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被软禁期间，在家中与宗凤鸣合影
作者声明：本文凭记忆草成，所涉言论未与当事人核实。后果由笔者承担。
六四事件已经过去17周年，但在笔者有限的视野内，仍有两大悬疑未能“结案”：其一、对整个事件的结局起决定性作用的邓小平1989年4月25日的讲话中，是否存在“杀人”的内容？
其二、在整个事件中，杨尚昆由支持赵紫阳的开明路线倒向支持邓小平的镇压路线，其背后，是否存在权力交易？
一、赵紫阳是否读过《八九民运史》？
带着这两个问题，2006年5月24日，在江棋生先生的引见下，我们敲开了宗凤鸣先生的家门。宗先生与赵紫阳同乡，而且同庚，是经组织默许，陪伴赵度过下台后的囚禁岁月，并将其信息达于外界的不可多得的知情人和见证人。令我意外的是，虽然身为如此特殊的角色，肩负着难以想像的重大使命，也多次遭到组织警告，但宗先生的脸上，却没有留给人一点风霜感。他面色红润，中气十足；即使面对陌生人，仍然言谈自若，脸上的每一块肌肉，都是轻松活泼的。这一状况，使怀着“抢救”之念前来的我们，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它证明，此前关于宗先生心脏病手术后身体状况恶化的传言，是不确实的。
为打消宗先生可能存在的戒备，也作为一种自我介绍，我对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您是否知道赵紫阳先生对于《八九民运史》的意见？我听海外有传言说，他读过的这本书上，画有“一百个问号”。您是否听说过他对这些疑问的说明？或在他家见到过这本书？
宗先生的第一反应是颇感突兀，但紧接着便是茫然，他的回答，是完全否定的：他既没有见过这本书，也没有听赵紫阳谈论过这本书。
那么，海外传言是否不真实呢？我相信它是真实的。因为有另一渠道的朋友证明，赵的那些问号，并非全部代表“不同意”，有些是表达他的“不知道”这一意思的。而从我本身来说，也可以感到，赵通过宗凤鸣、杨继绳诸位先生传达出来的信息和意见，有些是针对《八九民运史》中提出的问题的。譬如，赵是否在胡耀邦下台问题上有“落井下石”的行为？赵是否在1989年初已经失去邓的信任，权力不稳？……前一个问题，可能因吴江的《十年的路》流传较广，大部分人也认为赵是针对吴书提出的辩驳；但后一个问题，似乎还未见其他公开议论。在笔者看来，既无公开议论，似乎也没有公开澄清的必要。既然他多次强调此事，说明他注意到《八九民运史》中提出的问题。如果确有其事，而宗凤鸣先生不知道也是真实的，这只能说明，赵紫阳先生的事情，有些是藏在心里的。去年初，在赵紫阳逝世悼念活动中，海外媒体曾报道说，赵紫阳临终前，曾向前往看望的李锐先生问及宗凤鸣、杨继绳二先生的境况，以及他们的书是否出版，当李锐先生回答他，他们的境况还好，书已经出版时，赵紫阳说：“那我就放心了”。笔者曾打电话向李锐先生核实，李先生说确有其事。当笔者问到，赵的这个“放心了”，据您看，重心是放在前半部分，即针对宗杨二先生的书已经安全脱险，放下了他内心的最后秘密和寄托？还是放在后半部分，即针对宗杨二人处境的关心？李锐先生果决地回答说，是后者。
如果以上判断都是正确的话，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赵紫阳那里，还有尚未被挖掘出来的有价值资料呢？我和棋生，正是怀着这样一种探秘的心理，来叨扰宗先生的。
在我和宗老又扯了一些其他事情后，棋生抓紧时间，提出了计划中的第一个问题：宗先生，您是否知道邓小平“四·二五”讲话中，那个关于“不惜以多少人的生命换取二十年稳定”的说法？另一种说法是，此话是王震所讲，您是否了解这个情况？
宗先生的表情说明，对于此事，他是胸有成竹的。思索片刻，他说，他也听到过这种传言，但没有听到过来自组织系统的传达。我接着问，您是否听赵紫阳提到过，他在朝鲜接到过邓的“四·二五”讲话？宗先生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反复说，赵接到的、同意的是传达的邓的讲话，而不是“四·二六社论”的征求意见稿。于是，我又问：“那么，赵是否讲过，他看到的邓的讲话，是否有关于‘杀人—稳定’的内容？”
“没有！”宗先生的回答是肯定的。
二、邓小平“快刀斩乱麻”讲话真伪追踪
宗先生承认，他是第一次接见像我们这样，怀着专题研究的目的，前来采访的人。大概是出于同样的兴趣，宗先生反问我，对这件事情的调查有什么结果？我简述了我访问于浩成先生后得出的印象，回答是：“极有可能。”
据信，于浩成先生是国内人中，用公开署名文章透露出邓小平“四·二五”讲话那个细节的第一人。在《五四以来中国最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见《北京之春》2001年7月号）一文中，于先生说：（《中国“六四”真相》）出版以后，特别其英文版先行问世以后，曾有一些人对书中编入文件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则信口雌黄说该书是胡编乱造出来的。但是，包括笔者在内的绝大多数亲身经历过那场民运的人都确定它们是真实可信的，因为它们的记述与当时我们看到和听到的情形都差不多。在初读该书时原来曾对两、三处地方产生疑窦，但经过一番思考后也都打消疑问，我就释然了。例如：一、在《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于四月二十五日晚上即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先行播出后，笔者即听说社论为根据邓小平在家中听取李鹏、李锡铭、陈希同等人的汇报时的讲话所写的。据说他在讲话中说了“不惜打死二十万人，换二十年的稳定”这样的狠话。此话当时流传甚广，许多人都听到并在一起议论过。但笔者于一九九九年来美后却听到有人说此话非邓所讲，乃是出自王震之口，后来偶然读到一本香港出版的《朱熔基评传》（作者郑义，与写小说《老井》的旅美作家郑义似非一人，但笔者并未向郑兄本人问过），书上有一段说：“二十六日下午，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中共支部书记大会，市长陈希同在会上传达邓小平的‘四·二五’指示，称学生背后有后台、有黑手，要快刀斩乱麻，这位八十五岁的中共总舵主说‘不要怕流血，哪怕打死二十万人，也要控制住局势，赢得二十年的宁静……’”（引自郑义：《朱熔基评传》，香港明窗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出版）
邓小平是否亲口说过此话，笔者一直认为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重大问题，因为将学运定为动乱的错误定性，不惜动用军队血腥镇压的错误决策以及以后中共当权派及其追随者为“六四”大屠杀一再辩护的“杀人有理”论，其源头均出自邓小平的这一讲话。他的这句名言与五十年代毛泽东对印度总理尼赫鲁所说的“我们不怕打核战，中国即使死了三万万人，我们总还有一半”（当时中国总人口为六万万人），可以说是先后辉映，永垂史册。此话彻底暴露出邓小平堪称继希魔、斯魔、毛魔之后的另一杀人魔王的狰狞面孔。……
……正是由于邓小平此次讲话特别重要，非同小可，在得到中、英文两种版本的《中国六四真相》后，首先查看在邓的讲话中有无那句名言，翻阅一遍后不免有点失望，因为这句名言在两版本中均付之阙如。后来笔者根据自己过去参与文件制作的经验终于想通了其中的道理，秘书们在整理会议原始记录，形成正式文件时往往要经过整理加工的步骤，有些不适宜保存的词句，在秘书加工或交呈给首长最后核发时极有可能被删掉，邓的这句赤裸裸的杀人狂言，想必是由于有损邓大人的光辉形像而被略去了。类似的情况过去并不少见，如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讲过“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此话多年来在大陆法学界流传甚广，但一直没有在正式文件上出现过，因此大家在文革结束后批判这一观点时只能含糊其辞，说它是一个权威观点，而不敢举出毛的名字，后来有人告我，毛此话出自他于一九五九年对上海梅林罐头厂的一个批示，但在《毛泽东文集》按年代先后出版后，一九五九年那一套中也遍找无着。看来也是在出书时被编者出自“为尊者讳”的考虑而删除了。笔者来美后有一次读到《海峡两岸学术研究的发展》一书，其中收有丘宏达：《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大陆法律学的发展》一文，其中提到：“一九六八年七月，在广东出现一篇有趣的红卫兵文件：《彻底打碎封建、资本主义及修正主义的法制》（〔反彭罗黑线〕广州市政法机关干警反彭罗黑线斗批改小组编辑部编，第二期），文中说毛泽东说要人治不要法治”。由此可见，毛确实这样讲过，许多人也都听到过，绝非以讹传讹，但在正式文件中却不会找到。
由于信息的阻隔，我事先并没有读到过于先生这篇令人信服的分析文章。为求证他的消息的可靠性，我早就打算访问于浩成先生。今年春节后，大规模“沙尘暴”初过的第一天，天空依然灰黄，空气中还带着浓重的尘土气息，仍是瘫痪的母亲“不宜出行”的日子，经于先生和我的一位大朋友牵线，我抓紧这个空档，拜访了归国定居的于浩成先生。
我问于先生：您当时是听到了关于邓小平“四·二五”讲话的传达吗？
于先生告诉我，他当时已经被撤销职务，所以没有听到那个内部传达。但公安部系统确实做了一个传达，有这个内容。他当时也不敢相信。后来又有人说，这话是王震讲的。后来他在美国，看到一个香港记者，与郑义同名同姓但不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位郑义所写的一篇文章，说了这件事，是陈希同在北京市政府传达邓小平“四·二五”讲话时传达的。……所以他后来就写了上述那篇文章，说了自己当年听到的事情。……
从于浩成先生的文章和谈话，我们得以知道，至少有公安部和北京市委两个单位在内部传达时，提到了这件事，这就是说，消息源不是一个。就此，我们可以排除“孤证”的忧虑……
帮助我们判断那一事件真实性的另一个理由是，于先生或郑义的文章出来后，至今并没有出现反驳或更正的声音，也没有任何人找他谈过此事。可见是有这件事的，只是连他们自己也说不出口，所以没有见于文字。
不过，我还有一点感觉蹊跷之处，就是这句话的对仗结构。于是，我又问于先生，邓的原话就是“杀20万人，稳定20年”吗？这个数字是不是……？
于先生说，他也觉得，不一定是一个对称的数字，但有这个意思。
宗先生的观点也一样，他认为即使有，也不会传达。这里便产生一个问题，即使当日的中共党的总书记赵紫阳，看到的邓小平“四·二五”讲话，也不是原话！而更大的问题是，一个连自己都不敢向下传达的“狠话”、“病话”（参见陈小雅《邓小平用兵探秘》，载陈小雅《佛之血——八九/六四研究文集》，21世纪中国基金会出版，2003年6月，纽约），居然会成为一个大国大党在处理重大事件时的“精神”或“准则”，这不是专制制度的罪恶又是什么？！
三、杨尚昆立场突变，是否存在“权力交易”？
在一番漫谈之后，宗老说到了邓小平对赵紫阳的信任，几乎赵提出的所有动议，在邓那里都是“完全同意”。我们也顺势向宗老提出了第二个问题：既然邓小平在十三大前后已经决定，将军权交给赵紫阳，按照赵紫阳自己的说法，他在访问朝鲜之前，邓还提出过，要他接掌军委主席职务，那么，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原因，军队（执行权）转到了杨尚昆手中呢？
宗老的回答是，赵紫阳认为自己责任太重，忙不过来，所以不接。
于是，我进而问他，赵与杨对外都一直承认，他们之间的关系极好。那么，他们之间在权力问题上，是不是存在某种默契？只要杨不倒，赵就有翻身的机会——宗老不悦地说，他没有听说过。我又将这个问题换了一个角度问：在整个事件中，杨尚昆由支持赵紫阳的开明路线倒向支持邓小平的镇压路线，其背后，是否存在权力交易？
宗老的神情更茫然了。随之，他又反问我听说过什么。
其实，以上论题的提出，是根据三条信息成立的：其一、1989年5月16日晚，听在中南海工作的一位朋友说到“赵万杨联手倒李”的传闻。
其二、第二天，在市面上公开提出的新口号却是“打倒邓李杨”！有人说，杨尚昆成了当代袁世凯。其三、有参与戒严行动的部队子弟透露，杨以支持邓的戒严措施，换取了邓小平对杨白冰在军中地位升迁的承诺。整个军队的调动和部署方案，都是杨与邓交换的条件。
我取得第三条信息的时间，正好是大陆公开在电视上播出杨白冰签署戒严令的镜头之后。地点在美国。
宗老的表情显示，他认为外界把这些问题复杂化了。他强调了赵是一个很“纯正”的人，就像“青年学生”出身的人一样，纯洁，纯正……
这是他的亲身感受。凭我对宗先生人品的信任，凭我们有理由采信一个与赵有着几十年共事经历，与他有着十几年密切交往的见证人的证词，在此，我们似可以排除，杨的突然转变与赵的所谓“谋略”的干系。但是，邓和杨是否存在幕后交易，还有待验证。之后，我们又谈到邓末年对待杨的态度。
宗先生认为：邓晚年和毛晚年一样，毛害怕百年之后有人翻文革的案，邓则害怕身后被人翻六四的案。所以，他做了两件事：一是“南巡”，重吹改革的春风，改善形象；二是处理那个最有可能，有力量翻六四案的人——杨尚昆。以江的实力，邓肯定他压不过联手的“杨家将”。所以，邓在身前，一定要解决杨家将的问题。
四、卸任后的赵紫阳是否“轻松”？
在拜访宗先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因近日江湖风波，偶聚在朋友家中。在摆清了各方的情况后，大家很快便形成了基本共识。但是，我们也就用“责任伦理”评价赵紫阳问题爆发争论。我认为，外界所说，赵以辞职反对镇压的事实根本不存在。理由是，第一，他从未提出过辞职申请，而是在“戒严令”宣布后无法执行，他也恰好修满“三天病假”之后仍然去上班；第二，他从未有批评镇压的言论。而事后他的轻松态度，表明他当时的抉择，有卸担子的成分。
但是，在赵卸责后的心情是否“轻松”这一问题上，我的看法遭到了强烈反对。大家认为，赵的心情，不可能是轻松的。这样的理解，是政治上的幼稚……。而我，则认为大家没有注意到，在宗先生的《理想、信念、追求——我的人生回顾与反思兼和赵紫阳谈话的一些回忆》（新风出版社2004年5月版）一书中，曾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杨得志总参谋长曾对我说：“六四”事件后，批赵紫阳的会议，他参加了。他说：赵紫阳一定很痛苦。……但在我见到赵紫阳后，却看到他谈笑自若，我没有感到他有痛苦的神情。（335页）
拜访宗老时，我重提了这个问题。宗老证实，他所见到的赵的日常心态，确实是轻松的。这的确是罕见的。他的解释与许多人一样，认为那是，赵紫阳对历史对人民“问心无愧”的证明，那体现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风范！
我相信，如果在民众中进行投票，在这个问题上，同意我的观点的，可能只有“千万分之一”，或者更少。正因为如此，我觉得有必要保留自己的看法。这一则是为后人的研究留下一个头绪，二则是因为我有一处怎么也想不通的地方，在此提出，以供评论：这件事，就好比是一个人的老爸老妈住院病危，兄弟几个就治疗方案争持不下，那位“孝子”的方案被否决了，兄弟几个的方案，孝子又“执行不了”，（1989年5月17日，在讨论戒严问题时，赵紫阳的表态。见《中国“六四”真相》。）结果是老爸老妈也被治死了。在这个时候，人们攻击这个孝子，说事情全是被他搞糟了，这个孝子即使万念俱灰，心情也不可能是轻松的啊！除非他认为，不论怎样，反正老爸老妈也免不了一死，只要没有死在我手上就行了。如果这样，他的确可能怀有轻松的心情。但这样一来，他可能也称不上什么“孝子”了。……一个政治家，面对人民遭受的屠杀，历史的大步倒退，如果依然能够怀着轻松自如的心情，那固然也算是一种“修养”或“境界”，但不可能同时也是“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我认为，我们有很多的评论家，也不乏对于领袖的忠诚与对人的忠厚，但他们是否在把眼球目不转睛地聚焦于领袖——“孝子”的时候，早就把老爸老妈——人民的生死抛到脑后去了呢？
请原谅我的刻薄的比喻。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我如果对领袖不刻薄一点的话，很可能就是对人民的刻薄了。当然，这个问题仅限于意识到它的人。对于意识不到者，不存在这个问题。最后，我还向宗老求证了胡耀邦追悼会后，赵紫阳是不是去打了高尔夫球？以及和谁去打？议论了什么事情？赵紫阳对陈小鲁在1989年初香港刊物上发动“倒邓保赵”运动究竟是什么态度？等问题。宗老诚恳地说，他没有听赵提到过这些事情。由此可见，赵紫阳对外界的猜测和陈希同报告中的一些指控，是有选择地进行了反驳与澄清：如自己到底有没有智囊团？老邓对自己是否信任？自己是否有意出卖胡、邓？等等。至于那些没有反驳，又从未提起的事情，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就只能留下一些空间，供后人去“瞎想”了。
我们告别出门的时候，宗老显得有一点意犹未尽。大概是因为他没能解答我们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他怀着歉意地解释说，自己只是想充当一个帮紫阳与外界通通气的人，并没有对一些专门问题展开研究，因此很多事情也没问过紫阳，希望以后能多交流。
我认为，不抱成见，无做秀意识，怀仁厚之心，实述所见所闻，正是宗凤鸣先生的难能可贵之处。作为一个有头脑的研究者，如果要他在“一个宗先生”和“十个满脑子自己的模式和成见”的人之间选择，我想，人们毫无疑问地会选择前者。他的人格的可信度，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我们与赵紫阳这位历史人物的距离。所以，我对宗先生说：“您是不可多得的见证人！”
2006年5月3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