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与27日，纵览中国网站发表前全国人大常委顾明的秘书俞梅荪撰写的文章《危难时刻的智勇者胡绩伟——全国人大常委行使权力第一人》，文中披露，学潮持续一月，赵紫阳总书记反对戒严镇压而被软禁；20万大军被百万市民拦截和抗议，面临流血冲突；党政军各方处于乱局之中。胡绩伟提议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行使宪法赋予最高权力机关的委员们的基本权力，试图用民主与法治的方式解决问题。
胡绩伟自我评价的名言“醒时老，老时醒。”图为胡家中摆放的照片
2012年9月16日，96岁胡绩伟去世了，我潸然泪下。
上世纪80年代初期，胡绩伟领导《人民日报》，在胡耀邦总书记支持下，开明办报，政绩卓着。他的“人民性高于党性”观点，被胡乔木（政治局委员）批评，被迫辞职，转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我时任顾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秘书，见证“八九学运”戒严后，胡绩伟建议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成为全国常委会六十年来，委员行使权力第一人。
纪念耀邦释放民主诉求
1989年4月4日，全国人大闭幕式，我见到仍受大家爱戴的四川代表胡耀邦。11天后，他因病辞世。
4月21日晚，数万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露宿等待向胡耀邦遗体告别。22日，追悼大会临时由人民大会堂正门（东大门）改道北门进入，我在其中。结束后，灵车从后门（西门）驶出，前往八宝山，广大学生的要求被拒。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激起学生大游行和绝食请愿，各界上街声援，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呼唤民主与法治。
5月19日晚，我在天安门广场，十点钟高音喇叭突然播放李鹏总理宣布《戒严令》，人们震惊，愤怒责骂。随即传来，大量军车被市民拦截在六里桥等地。子夜，我到六里桥，许多军车和满载全副武装的战士，被市民们围住说教并送上开水和食物，劝其撤回，而茫然不知所措。有军官登高喊道：“感谢人民的关爱，我们奉命而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保证不开枪！”
危难时刻发起“紧急会议”
学潮持续一月，赵紫阳总书记反对戒严镇压而被软禁；20万大军被百万市民拦截和抗议，面临流血冲突；党政军各方处于乱局之中。胡绩伟提议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行使《宪法》赋予最高权力机关的委员们的基本权力，试图用民主与法治的方式解决问题。
5月21日，北京四通研究所曹思源和李曙光（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受胡绩伟委托征集委员签名联署，来找我要请顾明签名。
顾明随万里委员长出访在美国。他们说：“顾明如在，一定会支持。”我未代其签名。
接连三天，曹和李征集到不少委员在《建议书》签了名，11位得知此事而表示同意，达57位，超过常委会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
24日，胡绩伟把联名《建议书》分送万里委员长、习仲勋和彭冲副委员长，附上亲笔信。由于万里的改革开放政绩卓着，曾发表讲话：“广大学生是爱国的。”他在国外的讲话十分开明，国内各界对他寄予厚望。
据赵紫阳回忆录（2009年香港版）：“5月21日，乔石（政治局常委）来说，如不是邓小平调更多军队来京，悲剧可能避免。现在军队进不来，戒严令不起作用，成百万学生和市民涌在街上，涌在天安门广场，首都将瘫痪。我（赵）当时考虑，只有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由最高权力机关以民主与法治的形式扭转局面。此前彭冲找我（赵）说，副委员长会议一致主张提前召开常委会，彭真（前委员长）也赞成。”
新华社报道，万里一行将提前回国。随即，广大学生和市民环城大游行，口号有：“立即召开人大紧急会议”、“罢免李鹏”、“万里回国，人民期待。”
25日，我到机场接顾明，却不见万里，他被留在上海。两天后，我随顾明到机场接到万里，其秘书孟晓苏说，万里在上海逗留是“正常”的。
顾明问起，听说香港报载有委员建议召开紧急会议，自己也在其中。我告知事出有因，但未签名。顾明要我查实。我打电话给曹思源，他立即赶来向顾明解释：“港报确有顾明是差误而道歉。”
胡绩伟挨整被罢官
30日晚，央视《新闻联播》播出新华社《四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声明》如下：
日前，香港文汇报和澳门日报载，有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呼吁召开紧急会议，都有高登榜、王厚德、顾明、宋汝棼。我们根本没有签名。盗用姓名是对人身权利的严重侵犯。在这种严重时刻，编造谎言，混淆视听，不能不令人怀疑是否别有用心。
曾有四通研究所的人打电话给王厚德和宋汝棼，说是受某某委员的委托，希望在要求召开紧急会议的信上签名，王和宋均未同意。为什么委员签名，要他们插手？为什么未经同意，竟置事实和法律于不顾，编造假情况？必须进一步查清，追究其责任。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高登榜、顾明、王厚德、宋汝棼
1989年5月30日
另有李琦、刘大年两位委员发表声明被“盗用名义”，要求追究法律责任。
随即，港报发表四通研究所声明，大意是除顾明，其他委员确有其事。报社编辑按每位委员姓名作打油词。我只记得：“顾明不明”，“厚德不德。”公布了史学家刘大年签名真迹。编者按：“作为人民代表，应该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硬骨头精神。不能做随风摇摆的墙头草，更不能倒打一耙。某委员是历史学家，应有史德，不能任意拿捏历史。”
“六四”前夜，戒严部队的坦克、装甲车、大卡车分兵几路，强行挺进天安门广场，广大市民把公交车横在马路作路障，扔石头，英勇抵抗，不少人被枪杀。
“六四”之后，曹思源之妻告知，曹思源、李曙光等三人在6月3日上午失踪，很焦急。我向北京市公安局资深警官老同学打听，正好他被抽调常驻秦城监狱负责预审被捕的曹等“暴乱分子”。
我到胡绩伟办公室拜访，胡不在，其秘书常大林在写材料，很消沉。
6月29日，全国常委会开幕，我在《简报》上看到委员们一致拥护“平息反革命暴乱”，批判赵紫阳，几乎人人表态，胡绩伟受到质疑被批判。没有看到胡绩伟和顾明的发言。
全国常委会经表决通过《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决议》；撤销赵紫阳的中央军委副主席职务。
根据部分委员提议，委员长会议决定：由张承先、孟连崑、顾明、王伟四位委员组成小组，调查胡绩伟委员征集委员签名事件。
胡绩伟专案组三次通知顾明开会，两次送来材料，注明顾明亲启，我送到顾明家。我听到专案组联络员对顾明说，正在加紧审查。我不寒而栗，深为胡绩伟捏把汗。一向坦率的顾明从未对我说什么，没要我为他整理意见，看来只是应差。
当时，我在袁木（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看到四川省人大罢免胡绩伟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决定（半年后公布，我应该不会看错）。
9月底，施滨海（华东政法学院《法学》杂志记者）邀我探望胡绩伟。晚上8时，我俩找到东单煤渣胡同3号胡家，悄然绕到后门，隔窗看到胡老，推门闯入。得知我是顾明的秘书，胡老惊恐，我赶紧欠身鞠躬，以示敬仰，他放心了。
我说，顾明过去曾说：“历经延安整风‘抢救’运动，从不整人。”我俩问了胡老一些家常，不便久留而告辞。我感受到胡老内心镇静，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忡忡。
后两月，胡绩伟专案组未通知开会，未见结案报告。
另据悉，胡绩伟案的事实查清后，三位正副委员长均认为胡绩伟是正当履行委员职责，不能视为非法或违纪，不予处分。
1990年3月，胡绩伟突然被四川省人大和全国人大分别撤销其代表和常委等职务；原单位人民日报社党委，做出开除其党藉的决定，上报中央，因一些元老反对，改为留党察看两年。
常大林被调《博览群书》杂志。数年后，他对我说：“胡老深入反思，不断在港刊发文，还撰文百万字，自编自印《文选》数集。”
胡绩伟的反思与呐喊
胡绩伟撰文：“八九民运”被镇压，大规模的政治批判和组织清洗席卷全国，还谈得到什么民主？！人代会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制度，但以党代政，包办和决定一切，人代会成了党的下属组织和政府的附属单位。党中央变成专制独裁的最高权力机关。北京发生大屠杀，常委会不能问也不敢问，连开一次紧急会议来议论一下都不行，这样的最高权力机关，这样的民主和法制，被标榜为社会主义的高度民主，哪里有一点民主的气味呢？
胡文指出：赵紫阳是正确的，罢免其总书记职务违反党章，被软禁被监控违反党纪国法。胡耀邦为党为国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被邓小平“逼宫”而下台，邓是历史的罪人，胡冤案应平反。
胡绩伟精神感召我为民办实事
胡绩伟“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精神是我的楷模，后来我尝试用宪政之法为弱势群体维权做了两件实事成先例，受到垂暮之年顾明的热情鼓励。
2002年初，国务院新颁《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把所有的单位和个人在未经授权的非商业合理使用软件，定为非法并处高额罚款而成恶法，百姓反响强烈。“两会”期间，我参与游说代表、委员，60多位分别向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提交《议案》和《提案》，要求修改条例。年底，最高法院发布司法解释，把软件保护限制在商业使用范围内，极大的缩小了打击面。
2004年初，河北省四万水库移民款被当局挪用，上访8年未果。“两会”前夕，我参与指导移民们提出罢免该市党政领导人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动议，征集了一万三千失地农民签名联署，代其呈送全国人大会议秘书处和吴邦国委员长，虽未被理睬，但“万民折”震动了地方领导，而对访民改打压为安抚，用五亿元解决了常年大规模群体性上访问题。
胡绩伟在位时主持起草“新闻法”，下台后一直呼吁翻案“六四”，上书要求落实宪法第三十五条“言论和出版自由”（笔者参与签名）等，直至去世，仍未实现。
两年来，中共体制内呼吁政改的开明智者朱厚泽、李普、谢韬等相继辞世，历史的重任正向吾辈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