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蒋经国跟邓小平曾经一起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就读，同为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与他们同班的，还有廖承志，也就是国民党左派大老廖仲恺的儿子。邓小平在1926年就回中国，在莫斯科一别后，两人再也没能见到面，直到1937年，蒋经国回到中国，与邓小平走上不同的道路。这两个人最终都影响了中国的近代史与发展。

1982年7月24日，时任中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廖承志写了一封公开信给蒋经国，以「经国吾弟」开始，倡议国共两党「同捐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在信的结尾，廖承志还表示，「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临诸长辈教益。」最后廖承志还引用鲁迅这两句诗「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表达「祖国统一大业」的愿望。

蒋经国没回应，但是在纽约的蒋宋美龄应觉得荒谬，所以回了一封公开信给廖承志，开头是这样的：「七月廿四日致经国函，已在报章阅及。经国主政，负有对我中华民国赓续之职责，故其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乃是表达我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及中国国民党浩然正气使之然也。」

1985年，根据美国学者傅高义（Ezra Vogel）的说法，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与邓小平见面，邓小平先问候蒋经国的糖尿病问题，并且表达对台湾未定接班人的忧虑。最后邓小平开口，希望与蒋经国再次见面，李光耀也同意把这个邀约转达给蒋经国。然而蒋经国听闻该邀约后，向李光耀表示，他与共产党斗争多年，深知共产党不能信任，他有很痛苦的回忆，是以不如不见。两名领导人就这么各自凋零，再也没见过面。

行文至此，我想起了甘迺迪总统所说过的一句话，「我们不恐惧谈判，但不在恐惧中谈判。」以蒋经国熟知共产党的想法，他当然知道见面会有什麽样的危险。在敌大我小的情况下，承认中华民国的邦交国已寥寥无几，如未能先站稳立场，见面又何如？只不过让他国觉得中华民国反共的力道已经不再，他又如何能说服这些跟着父亲来台湾的人，共产党是应该合作的对象，而这合作，又会是谁併吞谁？在恐惧中谈判，还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又能拿到什么？

马英九无法卖台，不是因为他不愿意卖台，而是他没能力卖台，但是他以总统之尊，却能在宣示性的问题上，让中国取得分数。一个小时的密会，习近平难道不知道他已经令不出总统府？他要求开除党籍的人，现在即将取得国民党不分区立委排名第一；他亲自指称为共谍的人，现在被国民党徵召在高雄选立委；他的民意支持度仅剩不到10%，大约就是中国上海一个区不到的人口，连回来台湾选立委大概都不会上。习近平跟这样的人见面，能起框架作用？能达到统一的目的？

习近平要的，是李后主朝拜宋太祖的意义，他才刚上任一年，不会有急迫感与使命感要立刻统一中国，当然更无足够的权威对台湾让步；然而马英九的政治生命仅剩最后六个月，他希望可以藉由所谓的会面，让自己的政治地位获得大幅提升；习近平则是希望利用会面，宣扬台湾与中国在南海问题、统一政策上若合符节，两人各取所需而已。

然而，马英九这场豪赌，却是场必输无疑的战役。他不会比蒋经国与蒋宋美龄聪明，却要做比他们更大胆的事情。两人密会，消失的两个小时，将来肯定会被渲染为马英九与习近平的卖台密约；而中国在会后的记者会，肯定会大肆宣扬两岸和平与同属一个中国的概念。马英九只能像鹦鹉学舌一样，不断的强调九二共识，而这个九二共识，当国际普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政府时，就成为中华民国的催命符，只有一中，没有各表。

南韩的国力远胜于北韩，然而如果南韩的总统还不愿意与北韩总书记见面，其实很难想像，一个弱小实力、没有民意、毫无共识、即将卸任的跛鸭总统，究竟拿什麽本事框住未来的总统与对岸的中共总书记？而习近平，冒着激怒台湾主流民意的风险，又为什麽愿意与这样的人拍照握手？他真的了解台湾吗？

凌晨两点多，许多朋友正在机场抗议，不少学生正在立法院流血，很多群众正在总统府前被逮捕。而我，竟然想起了蒋宋美龄在回信中所说的四个字：「浩然正气」。

这四个字，当马英九嘻皮笑脸的回答记者提问时，我一点也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