入旋涡的“文工团”

近些年来，文工团的负面新闻屡屡出现，甚至涉及到了一些功成名就的演员、歌手，比如李双江、汤灿，让文工团形象大跌。

宋祖英不再担任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引发中国舆论关注（图源：VCG）

中国解放军开国少将蔡长元之子蔡小心曾在接受大陆媒体《廉政瞭望》采访时称“一些自律不强的军队干部，确实把部队的文艺单位，当做了自己的后宫，将一些意志品质不坚定、贪慕虚荣和个人利益，甚至业务能力不适合部队文艺工作要求的人，安排进了部队文艺单位，甚至根据个人喜好直接影响这些文艺单位的干部配备。更有甚者，利用自己的明星身份，与军队外的各种利益勾连，形成了一个腐败的网络，在错误的方向上越走越远，直到落入犯罪的深渊”。

例如2011年底，中国网络上就曾传出汤灿因涉贪腐、性贿赂被中纪委带走调查的消息，此后她就再也没有露面，但有关其消息则不断曝光。比如她的豪宅和珠宝、奢华和糜烂的生活，与周永康、薄熙来等有染等。之后一度传出其死讯。

2012年之后，中国网络上也曾传出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团长刘斌被中央军委纪委带走调查的消息，56岁的刘斌原为京剧演员，1984年进入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现任该团团长，副军级待遇，因首唱军旅歌曲《当兵的人》一曲成名。

在个人问题上，且不说刘斌、汤灿的新闻是否是真，仅是媒体公开报道的，就有军内著名歌唱家李双江的儿子李某某驾宝马车打人，后又卷入轮奸事件；空政文工团副团长韩红驾驶无牌车、军队牌照豪车、“套牌车”违章等事件。尽管后者持手写致歉信鞠躬致歉，但连续的负面事件，极大地激发了公众对于这个神秘团体的想象。

其次，除了军队“明星”自身不检点之外，文工团本身又被认为是一个腐败丛生之地。在中国大陆，通过贿赂进入军队一直是个公众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普通部队尚且如此，待遇不错、平台广阔、相比作战部队更是轻松很多的文工团，自然成为很多“文艺生”的首选之地。这中间有多少人为了一个文工团名额而进行行贿，恐怕是一笔“糊涂账”。

但是除了金钱之外，文工团让外界猜忌最大的就是“性贿赂”。虽然不能有“一竿子拍死”的绝对思想，但是“性贿赂”存在的情况不容忽视。且不论汤灿，就以海军原副司令员王守业为例，其数名情妇中据称就有人来自军队文工团，甚至有报道称也正是此人最终进行上访，直接导致了王守业的落马。陆媒更曾报道军队文工团女兵的烦恼，包括因“名声不好”家人鼓动退伍及“对象不好找”等问题。虽然这些问题都是传闻，但是也让很多普通的文工团士兵受这些传闻所累。

第三点也是最让普通士兵感到不满的，就是文工团特有的“歌而优则仕”所触发的军内不平衡感。一名普通军人从提干到团级、师级，要经历近20年，生活待遇可能还不及擅长吹拉弹唱的昔日战友。尤其在商业浪潮下，文工团的明星们可以频繁走穴，不少文工团的男女明星，出行被助理簇拥，居有高档别墅，行有豪车接送，用的也多是国际顶级奢侈品，这与普通中下层军官及士兵的微薄薪水相比，已经形成了强烈反差，被公认为军队腐败的一个缩影。甚至海军少将尹卓曾说：“军队文艺团体一增再增，文艺明星都跑到军队来，待遇好，升级快。他们中一些人每年到部队做有限的慰问演出，多数挂部队牌到处走穴挣大钱，影响军队形象。”

而且现代高技术战争对文艺的鼓动性需求明显降低，中国解放军文工团与一线作战部队的距离似乎也越来越远。大陆媒体《南方周末》曾采访《解放军报》文化部原主任陈先义称，某集团军军长在一次文艺汇演之后大发雷霆，“以后也不许再请他们来。”原来，被请来的文工团明星们摆架子，在部队的热烈欢迎面前还戴着墨镜不愿下车，令这位军长十分恼火。”

改革“文工团”

正是因为这些主观、客观的原因，舆论方面对于废除文工团的呼声一度很高。面对这些呼吁，中共中央军委并非毫不知情，对文艺兵的改革也曾试图进行。

以2013年为线，中共改革文工团的步子迈开。当年8月，解放军总政治部下达《关于规范大型文艺演出、加强文艺队伍教育管理的规定》，重申纪律、严控商业活动，并硬性规定文工团每年为部队的演出场次，被解读为政策调整的信号。当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明确提出，要优化军队规模结构，减少非战斗机构和人员，再次将改革整顿的箭头，指向了部队文艺团体。

当时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深化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推进军队政策制度调整改革”，被大陆军事专家解读为核心就是精兵简政，优化军兵种的结构。有一些兵种是否已经不需要，例如文工团。自此之后，关于文工团存废问题再跃报端。当时就有媒体报道称，2013年新一轮改革之后，军队文艺单位可能被调低级别，文艺明星的军衔和对应待遇可能调低。人员的使用形式（军人或者合同聘用）可能会改变，特招制度也可能取消。甚至更大胆的猜测认为，习近平的魄力，或许能降文工团“一笔勾销”。

不过这种猜测并未成真，在当年10月17日，习近平在主持被外界称为“第二次延安文艺座谈会”时，首次对军队文工团发表态度。当时文工团“元老”闫肃表示，军队文艺也有“风花雪月”。但那风是“铁马秋风”，花是“战地黄花”，雪是“楼船夜雪”，月是“边关冷月”，就是兵味战味。报道称，习近平赞同阎肃的“风花雪月”，称“如果我们的解放军文艺工作者没有军味，没有战味，那干吗要穿这身军装呢？那干吗我们要用这么多的军费，办这些文艺团体呢？这可能也是今后我们军队文艺工作体制机制改革的一个方向”。在这里，习近平很明确地点出了军队文艺工作体制要改革。

曾让中国退役老兵念念不忘

中国的解放军文工团全称“文艺工作团”，共分为三级：隶属于总政治部文工团（总政文工团）为第一级；隶属于军种部队的文工团（如空军的空政文工团、海军的海政文工团、武警的武警文工团等）为第二级；隶属于各大军区的文工团（如北京军区的叫战友文工团）为第三级。这个机构的设置，可追溯至井冈山时期的工农红军宣传队。这支善于传播胜利消息的队伍，彼时就肩负宣传任务，甚至可以直接转化为战斗力，尤其是长征之后，毛泽东称“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其中一句“长征是宣传队”就被后世看做是解放军文工团存在的“金科玉律”。要宣扬共产主义精神，尤其对象是当时那些目不识丁的农民，文艺宣传是最好的方式，因此在募兵高峰时期，几乎每天每个宣传队员都能够招募来一名红军新战士。而且在军民文化生活极度匮乏时期的，隶属于军队、有组织有纪律的宣传队就显得极为必要。

在2013年夏天，在韩国取消文艺兵制度之后，关于解放军文工团的存废的讨论一度甚嚣尘上。在一位中国解放军退役老兵眼里，他对文艺兵的感情久久难以磨灭。“那是1985年前线慰问演出，彭丽媛、阎维文等军旅歌唱家戴上钢盔，在老山主峰演唱，一直唱到离前沿阵地只有4米远的猫耳洞里。那时的歌唱家都是‘为国家而唱歌’。”而在和平时期，文工团则聚集了一批艺术家，保存和发展“社会上优秀文艺力量”。可以说，今天中国公众耳熟能详的一大批优秀歌曲，很多都是出身文工团的歌手所演唱的。

目前，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朝鲜、俄罗斯、越南等少数国家和地区的军队拥有“文工团”性质的表演团体。但中国的文工团似乎在全世界又是独树一帜。曾有解放军文工团系统军官曾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支军队像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样 ,如此高度重视文艺工作，拥有如此完备的文化艺术工作系统。在我军，从总部到全军各大单位都设有宣传(文化)部门和文化器材供应站，军、师有专职文化干部，基层有俱乐部，领导、组织文化艺术工作。全军有一支强大的功能完备的创作、表演专业文艺队伍, 还有自己的电影制片厂、文艺出版社和艺术学院，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想像的 ”。“ 有些社会主义国家军队也有文工团,比如前苏联(俄罗斯)、朝鲜、越南、蒙古、罗马尼亚等,但大多限于总部，人数也少，绝没有像我军这样形成一个完备的文化艺术工作系统，没有像我军的文艺工作这样,在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