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陆之外的华人地区，特别是在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每年一次的纪念“六四”，却早已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政治仪式。当然，也有一些组织或个人，抱着已经僵硬到令人窒息的意识形态偏见，也会经年累月地死死揪着这个问题不放。
一方面，这说明 “六四”依然是不少人心中之痛，是他们难以放下的心结。虽然事件已经过去多年，当年的亲历者们也都经过了岁月的沉淀和洗刷，有人从澎湃少年进入不惑之年，有人已经垂垂老矣，但他们的心结，似乎非但没有因为时间流逝而自动化解，反而继续顽强而坚韧地拷问着中共。
另一方面，这还折射出“六四”成为中共必须面对的历史魔障和无法绕过的沟坎，时时提醒着中共虽然它克服了“六四”后内外交困的危机，在保持国内政治稳定的同时带领中国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距离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就像习近平说的那样“从来没有这样近”，但它仍然未能甩下“六四”给它留下的历史包袱。
“六四”的心结到了解开的时候（图源：AFP/VCG)
这两个方面的同时存在是过去28年的常态：亲历者们怀着为“六四”正名的冀盼度过二十多年，他们中有不少人埋头苦干，已经成为支撑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但只要一到“六四”，这个被刻意“忽略”的伤口就会隐隐发作；而中共，在成功领导这一过程并巩固了执政合法性的同时，也不断在经受着政治拷问，并为此耗费了大量资源。
这种状况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如果说以前中共不能给“六四”一个说法是受限于一些政治现实，或者说是为了经济发展而埋头苦干，那么今天，在需要为了发展而继续“搂起袖子加油干”的同时，中共已经具备甩下包袱、坦然面对历史的条件。
对于中共而言，过去多年之所以在“六四”话题上讳莫如深甚至如临大敌，最关键的原因在于它担心重新评价“六四”会损害执政合法性。这种担心在“六四”爆发最初几年或许不乏道理，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质的改变，改革开放的巨大成绩已经让中共的执政合法性更为稳固，甚至给了它提出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等“四个自信”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气。
在此情况下，中共若能重新评价“六四”，非但不会危及执政安全，反而会甩掉历史包袱，有助于社会大和解和赢取人心。反之如果一直回避乃至压制为“六四”讨说法的声音，只会不断冲击其念兹在兹的“四个自信”，让人们在实现小康的同时，依然感到心里隐隐作痛。
中共要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信奉历史唯物主义的政党。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大要义是坦然面对历史，就像习近平所言的那样要明确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具体到“六四”事件上，中共既不应该像历史虚无主义者那样将“六四”从世人的公共记忆中抹去，又不能违背历史真相地坚持当年不当的历史定性。
28年前中共给“六四”的定性是“反革命暴乱”，之后一路降低到“政治风波”，但事实上“六四”同时包含着中共党内的路线斗争、学生反腐反官倒社会运动以及社会上小部分人借学生运动而制造的打砸抢事件，第一种是中共党内不同观点之间的政治斗争，第二种是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第三种是刑事罪行。这三种情况长期都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搅合在一起，妨碍着中共对“六四”的理性认知。
现在既然历史事实愈来愈清晰，中共再无理由坚持已经错误的定性，必须在合适时机将当年涌入天安门广场的多股力量进行明确切割，区别对待，分清主次矛盾，要肯定以学生为主体的知识分子们的爱国精神，给他们及其家人一个中肯“说法”。
在此过程中，身为中共新生代领导核心的习近平有肩负起为 “六四”正名的历史责任，而且也有这个客观条件。过去28年，“六四”决议不能改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它是当年邓小平主持作出的定性。习近平前两任的中共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他们都背负着邓小平留下的沉重政治包袱，因此不适合扮演重新评价“六四”的角色。
但习近平不同，他不仅事隔三代，再无江泽民、胡锦涛当年的政治顾虑，而且他的父亲习仲勋的晚年遭遇也和“六四”有着不可切割的联系，所以不少人从他甫一上任就对他寄予期望。现在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还剩下半年时间，他迄今尚未对“六四”作出任何公开表述，这难免会让一些人感到失落。
不过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习近平不仅在过去五年已经高规格纪念过与“六四”爆发有密不可分关系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高度评价了胡耀邦的历史功绩，会见过胡耀邦家属，还亲自率七常委参加了胡耀邦夫人李昭的葬礼。另外，据香港01披露，近两年中共已有官员开始尝试联系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并以相当肯定的口吻表示十九大后会讨论赔偿问题。
同时，习近平第一个任期的首要任务是需要尽快适应处理大量棘手的内政外交难题，推出新的执政理念，重构政治权力结构，因此不适宜在条件尚未成熟之际就敏感的“六四”进行正式的公开表述。
但在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他已经通过克服一系列内外严峻考验，成为了毛泽东、邓小平之后的“核心”，并成功主导了具有非常重要政治意义的十九大，确立了政治大局，掌握了中国政治进程的主导权，他也因此具备了甩下“六四”这个历史包袱的条件。
在这一点上，当年无他这些优势的江泽民、胡锦涛，尚且能在“六四”问题上展现一定善意，让“六四”定性处在一个不断缓和的过程，从敌我分明的“反革命暴乱”到模糊化处理的“政治风波”，再到一些个案的经济补偿，甚至一些在“六四”之后被通缉的人也能被允许回国，比他们更无包袱，更有抱负的习近平，怎么可能会不给这件事来个彻底了结呢？
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应能把握解决“六四”问题的历史机遇（图源：新华社）
“六四”是邓小平时代最大的负资产和悲剧，是中国由过时的管制思维迈向习近平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所不得不甩下的历史包袱。当年邓小平时代的确立与巩固，离不开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期对毛泽东时代的盖棺定论，如今，习近平时代的确立与巩固，同样也绕不开对邓小平时代的总结性评价。
况且习近平第二个任期会恰逢中共建党一百年，彼时习近平需要对中共一百年的得与失进行全面总结。考虑到毛泽东时代的得与失均已被总结，那么留在习近平面前的、亟需进行总结反思的只剩下邓小平时代的功绩以及“六四”的憾事。当然，重新评价“六四”泯灭不了邓小平的伟大贡献，他依然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就像否定文革并没有改变毛泽东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一样。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我们有理由相信习近平会在未来一段时间给“六四”一个说法。考虑到今年恰逢十九大，特殊时期以稳定大局为重，那么在2019年的“六四”三十周年之前，会是一个比较恰当的历史节点。
当然，任何积极改变都是双向努力促成的结果。当我们要求中共要更坦荡、磊落地面对“六四”的同时，亦要给那些依然抱着僵硬的意识形态观点、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还停留在“六四”时期的人一个提醒。
这些人，同样也要认识到今天的世界已经和当年不一样。过去28年，中共虽然一度因为“六四”遭遇内外危机，甚至短暂走过回头路，但1992年之后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已经使中国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正日益以更积极的姿态融入世界。
尤其是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行动、以“第五个现代化”为总目标的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既促进了中共的自我革新，又在近些年来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普遍遭遇危机之际，给世界政治制度发展提供了一种有益尝试。此时若再简单以“六四”为单一窥孔，还抱着自由主义民主这个唯一的神主牌不放，对中国的观察与认识，必定会有失偏颇，也是一种思想上的懒惰。
所以，当我们请中共在甩掉“六四”包袱，不断提升自身政治民主成分和执政现代化水平、不断增强其制度道路和理论体系在国内外说服力和认受性的同时，对那些因为“六四”心魔而产生了认知障碍，依旧沉溺在对八十年代中国的政治想象和意识形态偏见中的批评者们，也要经历一个自我救赎的过程，要重新检视自己的观点，认识世界的变化和中国的政治现状，不要继续做逃避现实变化的鸵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