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14日病逝，官方应「家属要求」把后事从简处理，遗体匆匆火化及海葬，众多刘晓波的好友都未能亲身到场送别他最后一程，只能改从网上寄意。中国民运人士王丹在facebook转载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执行总编陈小平的Twitter图片，上载一张刘晓波94年时与一众好友的合照，相中刘身穿红色T恤，双手挠着，被身旁的女性推着肩膊，面露灿烂笑容。
帖文指当时是1994年秋天，刘晓波与一众朋友集体去北京郊区旅游，相中除了刘晓波、王丹与陈小平外，还有六四遭通缉学生领袖的马少方、八九民运「广场四君子」之一的周舵、以及梁晓燕及杨东平等。
王丹忆述当晚住在郊外，「点起篝火，聊天，唱歌，欢笑，争辩，最爱唱的，声音最大的，就是晓波。记得有人还半夜去划船。一堆五四青年一般」。
他指当时的政治气氛远比今天宽鬆，他们这些敏感人物还有心情集体出游，亦不会令当局紧张。
王丹结尾感叹「重点是，那时的我们，那时的晓波，都还风华正茂啊。而患难中的我们，也还可以相互依靠」。
不少网民看到该幅旧照片都无不感叹，有人慨叹他们生不逢时，亦有人指当时政治气氛较宽鬆，是因当时的掌权者对自己控制军队和权力还有一些自信，共产党现时愈来愈集权，有人亦叹指「追求理想真的好难……」。
永远如树站立的刘晓波 （旅美作家 余杰）
刘晓波一生都为争取中国民主改革而奋斗。(资料图片)
在绝大多数中国人都选择像草一样生活，歪歪斜斜、一吹就倒的时代，刘晓波坚持像树一样笔直地站立，因而成为时代的标杆。从「六四」到「零八」再到「一七」，他飞蛾扑火，再飞蛾扑火，最终焚而不毁。
这个时代，不是靠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这些面目狰狞的「巨婴」来定义，而是靠刘晓波这样形容枯藁的先知来定义。若没有刘晓波，这个时代的中国将宛如圣经中的索多玛城那样污秽不堪；而有了刘晓波，这个时代的中国暂时被上帝从毁灭的名单中删掉，刘晓波为中国赢得了一段认罪悔改的缓冲时间──至于中国是否真的会认罪悔改，那就不是刘晓波的事情了。
活着，并且站立，似乎这是两难的选择。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活着就意味着驼背，活着就意味着下跪，活着就意味着闭目，活着就意味着塞听。刘晓波却选择为那些六四死难的学生而活，他认为自己不配称为死难者的老师，因为孩子们死去了，老师却倖存下来，这是何其巨大的耻辱。失去耻辱感的知识界从此麻木不仁、与狼共舞，刘晓波却怀着赎罪般的心态开始后半生矢志不渝的抗争。有人将抗争当作夺取权力或道德高地的手段，刘晓波却将抗争当作再平凡不过的职业和志业。
在北京的那些年里，我和妻子有好几次跟刘晓波、刘霞一起去郊游。在警察如影随形的监控中，我们总是能找到斑斑点点的光阴缝隙。每当刘晓波和刘霞看到荒郊野外的树木，都会发出由衷的感叹：多美！刘霞很喜欢画树，尤其是那种挣扎着要想腾飞的树，从土地奔向天空的树。而刘晓波喜欢欣赏刘霞画的每一幅树，到了爱不释手的地步。
有一次我们去他们家作客，在狭小的客厅里面，刘晓波满头大汗地将刘霞的画一幅幅搬出来向我们展示。平日豪爽如女侠的刘霞，那一次略带羞涩地对晓波说：「又不是你的画，干吗那么显摆？」而听到我们讚美刘霞的画，晓波比听到我们对他的文章的讚美还要开心，像孩子一样琅琅地笑了。
2014年，刘霞的哥哥到美国来找我。我问他，在长期软禁中的刘霞有甚么需要，他说，刘霞特别叮嘱，希望为她拍摄一些美国的树木。作为画家的刘霞，长期以来失去了外出写生的自由，只能根据照片画画。
我带着刘霞的哥哥去了美东最大的国家公园仙来多，在美不胜收的蓝岭驱车并徒步数小时之久，拍摄到了很多高耸入云的大树。在这个自由的国度，不仅人自由，连树也如此自由，不会有龚自珍《病梅馆记》中写到的那种「病梅」。刘晓波是美国的热爱者，若他能在这座森林里面健步如飞，如果他能在这些高耸入云的大树下歌唱，那将多么幸福。
不知道刘霞后来有没有根据这些照片画出新的作品，不知道到刘霞有没有机会将她新画的树拍成照片带给狱中的晓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