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早已加入美国籍，但他显然没能融入美国社会，不太得志，现在做的许多事仍是在政治上同中国政府纠缠。比如他参与发起“人道中国”组织，还担任过所谓“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会长，等等。
26 年过去了，“八九一代”绝大多数人融入了中国大陆后来的改革开放和国家建设大潮，当时的学生都已度过不惑之年，丰富的人生经历和阅历不断帮他们刷新对那段历史往事的认识。那代人同国家一起成长，他们年轻时有过的特殊曲折为形成中国社会后来的大理性和大智慧提供了一份深刻反思。因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再忽悠得了中国人民。
周锋锁等人当时选择了逃跑，后取得美国护照，但又不肯随遇而安，似乎一直在患得患失。他曾多次想办法回到中国大陆，本来有可能像大部分那年出走国外的人一样，慢慢证明自己重回故里对国家的无害。但他偏偏要在中国大陆继续展示政治对抗姿态，只好又被作为“美国人”遣送出境，维系他眼前的局面。
周这样的人像是白过了26年，世界上潮来潮走，他们却像沉到河底的石头，拒绝移动半步。他们的表达与修辞，对“理想主义口号”的迷恋，使他们看上去甚至更像化石。
化石是代表不了已成中国社会中坚力量那一代人的。他们如今在各行各业释放着活力和能量，他们可以用来审视历史的思想材料不知比周这样的人多多少，他们的集体胸怀和格局更是把周等海外这些“老同学”甩出去好几条街。
周等人在“美国人”里也属于最“反华”的那一拨。也许他们过度沉迷于自己身上年轻时打下的烙印，以及当时就已确立的人生价值的东西。他们不仅思想上走不出来，在他乡陌生环境里谋生也步履维艰，难以人生转型。他们或许一辈子只能把自己钉死在对抗中国政府的标签上，以此获得残余的一点关注和资助。他们像温水里的青蛙一样被慢煮得再也跳不出来。
中国社会早把他们忘却了，猛地一说，几乎没人知道周锋锁是谁。因为美国之音这次拿他当噱头，我们也才会提到他。
劝他也劝其他已经入籍的“美国八九一代”们，既然已做美国人，就做得有尊严些。不要继续像流亡者似的，被美国媒体呼来喝去，做他们反华宣传的玩偶。去美国主流社会谋一份成功吧，争取一份华裔的光荣。
附：美国之音专访周锋锁全文
中国当局八九六四镇压学生运动之前的北京天安门广场 （1989年5月17日）
前六四学运领袖周锋锁认为，六四学运表现出的理想主义是历次学运中少有的，而他现在回想六四，最关注的还是那些受害者。当时是清华大学四年级学生的周锋锁对经历了六四学运的八九一代人选择沉默和遗忘表示谴责。他日前在参加VOA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之后，在与主持人莉雅进行的访谈中更深入的谈到与六四有关的一些问题，包括为什么他在当局的通缉犯名单中排名第五以及他是如何几次成功地回到中国等不太为人所知的细节。下面是这次专访的内容。?VOA专访周锋锁 第一部分
问：六四事件已经过去26年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场学生运动，你怎么看？
答：对于我来讲，想到六四，最根本的还是想到受害者。这是我最关注的。对于我来说，这不是历史。比方说，今年抓起来的陈云飞，我们的朋友，还没有被释放。另外，我们最近也刚刚知道，有一个因为纪念六四被关到精神病院的、在甘肃，叫赵文娣，到现在还没有被释放，就是被关在精神病院里边。有人去采访她，有她的录音，她完全是正常的，仅仅因为纪念六四被关了很多年，快将近20年的精神病院。像这种事情，对于我来讲，不是历史。
对于八九年当时所发生的一切，现在比方说，我们把它跟过去的学生运动和后来的学生运动相比，它都表现的是理想主义、和平、理性。这都是非常少有的。后来，去年纪念六四的时候，很多外国记者在25年之后回顾这25年，很多人在这之后经历过很多变革，比方说阿拉伯之春等等这些，他们都意识到，在八九年的时候，那时候所经历的，从4月15号到六四这一段经历，是非常难忘的。
当然，八九年还有留给世界的印象，就是后来的这种屠杀。这种屠杀的突然，它的残暴以及后来官方掩盖的程度，这都是没有的，这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些黑洞。像前几天，Taylor Swift这一个歌星，她因为害怕官方，一个黑衣，就是TS, 就是1989的黑衣，她要拿下来。所以这就成为一个很明显的界线，它成为一个在中国这个事情上，你是选择自由、选择良知还是选择利益，选择跟专制在一起的一条线。或者就是说，你是要跟坦克人站在一起还是跟坦克站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问题。在这个事情上，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讲，我想面临的是一个良心的谴责。我们碰到很多人，包括当时八九年参与者，现在选择了沉默，那是非常可耻的。我现在基本上对于八九一代是一种谴责的态度，就是你们没有继续自己历史的责任，在天安门广场当时参与的人那么多，其实大家对于当时的理想、对于中国的未来这种承担，后来还有很多人在继续，但是绝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选择了遗忘。这是非常可耻的。现在中国所面临的这个问题，无论是腐败，还是缺少自由等等，这都是八九年提出的，它不可能绕过的一些事情。VOA专访周锋锁 第二部分
问：你对八九一代人持谴责的态度，其实不少六四学运领袖也选择了沉默和遗忘。你怎么看待这些学运领袖？你跟他们还有联系吗？
答：对我来讲，我所说的八九一代是一个泛指，就是在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包括九十年代初成长起来的这一群人。他们基本上是在那个时候相对宽松、自由、开放的这种环境中间成长，他们对民主自由的理念是非常熟悉的，不像后来，很多是在洗脑、电子墙围攻之下、就是脑残状态下成长起来的。这些人后来又成为所谓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流。很多人现在经济上非常好。我见到从国内来的朋友，绝大多数比我的经济情况要好，可是他们在民主自由这些事情上，他们往往表现出一种言论上的关注，但是仅仅会在言论上。
事实上，现在可能参与的（事情）非常多，包括这种人道的资助，其实是非常低成本、低风险的。比方说，国内屠夫的这种模式，这种云募捐，就是一个公开帐号，你可以随意打多少，就是这种，其实对捐款人来讲是很少的风险，你可以支持很多，可以让这个社会有积极的改变，比方说，这个捐款可能是支持维权律师的，可能是支持某些穷苦人的等等。在这些方面，我想，人们表现出的这种势利、懦弱，是非常令人可笑的。很多人有了几十亿、几百亿的家产，还想着多积累那一分钱。为什么？我不能接受这一点。对于我来讲，八九所代表的是中国人现在看到最缺少的，也是将来这个民族的基因里边最需要的这种理想主义，对于公义、自由的追求。VOA专访周锋锁 第三部分
问：六四事件后，有21名学生运动的领袖遭到中国当局的通缉，你在这份通缉名单上排名第五。你知道你为什么被排在第五吗？
答：我并不知道。其实在当时，我一直是很低调的。我现在一直很遗憾，这么多年以后我从来找不到自己的照片。这一次去香港的时候，唯一找到的一张照片是室内的，而且不是一个大环境中的照片，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给人看。我第一次上报纸实际上是通缉令上有我的照片。在这之前，《中国青年报》登过一个我写的对联，就是4月16日悼念4月15日逝世的胡耀邦的一副对联，作为一种抗议。后来，我想，我在天安门广场最大的影响就是建立“学运之声”广播站。它整个保证了广场在几百万人来往的情况下--当时有几千人在绝食，每几分钟就要有救护车通过--在所有的这种纷乱中，保证了广场没有出现任何的事故。仅仅要做这些 ，在任何情况下，现在看来绝对是一个奇迹。就那么多天，那么混乱的情况下，绝食的人没有在现场死亡，医疗救护可以达到，这是很多人的工作，但是我很高兴，我是其中一分子，让它能够成功。
后来，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我们到公安局抗议的时候，有一次到公安局抗议，要求他们释放抓捕的工自联的代表沈银汉等。当时，北京市公安局的代表很强硬，要我们撤离。我说，‘你们没有条件抓人，我们来抗议。如果你们接受我们的抗议，我们就可以离开。’他说，‘怎么样表示我们接受？’我说，‘我们给你一个抗议信，你要签名，签收。’他就签了名，结果他签了名以后，他旁边的一个助手就说，你也要签名。我就签了我的名，而且把我住在哪里等等都写上。这是镇压之前大概四五天的事情。我想，这个对官方来讲，肯定是很愤怒。那时候他们本来是想吓唬我，想可能没有人敢留名在北京市公安局，而且我不光写了名字，我还写了我是哪个系、我住在哪个宿舍，全部都写上了。VOA专访周锋锁 第四部分
问：除了在2014年天安门事件25周年的时候重返天安门，你在2007年和2010年也很成功地回到中国。我们知道，不少当年的学运领袖都想回国，甚至公开的闯关，但都没有成功。你是怎么做到的？
答：这是非常混乱，很多人经常是为自己找不做事的理由。我想回国这也是其中之一。如果大家认为它是铁板一块，当然不可能做任何事情。我们在海外，包括我们做“人道中国”等等，都是建立在我们尽自己的能力，而不是说考虑他们有多强大，从这些方面考虑的。当时，第一次，就是在零七年的时候，我去申请签证。零七年和一零年，我实际上是有正式签证回国的。我也是很吃惊，他们会给我，而且申请签证的时候，他要我原来的中国护照，我都给他了。我的名字等等全部在案。而且我是经常去旧金山的领事馆去敲门抗议的，他竟然就给了我，我也是非常吃惊。零七年回国时，我也接触了一些异议人士，回来后我就想，他们是不是改变了还是怎么样？到一零年回国的时候，我说我这次一定要扩大影响，让他公开知道我回来了，看看他怎么反应。所以那一次回国以后，结果他们当天，就是我和高中同学聚会的时候，他们就开了好几辆警车，到我老家去抓人。显然，他们也是很突然，好像知道我回来了。后来第二天他们来找我。他们就拿我的签证看了很久，就觉得是一个假签证，他们没有意识到。所以他这个系统是很混乱的。
其实，机会是很多的。对于一四年这个就更不一样了，因为我在一零年跟警察当时面对之后，他们要来抓我。我没有理会他们很多的讯问。后来，我就明确告诉他们，我说我回中国就是两个条件，一个就是我要公开谈论六四，第二我在海外做的一切事情到中国都要一致，不能有任何的捆绑。我说，如果有这两个条件，我就可以回国。否则我回国就是为这两个事情而来。所以我明确告诉他们我回到中国的条件，我不会为探亲或是经商回到中国。在一四年的时候，我就想，我既然已经告诉他们了，他肯定不会给我签证，所以我没有去试签。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查到它有过境免签的这种可能。所以我就专门打电话去问，他说过境免签是可以的，然后怎么样算过境免签，包括去香港、台湾都算过境免签。就这样，其实一切都安排得很顺利。我在北京之后，后来他们把我送上飞机，要我回到旧金山。当时边防局的人，他也问我，你怎么每次都进来了？我们也就让你进来？我说我也很奇怪，你们就让我进来。其实我站在那个（入境）口的时候，我想，只有上帝会打开这个门，而它打开的时候是没有人能够阻挡的。所以就那样就进去了。事实上，在那个时候，因为过境免签（的做法）那么新，当时根本找不到地方办这个事情。所以我到处找，不知道哪里办，我到处问他们，他们来回找等等。显然他们是有很多混乱的。VOA专访周锋锁 第五部分
问：在中国当局严厉打压维权律师、异议人士并对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控制的局面下，国内外希望改变这种局面的人能够做些什么呢？
答：很多关心的人有时候往往陷入一种愤世嫉俗，就是觉得没有事可以做。这是不对的，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可以正面的影响到中国所发生的一切。我想，我们在海外，资讯是自由的，扩大这种影响，传播自由的资讯，这是一个最起码的，不要去传播官方的那种洗脑的事情，自觉地保持人的尊严、自由，在很多问题上保持自己的判断，这是起码的，是有良知的人都应该有的。
更进一步的行动其实包括像捐款，或者像在社交媒体上参与很多，像有时候你可以转发一个推文，在facebook上传播，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么多年，我在推特上的经历，我就知道，比如说一个推文可以成为热点推文，这是因为有很多人关注转发，很多人认为这个风险，其实这个风险是很小的。现代科技提供了大家参与的各种可能。当然现在，其实我就认识到，国内的朋友非常的勇敢、努力，他们也很有智慧，像屠夫等等这些人。他们也很自觉，他们知道怎么样去反抗专政、达到什么样的目标。现在缺少的就是广泛的支持。比方说，资金其实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能够给那些受难者的家属多一些钱，甚至在他们的一些活动中间给他们一些资助，哪怕是一点点钱，如果有很多的人参与，就会改变非常多。
我们“人道中国”的定位是民间为主，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个人来捐款来参加。在这之前，我们人道中国主要的来源基本上就是我们理事和支持我们的朋友的个人捐款。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知道，通过我们可以直接地为中国将来的民主自由作贡献。
编者注：人道中国的网站是：h-china.org。据媒体报道，该组织2014年捐助了上百名中国的政治犯，捐助的个案比上一年增加将近一倍。“人道中国”目前设立了专项基金，资助受到当局打压的维权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