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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位置: 文学城 » 新闻 » 焦点新闻 » 江泽民第一次严打背后 中共高官遇刺第一案(图)

江泽民第一次严打背后 中共高官遇刺第一案

文章来源: 多维 于 2018-01-25 08:39:16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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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打”在当今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缩略语,却极少有人知道其全称——“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

至于“严打”的决策过程,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刑法研究室主任刘仁文所说,决策非常神秘化,其他的经济政策或者社会发展纲要制定的时候,都会征求社会各方面的意见,而“严打”决策没有科学性。1996年的中国第二次也是江泽民时期的第一次“严打”决策也有一定的偶然性。

1986年“严打”期间北京市西城区民警查抄群居宿舍(图源:VCG)

在刘仁文看来,1996年的“严打”和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沛瑶被害有很大关系。

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重案支队支队长的柳毅经历了整个严打时期,在他的记忆中从1983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警方一直在严打,经历了近百个区域性严打高潮。可是,治安局面却未见好转。1996年春,北京爆发了数起恶性案件,尤其是鹿宪洲案与白宝山案两起大案,震动中央震惊全国,拉响了第二次全国严打的导火索。

李佩瑶,广西苍梧人,其父李济深北伐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总司令部参谋长、黄埔军校副校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曾任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1947年在香港公开反蒋,1948年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9年受邀参加中共新政协,当选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后又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59年在北京去世。李佩瑶为李济深第四子,1992年出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次年当选第八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跻身副国级、国家领导人行列。

按照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安保惯例,李佩瑶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属于所谓的“四副两高”,即国家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其安全保卫工作由属武警现役部队序列的公安部八局负责。刺死李佩瑶的正是负责保卫他的武警张金龙。

1996年2月2日凌晨4时许,张金龙利用轮值之机,进入李沛瑶的寓所行窃,被李沛瑶发现制止后,持菜刀行凶欲杀人灭口。63岁的李沛瑶奋力抵抗,身体多处被砍伤,终因急性大出血死亡。张金龙作案后席卷七百多元现金以及照相机、皮衣、手表、首饰等物品逃跑时,被院内其他武警发觉,协同警察将其扭送公安部门。这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例国家领导人在治安案件中遇害的事件,引起了中共决策层的强烈关注。

李佩瑶被刺死六天后,1996年2月8日,一名蒙面歹徒在光天化日之下,手持56式自动步枪将停在朝阳区安慧里附近工商银行泔水桥分理处门前的一辆运钞车洗劫,射杀两名银行工作人员、杀伤一人后,劫走百余万元巨款。

6月3日,海淀区知春里一取款车再次被抢劫,歹徒驾车持枪抢走两个装有巨款和大额存单的铝合金提箱后逃走。8月27日,北京城市合作银行滨河路支行一辆运钞车行至宣武区枣林前街时遭遇抢劫,押运的银行工作人员两死两伤。

2月8日发生的银行劫案是中共建政以来首都北京首次发生持枪抢劫银行运钞车案,此后短短几个月里又两次发生持枪银行劫案,作案者都是鹿宪洲。鹿宪洲1981年至1984年曾在云南某部队服役,1984年复原后到北京开出租车,1991年因伙同他人在北京、天津等地盗窃汽车被捕,1992年判处死缓,1994年越狱潜逃。

 
1996年3月31日晚,刑满释放人员白宝山在北京市石景山区高井热电厂用铁棍打伤一名执勤武警,抢走没有子弹的56式半自动步枪一支。4月7日晚,白宝山在北京八大处附近装甲兵司令部,向哨兵连开两枪,企图抢夺枪支、子弹未果。一小时后,白宝山在石景山区实兴大厦附近遭遇巡逻的石景山公安分局防暴大队6名巡警,击伤4名巡警后白宝山逃走。4月22日,白宝山在丰台区八一射击场,打死哨兵一名,企图抢夺枪支,但因哨兵仅背着空枪套未果。

1996年7月27日凌晨,白宝山在家乡河北徐水解放军某师弹药库枪击三名哨兵,两死一伤,抢走81式自动步枪一支。12月16日,白宝山在北京德胜门一烟酒门市枪杀女摊主,抢走现金6万多元,并击伤路人3名。1997年,白宝山又流窜到曾经服刑的新疆作案。此外,值得指出的是白宝山1983年第一次入狱正是第一次严打的结果,因抢劫、盗窃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

北京发生的这一系列恶性案件,不仅令警察压力很大,也引起了社会的不满。曾任北京市宣武区公安分局人口管理处副处长的郑忠时为陶然亭派出所民警,据他回忆,当时公安部领导隔几天便要听取一次案件汇报,每一名民警都笼罩在压力下。案件数月未破,百姓非议很多,就连交警都曾遭到违章司机的挖苦,“也就这点能耐,有本事去把银行案子给破了”。

而北京的治安状况恶化也只是当时中国的一个缩影。时任公安部长的陶驷驹曾直言不讳:“(1996年)1至2月,全国公安机关重大刑事案件立案数比去年同期上升12.6%。突出的问题是:重大抢劫案件明显增多,接连发生犯罪分子以金融单位、运钞车、珠宝行为目标,持枪抢劫巨额财物的恶性案件,车匪路霸在一些地段又有抬头;杀人犯罪案件增多,影响恶劣;连续发生犯罪分子蓄意报复社会的爆炸案件;一些地方犯罪团伙活动猖獗,尤其是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和流氓恶势力为非作歹、横行不法、欺压百姓,成为一些地方治安混乱的主要原因;制贩吸食毒品、拐卖妇女儿童、卖淫嫖娼、制黄贩黄、赌博等社会丑恶现象仍在不少地方继续蔓延;相当数量的枪支弹药、爆炸物品、管制刀具非法流入社会,对社会治安构成极大威胁。”

中国“严打”时期的保留动作——游街示众。图为2001年严打时武汉用16辆军用卡车将160名抓获的罪犯游街示众(图源:VCG)

1996年3月中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治安状况发表了许多意见要求整顿社会治安秩序。时任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指出:“不严厉打击各种严重刑事犯罪,就不能保持社会稳定,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人民群众对严打拍手称快,这场斗争必须坚决进行到底。严打精神要继续坚持,严打斗争要坚持不懈,每隔一段时间全国就要集中搞一次。”

1996年4月到1997年2月,中国进行了第二次“严打”。这是继1983年第一次“严打”后,在全国范围内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打击行动,打击重点为杀人、抢劫、强奸等严重暴力犯罪、流氓犯罪、涉枪犯罪、毒品犯罪、流氓恶势力犯罪以及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等严重刑事犯罪。

1996年9月8日,鹿宪洲在前往长城饭店天上人间歌舞厅消费后离开时被警方包围,鹿宪洲头部、腿部中弹被擒,两个月后伤重不治死亡。10日,警方又逮捕了鹿宪洲另一同伙郭松,并在鹿宪洲两个窝点起获微型冲锋枪一支,制式手枪三支,子弹315发,人民币17万元,美元及其他外币数万元。郭松因抢劫罪、盗窃罪数罪并罚执行死刑。

1997年9月5日,1996年、1997年中国一号案件主犯白宝山在北京市模式口家中被抓捕。1998年3月,乌鲁木齐中级法院对白宝山在北京、河北、新疆所犯的15起案件逐一审理,以杀人罪、抢劫枪支罪、抢劫公民财产罪,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危害特别巨大,判处白宝山死刑。1998年4月,白宝山被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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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 2018-01-25 08:3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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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严打”的决策过程,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刑法研究室主任刘仁文所说,决策非常神秘化,其他的经济政策或者社会发展纲要制定的时候,都会征求社会各方面的意见,而“严打”决策没有科学性。1996年的中国第二次也是江泽民时期的第一次“严打”决策也有一定的偶然性。

1986年“严打”期间北京市西城区民警查抄群居宿舍(图源:VCG)

在刘仁文看来,1996年的“严打”和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沛瑶被害有很大关系。

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重案支队支队长的柳毅经历了整个严打时期,在他的记忆中从1983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警方一直在严打,经历了近百个区域性严打高潮。可是,治安局面却未见好转。1996年春,北京爆发了数起恶性案件,尤其是鹿宪洲案与白宝山案两起大案,震动中央震惊全国,拉响了第二次全国严打的导火索。

李佩瑶,广西苍梧人,其父李济深北伐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总司令部参谋长、黄埔军校副校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曾任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1947年在香港公开反蒋,1948年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9年受邀参加中共新政协,当选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后又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59年在北京去世。李佩瑶为李济深第四子,1992年出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次年当选第八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跻身副国级、国家领导人行列。

按照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安保惯例,李佩瑶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属于所谓的“四副两高”,即国家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其安全保卫工作由属武警现役部队序列的公安部八局负责。刺死李佩瑶的正是负责保卫他的武警张金龙。

1996年2月2日凌晨4时许,张金龙利用轮值之机,进入李沛瑶的寓所行窃,被李沛瑶发现制止后,持菜刀行凶欲杀人灭口。63岁的李沛瑶奋力抵抗,身体多处被砍伤,终因急性大出血死亡。张金龙作案后席卷七百多元现金以及照相机、皮衣、手表、首饰等物品逃跑时,被院内其他武警发觉,协同警察将其扭送公安部门。这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例国家领导人在治安案件中遇害的事件,引起了中共决策层的强烈关注。

李佩瑶被刺死六天后,1996年2月8日,一名蒙面歹徒在光天化日之下,手持56式自动步枪将停在朝阳区安慧里附近工商银行泔水桥分理处门前的一辆运钞车洗劫,射杀两名银行工作人员、杀伤一人后,劫走百余万元巨款。

6月3日,海淀区知春里一取款车再次被抢劫,歹徒驾车持枪抢走两个装有巨款和大额存单的铝合金提箱后逃走。8月27日,北京城市合作银行滨河路支行一辆运钞车行至宣武区枣林前街时遭遇抢劫,押运的银行工作人员两死两伤。

2月8日发生的银行劫案是中共建政以来首都北京首次发生持枪抢劫银行运钞车案,此后短短几个月里又两次发生持枪银行劫案,作案者都是鹿宪洲。鹿宪洲1981年至1984年曾在云南某部队服役,1984年复原后到北京开出租车,1991年因伙同他人在北京、天津等地盗窃汽车被捕,1992年判处死缓,1994年越狱潜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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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7月27日凌晨,白宝山在家乡河北徐水解放军某师弹药库枪击三名哨兵,两死一伤,抢走81式自动步枪一支。12月16日,白宝山在北京德胜门一烟酒门市枪杀女摊主,抢走现金6万多元,并击伤路人3名。1997年,白宝山又流窜到曾经服刑的新疆作案。此外,值得指出的是白宝山1983年第一次入狱正是第一次严打的结果,因抢劫、盗窃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

北京发生的这一系列恶性案件,不仅令警察压力很大,也引起了社会的不满。曾任北京市宣武区公安分局人口管理处副处长的郑忠时为陶然亭派出所民警,据他回忆,当时公安部领导隔几天便要听取一次案件汇报,每一名民警都笼罩在压力下。案件数月未破,百姓非议很多,就连交警都曾遭到违章司机的挖苦,“也就这点能耐,有本事去把银行案子给破了”。

而北京的治安状况恶化也只是当时中国的一个缩影。时任公安部长的陶驷驹曾直言不讳:“(1996年)1至2月,全国公安机关重大刑事案件立案数比去年同期上升12.6%。突出的问题是:重大抢劫案件明显增多,接连发生犯罪分子以金融单位、运钞车、珠宝行为目标,持枪抢劫巨额财物的恶性案件,车匪路霸在一些地段又有抬头;杀人犯罪案件增多,影响恶劣;连续发生犯罪分子蓄意报复社会的爆炸案件;一些地方犯罪团伙活动猖獗,尤其是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和流氓恶势力为非作歹、横行不法、欺压百姓,成为一些地方治安混乱的主要原因;制贩吸食毒品、拐卖妇女儿童、卖淫嫖娼、制黄贩黄、赌博等社会丑恶现象仍在不少地方继续蔓延;相当数量的枪支弹药、爆炸物品、管制刀具非法流入社会,对社会治安构成极大威胁。”

中国“严打”时期的保留动作——游街示众。图为2001年严打时武汉用16辆军用卡车将160名抓获的罪犯游街示众(图源:VCG)

1996年3月中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治安状况发表了许多意见要求整顿社会治安秩序。时任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指出:“不严厉打击各种严重刑事犯罪,就不能保持社会稳定,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人民群众对严打拍手称快,这场斗争必须坚决进行到底。严打精神要继续坚持,严打斗争要坚持不懈,每隔一段时间全国就要集中搞一次。”

1996年4月到1997年2月,中国进行了第二次“严打”。这是继1983年第一次“严打”后,在全国范围内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打击行动,打击重点为杀人、抢劫、强奸等严重暴力犯罪、流氓犯罪、涉枪犯罪、毒品犯罪、流氓恶势力犯罪以及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等严重刑事犯罪。

1996年9月8日,鹿宪洲在前往长城饭店天上人间歌舞厅消费后离开时被警方包围,鹿宪洲头部、腿部中弹被擒,两个月后伤重不治死亡。10日,警方又逮捕了鹿宪洲另一同伙郭松,并在鹿宪洲两个窝点起获微型冲锋枪一支,制式手枪三支,子弹315发,人民币17万元,美元及其他外币数万元。郭松因抢劫罪、盗窃罪数罪并罚执行死刑。

1997年9月5日,1996年、1997年中国一号案件主犯白宝山在北京市模式口家中被抓捕。1998年3月,乌鲁木齐中级法院对白宝山在北京、河北、新疆所犯的15起案件逐一审理,以杀人罪、抢劫枪支罪、抢劫公民财产罪,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危害特别巨大,判处白宝山死刑。1998年4月,白宝山被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