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载涛是清朝光绪皇帝的胞弟、宣统皇帝的叔父。光绪十六年，载涛封二等镇国将军。三十四年，与铁良等任总司稽察。宣统元年，管理军咨处事务。二年赴日、美、英、法、德、意、奥、俄八国考察陆军。同年五月，派任赴英国专使大臣。三年，任军咨大臣并掌管禁卫军，后任蒙古镶黄旗都统。1912年1月，与载洵等组织宗社党，同年3月解散。1917年，张勋复辟，任为禁卫军司令。1931年，国民政府聘为国难会议会员。中共建政后，历任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载涛曾留学法国索米骑兵学校，专修骑兵作战科目。一生爱马，1949年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朝鲜战争时到内蒙古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选马。本文摘自网络，作者佚名，原题为《载涛：从大清皇叔到新中国马政顾问》。
1910年载涛（前排左二）访问俄国，在彼得保罗要塞与官员合影
爱新觉罗·载涛是清朝光绪皇帝的胞弟、宣统皇帝的叔父。这里所记述的，不过是有关载涛的一些逸闻轶事，或可称为“外传”，也许读者可以从中得到某些历史的教益。
清末重臣
载涛，别号野云，1886年出生于醇亲王府。醇亲王原有七个儿子，三个早丧，余下的四个儿子即载湉（光绪）、载沣、载洵、载涛。醇亲王奕误去世后，8岁的载沣承袭了王爵，5岁的载涛也被晋封为二等镇国将军。1908年，爱新觉罗·溥仪以继承同治兼祧光绪的身份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载沣也“父以子贵”，当上了摄政王。载涛这位皇叔也随之加官进爵。
载涛在清代所达到的官职的顶点，是军咨府大臣和禁卫军训练大臣。军咨大臣，相当于参谋总长，统掌军令；禁卫军训练大臣的主要职责是“保卫京畿”。载涛得此殊荣，是在溥仪登基以后，此时末代王朝已岌岌可危。
不过，载涛这位军咨大臣，从上任那天起，到清王朝被推翻下台为止，却没有打过一次仗。“军咨大臣”，也实在徒有其名。溥仪曾经谈到这样一件事：辛亥年在革命党威逼清室的情况下，皇室内部分成了主战、主和两派。一次，隆裕太后召集御前会议，听取各派的意见。和、战两派，各执一词，争持不下。载涛却始终一言不发。太后则于打，与不打之间，难以作出决断，便回过头来问跪在一边的载涛：“载涛，你是管陆军的，你知道咱们的兵怎么样？”载涛一听，连忙趴下磕头，答道：“奴才练过兵，没有打过仗。”太后见这种情景，也实在泄气。说了声“你们先下去吧”，就散了御前会议。
拒绝“出山”
辛亥革命以后，载涛深居简出，停止了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或在府邸演戏、养花、养鸟、养鱼，或到马场赛马，或骑上自行车北京全城大街小巷转。生活上，开始主要靠“清室优待条件”规定的“清室家用补助”。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逐溥仪出宫，废除了优待条件，在北京的皇族们也断了生活来源，载涛的家境也一天不如—天了。于是他卖掉了位于后海的豪华的涛贝勒府，在宽街的山老胡同又购置了一处较小的宅院，过着隐居式的清静的生活。
从这个时候起直到解放前夕，载涛有两次“出山”的机会，而且可以高官厚禄．重享清福，却都被他拒绝了。
第一次是在1932年。溥仪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下，成立卖国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重当上了“皇帝”。前清皇族中的许多成员也纷纷投奔伪满洲国，捞个一官半职。这期间，溥仪曾托人带信、派专人专程来京劝说载涛，到东北“满洲帝国”去任职，以壮壮他的威风。载涛坚不受命，每次他都是冷冰冰而又坚定明确地说：“我不去当亡国奴！”把来人给打发走了。一次，溥仪又派了一个名叫田中的日本人来游说载涛，照样被载涛倔出去了。
载涛的第二次拒绝“出山”，是在日军投降前夕华北伪政权风雨飘摇之际。载涛当年的老朋友、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希望载涛能出山帮他一把，于是他专程来到载府拜访载涛；两人坐定，王揖唐开门见山地说：“涛贝勒，你是政界、军界名流，有主政、“主军的经验和才干。我老了，不干了，你来帮我吧！”载涛一听，吃一惊：“这位老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心里说，现在日本人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你看形势不妙，想拉我去替你们当垫背的，我才不干那种傻事呢。他双手一抱，向王揖唐作了个揖，风趣诙谐又认真地说：“你饶了我吧，我可坐不了那小汽车，还是骑我的自行车自在。”王揖唐讨了个没趣，只好悻悻然离开了载府。
识马“伯乐”
载涛从十几岁起学习骑马射箭，不仅骑术精湛，而且对马深有研究。任何一匹马从他面前一过，他就能说出这匹马有几岁口，几乎十拿九稳。单凭直观，他还能很快分辨出哪是骑马，哪是驭马，哪是驮马，哪是耕马，特别是他在改良马种方面的知识，更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载涛在幼年时就喜爱骑术。从1904年到1906年他在陆军贵胄学堂学习时，对骑马、驯马以及有关马的知识，已经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08年他做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负责建立皇家军队，这更给他提供了骑马和研究马的机会。这期间，他曾远涉重洋，到法国索米骑兵学校进修。皇室军队建立起来之后，载涛当上了军咨府大臣，由最初对骑马的爱好，而变成把骑马当职业了。
辛亥革命之后，载涛脱离了军界。但是，骑马仍然是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他在山老胡同居住时，西扬威胡同有个左右知名的马号，就是载涛养马的地方。当时这个马号里养着五匹马：两匹是专供拉车使役的；一匹是夫人骑的；另外两匹，一叫“小兔子”，一叫“紫燕子”，是专供载涛骑的。在山老胡同西口的对面，有一个大院，原为“固伦荣寿公主府”。这个院里有个比较宽阔的场地，载涛经常到这院里来骑马、驯马。他骑马的花样很多，骑马越过障碍，是他最喜欢的项目。每当周末，他都要到德胜门外马道参加赛马。他同京城里一些骑术很高的骑手们一起比赛，很少落后过。
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占了北平城。大街上见到的是日军的大洋马，而中国人却被剥夺了骑马的权利。载涛非常憋气，把马卖掉了，车也卖掉了，从此不再骑马。
北平解放不久，毛泽东主席委任载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他才又有了骑马的机会。
载涛善骑术，长于改良马种，又十分喜爱画马。他的画既有写意，又有工笔。工笔画马，写意配景。他经常专心伏案，刻意勾勒，一丝不苟。画出的马，仔细看去，甚至每根毛都可以分辨出来。而作为衬景的远山近水，树、石、花、草，往往几笔挥就。他画好马以后，还常常把他的侄子溥忻（雪斋）或溥闲找来，为他配景。
载涛（中）、溥仪（左）、溥杰（右）
京剧名票
辛亥革命以后，载涛闭门家中，跟当时京城里有名的架子花脸钱金福学戏。定期把钱金福请到府上一句一句地说，一招一式地教。载涛对钱金福招待得周周到到，好吃好喝，尊为上宾。但钱金福却对此颇不以为然。他想：“人家一个大清国的王爷，哪会瞧得上唱戏这个行当？不过是叫咱来陪着玩玩，寻欢取乐罢了。”因此，他总是客客气气“七爷长、七爷短”地叫，说招式、教唱腔也并不那么认真，只是做做应景文章。可是载涛却始终认认真真、实心实意地学，非常卖力气。钱金福看到载涛没有王爷的架子，不仅热情款待他，而且一门心思学戏，于是受到了感动，坦诚地对载涛说：“涛贝勒礼贤下士，虚心求教，我一定精心地教，决不含糊。”从此，钱金福拿出真本事耐心地教载涛学戏，前后达三年之久。载、钱二人过往甚密，成了莫逆之交。载涛后来练就的一手过硬的靠背武生的功夫，主要得益于钱金福的亲自传授和指点。
名震京师的京戏武生杨小楼，也是载涛的老师。当时，载对杨派戏十分崇仰。他——边跟钱金福学戏，一边又学杨小楼的戏。只要杨小楼挂牌演出，不管在哪家戏院，载涛都不惜高价买票去听戏。后来，也常常把杨请到载府来当面指点说教。载涛不仅在唱腔、做戏方面模仿杨派，行头、把子、道具也都按杨的样式制作。
在人们的心目中，真正的京剧名家，必须通晓两个以上行当，否则，只能算是个一般的艺人。载涛不甘于人后，他在专攻武生的基础上，又跟名旦余玉琴学起了《贵妃醉酒》。不久着装登台，反串青衣，在《贵妃醉酒》中成功地扮演了杨贵妃的角色，博得好评。
载涛学戏是非常认真刻苦的。他最喜欢说的一句格言是：“梅花香自苦寒来”。每请人说戏，他总是先练一遍，拿拿大顶，折折跟头，片片腰，踢踢腿，还要钻研熟悉戏词。等老师采后，他再做一遍，让老师指点，然后再按老师的要求一招一式地做。他“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数十年如一日，苦练不辍，终于被京剧界誉为“外行中的内行”。
被称为京戏舞台上的“活猴王”的李万春，慕载涛之名，特意登门求教，载则欣然指点，诲之不倦。李万春学得很认真，几乎每天都到载府来，一呆就是一天。一出《闹天宫》整整给他说了三年，使他得益匪浅。提起载涛，李万春总是尊敬地称他为“恩师”。新的一代著名京剧演员刘长瑜等都曾到载涛那里登门求教，得到过他的指点。
载涛与京剧艺术家梅兰芳也有很深的交情。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流、切磋技艺。特别是解放以后，两人都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来往就更多了。有一次开完会，他们俩一同乘车来到西扬威胡同载涛住处。梅先生诚心诚意地向载涛询问《贵妃醉酒》中杨贵妃的某些表演身段。这件事一方面体现了梅兰芳先生虚怀若谷的高尚品德，另一方面也表明载涛先生对于京剧青衣的造诣之深。1966年一天，曾任文化部长的沈雁冰对载涛说：“载老，你的京剧艺术造诣很深，可不能带着走啊！应该把它传下来。”载涛笑笑说：“我能传谁啊！”沈雁冰很认真地说：“到戏校当教授！”过了几天，戏校真的派车来接载涛去教戏了。当时正是春末，载涛总是把外衣脱掉，只穿一件背心教戏，使在场的人都很感动。本来他计划在戏校教三出戏，即《安天会》、《芦花荡》、《贵妃醉酒》。可惜连《安天会》一出还没教完，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从此，载涛再也没有机会唱京剧了。
记帐趣事
载涛习惯记帐。每天买什么东西，花多少钱，到晚上都一一记下来。起初，家里有帐房专管这件事。后来断了俸禄，家里又没有正式收入，生活比较拮据。为节省开支，就把帐房先生辞掉了。从此，记帐的事就由载涛的三儿媳担负，而他本人则要亲自经手过问。
载涛对帐目一丝不苟，一分钱也不能错。如果哪一天有一笔帐对不起来，就是说花了钱见不到东西，或者虽有东西但同花的钱数不符，载涛都要追根究底，直到钱物相符为止。
一次，载涛给夫人钱让上街买东西。晚上夫人向载涛交帐时。，钱物对不起来了。经反复查对，原来是少了一包味精钱。但是，这包味精无论怎么翻腾也找不出来。载涛问：“你好好想想，到底买子味精还是买了别的什么？”夫人说：“我实在想不起来了。”载涛仍坚持让夫人再想想。夫人心里盘算，这件两角钱的东西如果找不出来，今晚就甭想睡安稳觉。于是灵机一动，转脸悄悄地从自己衣袋里掏出两角钱，撒了个谎，对载涛说：“这不是吗，钱找到了，装在里边衣兜里，忘记了，快上帐吧！”载涛高兴地笑笑说：“以后可要经心点！”这才了却了这桩“财务案”。
第二天，夫人在她的短大衣口袋里找到了那包味精。原来买好东西，顺手装进了口袋，回到家又随手脱掉了外衣，待到晚上报帐时，这件事早忘得一千二净了。夫人把这包味精交给载涛，载涛说：“写上帐，买味精—包，算今天的开支，给你钱。”
看起来，载涛似乎很吝啬。其实不然。他对该花的钱也是非常慷慨的。如载涛爱骑自行车，家里的人，无论是谁，只要学会骑车，每人都给买一辆，连喂马、赶车、管帐的也不例外。
骑车生涯
载涛酷爱骑自行车。从十几岁起开始骑车，一直骑到80岁。
最初，载涛骑车只是为了找乐趣、求开心。那时候，他常常骑着车满城转游。北京城里的街巷胡同，他几乎都串过。因此，说起北京的胡同，他都熟悉得很。
载涛为了骑车游玩时有人陪伴，他让家里人都学骑车。载府里的成员，不论大人、孩子，男的、女的，夫人、格格，下人、听差，都得学骑车。而且不论哪个学习骑车，他都要一个一个、手把手地亲自教。
30年代，北平街头上出现了用电滚子带动的自行车。见了自行车就着迷的载涛，也请人在他的自行车上装了一个电滚子，每天“突突”来“突突”去，招引满胡同的孩子大人看热闹。
载涛爱骑车，也爱买车。有一个时期，载府上简直成了自行车行，男式的、女式的，菲力普的、凤头的，有十几辆之多。有人说，载涛是见了好自行车就走不动路，这话一点不假。每遇好车，他总是要买的。
载涛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后，总后机关离载涛住的东城 区西扬威胡同有20多里。载涛坚持骑着自行车上下班，既不乘公共汽车，更不坐机关的小汽车。家里人反复劝他，年岁大了，不要再骑车了。他郑重其事地宣告：“我骑到80岁，就再也不骑了。”
1966年，载涛整79岁。他和儿子商量：“我已经许下诺言，到80岁不再骑自行车了。明年就80岁了，今年是我骑车生涯的最后一年。最后一次，我要试一试，看看能够骑多远。”这天一大早起来，他和儿子骑自行车离开了家。直到晚上六七点钟，他们才推着自行车，风尘仆仆地进了家门。问他们到哪里去了？回答说：“跑了一趟十三陵。”这是载涛最后一次骑自行车。
皇叔卖破烂
“皇帝的叔父卖破烂”。这话也许有人不相信，但却是实有其事。
大陆解放前几年，北平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中央银行的“关金票”、“金圆券”像废纸一样不顶用。载家的生活几乎难以为继。一时间，全家人连吃玉米面的局面也难以维持了。载涛终日在家里转来转去，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一天，他听到胡同里打“拨浪鼓”的，就悄悄把走街串巷摇小鼓收买估衣的叫到家里，挑一些破旧衣物、什物变卖掉。这倒也算是一项“进钱”的门路。但是，打小鼓的并不经常来，这又给载涛带来了难题。
有一次，载涛突然灵机一动，“干脆，自己到德胜门小市上摆摊。”从此，他找到了新的“进钱”门路。每天晚上，他都在屋子里翻腾，凡是他认为用处不大，或者暂时用不着的旧衣烂衫，都一一挑出来，打点包好。次日一早，就同夫人一道，骑上自行车，到德胜门外的小市摆地摊。开始时，夫人总感到堂堂皇族，摆地摊卖破烂，实在抹不开脸。载涛很认真地说：“我们一不偷、二不抢，卖自己的东西，有什么可耻？你看这几十口人都冲我张嘴，不卖东西吃什么？”夫人想清楚了这些道理，每次都高兴地陪载涛一道去卖破烂。
上小市，必须早起。不然，占不上好的位置，行市就不会好。他们很早就出发，来到市上，把带来的包包放在自己通常落脚的地方，打开包袱铺在地上，破旧衣服一件件摆开，恭候顾客上门。卖掉一些以后，就顺便在鼓楼大街买点杂合面，回家做“疙瘩汤”吃。
由于经常到小市上去，载涛同那里的小贩们混得很熟。只要载涛和夫人一到，周围的人都热情地打招呼。这个说：“七爷摆到这儿来！”那个说：“七爷，靠近我旁边！”常在这儿摆摊的小贩，几乎无人不知道：如今的涛贝勒爷，也和咱们混得差不多，靠卖破烂糊口了。
卖破烂的日子，整整过了一年多。北平解放后，载涛把山老胡同二号院的房子全部卖给了国家，得了一大笔钱，生活好过了。1950年的秋天，载涛被定为行政13级，每月发工资近 200元，还有车马费50元。载涛的生活也同全国人民一样，一步登天了。
人民代表
1950年6月，国民党元老李济深向周恩来总理建议，邀请载涛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周恩来很快批准了这个建议。在1950年6月14日至23日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期间，当时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周恩来十分高兴而又颇有歉意地对载涛说：“载涛先生，首届全国政协会议没请您参加，我把您这位几十万满族人民的代表给忘记了。”
就在这次会上，周恩来邀请载涛向政府提出议案，为建设新中国出谋献计。载涛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给予他的信任非常感动。但是他反复思考，不相信自己能够提出什么对国家建设有价值的议案。他怀着无能为力的心情找到李济深、蒋光鼐商量。李、蒋笑着对他说：“发挥你的专长嘛。你懂马，就提个军马方面的议案吧！”载涛听了，顿开茅塞。他高兴地回到家里，认真做了思考，很快拟就了一份“拟请改良马种，以利军用”的议案。李济深、蒋光鼐一致认为载涛的议案提得好，并愉快地接受载涛的邀请，三个人共同签名，交给了周恩来。周总理对这一提案非常重视，很快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批阅了这个提案，对载涛赤诚的爱国之心、渊博的军马知识十分赞赏，提议任命载涛为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并把这个议案批转给了朱德总司令。
1954年全国普选，载涛又以满族身份，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代表着200多万满族人民，参加管理国家大事。以后又于1959年、1964年分别当选为第二届、第三届人大代表。当选为人民代表不仅使他感到政治上得到解放，精神上也得到了升华，他也成了国家的主人。
就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他见到了毛泽东主席。经周恩来总理介绍，他同毛主席握手、交谈。毛主席告诉他，他的侄子溥仪改造得不错，应该去看看溥仪。 1957年，载涛携三侄女、五侄女去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探望了溥仪和他的两个侄女婿润麒和万嘉熙。
“知我者，毛泽东也”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任令，兹委任载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
主席 毛泽东
这是1950年8月10日毛泽东主席签署的对载涛的任命状，也是载涛一生中最大的荣誉。从接到这个任命状的那天起，这位曾任过清宣统朝军咨府大臣、禁卫军训练大臣的王爷，一下子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这个突如其来的巨大变化，使得载涛思绪万千，百感交集，心里很不平静。他高兴：“新中国诞生了，我载涛也新生了！”他也怀疑：。“像我这样的人，怎么有资格当人民解放军的顾问？”他更纳闷：“我从来没有见过毛主席，他怎么会知道我载涛呢？”他不禁从内心深处赞叹：“毛主席伟大啊！知我者毛泽东也！”想着想着，这位末代王朝的亲贵大臣，竟激动得掉下眼泪，哭了起来。他对全家人说了这样一句话：“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报毛主席知遇之恩！”
晚上，他坐下来，恭恭敬敬地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倾诉他对毛主席的无限感激之情。
50年代初，载涛骑自行车到20里外的总后机关上班，被中央领导同志知道了。他们又吃惊，又担心：“这么大年纪，怎么能骑车跑那么远去上班呢？”
1952年12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即致函载涛：
“载涛顾问：我们考虑到您年迈，每日在马政局工作恐有不支，为照顾您的健康，决定自即日起请您在家住宿，平时可不到局办公，遇有磋商事务时，当有马政局临时通知。特此，顺祝健康，并致敬礼。”
接到这封信后，载涛深感党和政府对他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不久，他又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从此就开始在政协参加学习了。
一天，他正在开会。突然接到家里打来的一个电话：“北房东南角上塌了个大窟窿。你赶快回来设法修修吧！”载涛放下电话，回到会议桌旁，大家关切地问他出了什么事？载涛风趣地说：“天不作美，房子塌了，我怎能修得起啊！”他向会议主持人请假，回家张罗修房子去了。这件事被毛泽东主席知道了，在一次有教育界人土参加的座谈会上，毛主席说：“听说载涛生活不宽裕，房子坏了，没有钱修。从我的稿费中拿出2000元，给先生修房。”座谈会结束以后，毛主席这笔稿费，即由章士钊先生专程送到载涛家了。
载涛接到这笔钱，感动得说不出话，眼泪不由得夺眶而出。半天，他对章士钊先生说：“非常感激毛主席对我的关怀！”事后，载涛的心情很不平静。他提笔疾书，第二次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表达他对毛主席的感激之情，也表达了他报效国家和人民的—片心意。
加入民革
载涛在国民党内有许多老友知交，李济深、楚溪春、张联芬都是他的好友，全国解放以后，政治上安定，生活上安逸，心情也舒畅，他们过往更密，经常促膝谈心，载涛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之后，他们更是常在一起聚会，或参与讨论国家大事，或学习时事政策，各抒情怀。特别是李济深主席，德高望重，平易近人，载涛仰慕尤深。
1956年的10月19日，载涛坐下来精心地、认真地填着一张表，家里人看到载涛那么聚精会神地填写，不解地问道：“你填这个干什么？”载涛笑了笑，高兴地说：“我要加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他的夫人颇不以为然地说：“那么大岁数了，还加入民革干什么？”载涛自豪地说：“我也要革命啊！”他这话说得那样纯朴，那样豪迈。载涛的入党介绍人李济深、张联芬对他做出厂这样的评语：
本表申请入党人虽系清代贵族，从辛亥革命后， 已为平民化。解放以后首先加入全国政协，任马政局顾问，对改良马种的建议，尤多献替。后又膺选为人代大会满族代表，有代表性。思想上有进步要求，特为介绍加入我党组织。
祁连并辔
载涛当上马政局顾问之后，不辞辛劳，曾先后到东北牡丹江，西北青海、甘肃、新疆等地军马场视察和指导工作。
1951年冬天，他和马政局干部郑新潮一道去西北山丹军马场视察。一路上翻山越岭，顶风冒雪，风餐露宿，异常艰难。然而，载涛兴致勃勃，十分愉快。到达军马场后，他热情地向大家讲解着培育军马的知识和选配优良马种的技术，受到军马场指战员的热烈赞扬。在这次视察过程中，有件事给他印象很深。一次，他和郑新潮走到一个小村庄，天黑了下来。他们就住在这个村的唯一的旅馆大车店里。这个店十分简陋，在此落脚的多是附近的农牧民，晚上大家都睡在一个大坑上。第二天起床，满身都是虱子。后来回到北京，家里人把他的衣服用开水烫了几次，才把虱子清理干净。每谈及此事，载涛不仅不以为“苦”，反而引为骄傲。他感到能同平民百姓在一个炕上睡觉，是他平生一大光荣。他饶有风趣地把身上的虱子称为“光荣虫”，是他这次远行的一大收获。
如果说虱子是“光荣虫”，给他增添了乐趣，那么小店里的老鼠，却给他带来极大的扫兴。原来这位逊清的武将，驯服军马的里手，一见到耗子就会全身瘫软，解除了武装。那次在小店里安歇，炕上的耗子到处乱窜，吓得载涛简直无处容身。他感到，此时此地，若能有个地洞钻进去，躲起来，那才舒心呢。无奈何，他只好用皮大衣从头到脚严严实实地把自己裹起来，一动不动，战战兢兢地蜷缩在炕上，而耗子则示威似地在他身上爬来爬去，害得他一夜没有睡好觉。
一身“光荣虫”，一群耗子，成了载涛和亲朋好友茶余饭后聊天闲谈的两大话题。
光荣归宿
1970年9月4日《人民日报》第4版右下角，刊登了新华通讯社9月3日发的一条消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载涛先生（满族），因病医治无效，于9月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
载涛1969年得了偏瘫病之后，就卧床不起了。六儿子、五儿媳妇、夫人服侍床侧，喂汤喂药，端屎端尿，极为精心周到。全国人大常委、国家民委，对载涛的病也十分关切，常常派人到家探望，询问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帮助解决医药。终因年迈体衰，多方救治无效。
载涛死时，“内乱”未息，并没有开追悼会，只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载涛的遗体送往八宝山火葬场火化后，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八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