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冲毛泽东怒吼：你怀念杨开慧，我想念唐纳!
文章来源: 叶永烈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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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采访郑君里夫人黄晨，是那样的方便，从我家的阳台上，便可以看见她家的窗口。一九八六年六月我去采访她。
她刚从香港回来。国恨家仇，十年风霜，在她的前额刻下深深的皱纹，黑白参半的头发成了灰色。一提起江青，她咬牙切齿：“这个蓝苹，害得我家破人亡……”
在公审“四人帮”的日子里，亿万观众都曾从电视屏幕上见到过她。
那天，她穿了灰色法兰绒上衣，拢了拢头发，非常镇静地步上原告席。
被告席上，那灰白色的铁栏杆围着一张高背木椅，江青穿着一件低领的黑上衣，套着一件黑色棉背心，上面打着一个显眼的补钉。她挺直脖子，瞪着眼睛，强装着一副“旗手”的神态。
“蓝苹!”黄晨一见到江青，眼中迸出愤怒的火花，大声地喝道。
江青不由得一惊，呆住了。自从公审以来，当着法官，当着众多的旁听者，还未曾有过叫她“蓝苹”的。不，不，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敢当面叫她“蓝苹”的了。
江青转过脑袋，视线转向原告席，倒吸一口气，说了一句：“阿黄?!”
她确实感到震惊：因为她以为黄晨早已不在人世了。
“你是什么东西，叫我阿黄?”黄晨怒不可遏，用手一拍桌子，厉声道：“你逼死我丈夫郑君里，我要控诉!我要揭发!……”
通过电视，黄晨在亿万人民面前，揭发了江青迫害郑君里致死的罪行，揭发了江青策划的“十·八”抄家案……
黄晨正气凛然，义正词严，江青不得不低下了那傲视一切的脑袋。
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上，记下了江青的这一罪恶：“一九六六年十月，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蛟在上海非法搜查郑君里、赵丹、顾而已、童芷苓、陈鲤庭五人的家，致使他们受到人身迫害。”在被迫害致死的社会各界人士名单中，提及了“著名艺术家郑君里”。
郑君里，他的名字与中国电影紧紧联系在一起：三十年代，他担任了《野玫瑰》、《大路》、《迷途的羔羊》、《新女性》等影片的主要演员;四十年代，他和蔡楚生编导了轰动中国影坛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导演了锋芒直指国民党反动派的《乌鸦与麻雀》;五十年代，他导演了优秀影片《宋景诗》、《林则徐》、《聂耳》;六十年代，他导演的《枯木逢春》受到了人们的推崇……诚如袁文殊为郑君里的遗著《画外音》一书写的序言所说，他是“一位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广博的理论修养，才华茂盛的电影导演。”
电影演员蓝苹，本是郑君里夫妇的好友。
袁牧之(大哥)、郑君里(二哥)、唐纳(三弟)、赵丹(四弟)因志同道合，曾经结为四兄弟。蓝苹曾是唐纳之妻，跟郑君里夫妇过从甚密。
一九三六年，当三对新人——唐纳和蓝苹，赵丹和叶露茜，顾而已和杜小鹃，在杭州六和塔举行婚礼时，沈均儒为证婚人，而郑君里为司仪。
黄晨与蓝苹互以“阿黄”、“阿蓝”相称。看到一块合意的料子，一起买来，做成一色的两件衣服，黄晨和蓝苹同时穿了出来。
黄晨还记得，一九五一年，当她出差到北京，住在电影局招待所，江青闻讯，派来了汽车，接她去中南海。那时的江青，穿着一身土蓝布列宁装，还念旧情。江青曾经说，如果她愿意，可以帮助她去苏联学剧场管理……
然而，当江青成了“旗手”，大言不惭地自吹自擂：“三十年代在上海，我是第一流的演员，但这并不是我的主要工作。我做革命工作，地下党，领导工人运动……”
鲜红的历史，闪光的道路!这种连草稿都不打的牛皮，只能骗骗挂着红袖章的红卫兵。
一想到深知她的底细的郑君里夫妇，特别是落在郑君里手中的那封信，江青如坐针毡……
欲除心病，江青最初找的并不是叶群、江腾蛟，却是张春桥。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革”的大幕已经拉开。一天，郑君里回到家里，神情黯然。看得出，他遇上了不愉快的事儿。
果真，他告诉黄晨：“今天，张春桥找我谈话。”
事情颇为突然，厂里通知他，到“康办”去一下。
张春桥板着面孔，在康平路市委办公室里接待他。
在说了一通端正态度、积极投入“文革”，跟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划清界限之类话以后，张春桥把话题一转：“我知道，你跟江青同志早就认识，有过交往。江青同志现在的地位，跟过去不同了。她过去有一些信件之类的东西，还在你家里。这很不妥当。你回家清理一下，找出来，密封，交给我。”
郑君里明白，这是张春桥找他谈话的真正目的，他从张春桥的话中听出，显然是奉江青之命找他——除了江青本人之外，别人不会知道那封信的。
当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时，上海市副市长梁国斌在侧。
据梁国斌回忆：
“一九六六年六月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曾对我说，江青现在是主席的夫人了，她有照片、信件在郑君里家，我要找郑君里谈一次，为慎重起见，你也参加一下。我答应了。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时我在场……
“张春桥对郑君里说，现在江青的地位不同了，她过去还有一些信件等东西在你家里，存藏在你家不很妥当，还是交给她处理吧!郑君里完全答应。”
郑君里和黄晨一起在家中翻找，总算找出一包材料，密封，托厂里转给张春桥。
梁国斌回忆道：
“事隔约一个星期左右，张春桥对我说，郑君里那里的信件、照片等交出来了，已转交给江青，她当场烧了。”
这么一来，郑君里似乎“太平”了。
不料，过了些日子，张春桥又一次找郑君里谈话。
这一回，张春桥的脸上乌云密布，仿佛马上就要发出闪电和雷鸣。
他不再绕弯了，单刀直入道：“江青同志有一封信在你手中，你为什么不交出来?”
从话语中可以听出来，显然，江青已经看过郑君里上一次交给张春桥的材料。
“那封信，早就不在了。”郑君里答道。
“你再好好回忆一下，把信找出来。”张春桥依然不放过他。
郑君里回到家里，忧心忡忡，他早就销毁了那封信，眼下交不出来，而江青又紧追不舍。
黄晨和他翻箱倒柜，郑君里向来很重视保存创作资料，便于写作，他保存了许多三十年代电影书报、剪报。凡是其中涉及蓝苹的，都一一交出。
黄晨还找出了一张四人合影的照片——唐纳、蓝苹、郑君里，她。
她记得，那是在一九三六年，他们在霞飞路(淮海中路)万籁鸣兄弟所开的“万氏照相馆”里拍的。
郑君里见到这张照片，立即放入上交材料中。黄晨虑事比丈夫仔细，只见她拿起剪刀，剪去了唐纳。郑君里会意，赞许地点了点头。因为如果不剪去唐纳，更会招惹麻烦。
再也找不出别的“防扩散材料”了。郑君里深知，这一回的材料仍没有那封信，江青势必不会放过他，于是，郑君里给江青写了一封信，说明信件“没有保存，只是理出几张三十年代的老照片，请你处理吧。”他了解江青的脾气，她是一个一不做、二不休的女人。为了避免她的纠缠，他在信中还写道：“运动之后，我们搬到农村去落户，搞搞文化馆的工作……”
虽然郑君里已经退避三舍了，然而，他并没有从江青的记忆中消失，恰恰相反，她已把他视为心腹之患了。
她要借刀杀人，这“刀”便是叶群。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二十七岁的生日，成为红卫兵的盛大节日。一百五十万红卫兵云集天安门广场，使那里成为一片红色的海洋。江青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离毛泽东只咫尺之遥，挥动着小红书，向红卫兵招手。她深深地被权力的魅力所吸引，所陶醉。
就在天安门城楼上，她见到叶群。叶群邀她到毛家湾走走，她答应了。
三天之后，江青出现在毛家湾林彪寓中。
江青和叶群在微笑中，谈成一笔肮脏的交易：“你替我拨去眼中钉，我帮你干掉私敌。”
于是，江青说起了郑君里，说起了落在郑君里手中的一封信。
于是，叶群通过吴法宪，电召江腾蛟火速来京。
于是，十月八日深夜，一伙不速之客，光临上海武康大楼郑君里家中……
据黄晨回忆，在抄家的时候：
“不准任何人进出，对我们搜身，叫我们把所有的首长的文字东西都拿出来，把我们的书翻了一地……把君里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创作手藁、资料搜刮一空，连我的小儿子从幼儿园到高中作业的成绩报告单都拿走了。……”
“大抄家后，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就把君里秘密地抓走了。在监狱里，君里同志受到惨无人道的严刑逼供，仅两年就活活被折磨死了……”
江青要追抄什么信
在采访黄晨之前，我曾听到一种关于那封信的传说。
据说，江青在一九五八年，给郑君里写过一封信。
这封信，是因毛泽东写了那首《蝶恋花(答李淑一)》引起的。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上海《新民晚报》连载了《访李淑一》一文，记述了记者访问当时在上海老友钟淑贤家做客的李淑一。其中一段，详细谈及了毛泽东写作《蝶恋花》的经过。可以说，李淑一的这段话，是关于毛泽东为什么写《蝶恋花》的最权威的解释：
“李淑一同志说，那是一九五七年的过年，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贺年信去，因为我已经有三年没有写信给他，算是向他请安的。还给他寄去了一首一九三三年夏天的旧作求教。当时(指一九三三年)因为道路传闻，说直苟已不在人间，有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直苟回去，样子非常狼狈，我哭泣着醒来，和泪填了一首《菩萨蛮》，原词是这样的：‘兰闺索寞翻身早，夜来触动离愁了。底事太难堪，惊依晓梦残。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同时，我还要求他把他从前写赠杨开慧烈士的一首词写给我。
“主席回信是五月十一日。他的信一开头就说：‘惠书收到。过于谦让了。我们是一辈的人，不是前辈后辈关系，你所取的态度不适当，要改。’(引者注：《新民晚报》所登毛泽东致李淑一信，个别字句有误，引者已据《毛泽东书信选集》更改。)意思是我不应当用‘请安’的字眼。我的《菩萨蛮》他看了，信里说，
‘大作读毕，感慨系之。’他没有把以前赠杨开慧烈士的词再写出来，他说那一首不好，‘有《游仙》一首为赠’，还说，‘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但词里有之，如咏七夕之类。’这就是大家已经读到的‘我失骄杨君失柳’那一首《蝶恋花》。
“这首词寄到学校后，(长沙)第十中学(即前福湘女中，李淑一的工作单位。)的同学争相传诵。湖南师范学院的学生也知道了，他们想在校刊上发表，写信去请示毛主席：可否在校刊上发表?后来主席亲自复信，同意发表，只是把题目改成了《赠李淑一》。后来，《人民日报》、《诗刊》和各地报刊都登了……”
柳直荀是李淑一的丈夫，毛泽东的战友，牺牲于一九三二年湖北洪湖革命战争。杨开慧为毛泽东夫人，牺牲于一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李淑一的一席话，把毛泽东写作《蝶恋花》一词的前后经过。说得清清楚楚。李淑一的信，引起毛泽东对柳直苟烈士、杨开慧烈士的怀念，写下“我失骄杨君失柳”那样充满深情的词句。
这一切，既是人之常情，也是革命之情，战友之情。然而，却触动了江青那根歇斯底里的神经。江青当着毛泽东的面狂叫：“你怀念杨开慧，我想念唐纳!”
江青一气之下，给郑君里写了一封信，打听唐纳在国外的地址……
据传，江青要追索的，便是这封在一九五八年写给郑君里的
当然，这仅仅是“据说”、“据传”而已。因为关于那封信，一直是一个谜：不论是对张春桥或者叶群面授机宜的时候，江青只是说有一封重要的信落到郑君里手中，并未谈及是一封什么内容的信件。何况叶群已死，张春桥则以缄默对抗，无法从他们那里查清江青千方百计要追回的是什么信。
此事唯有江青知，郑君里知。
不过，在一九八○年十二月一日下午特别法庭开庭审问江腾蛟时，江腾蛟的交代，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问：“你到北京以后，叶群怎么给你具体交代任务的?”
答：“叶群跟我讲，江青一九五八年有一封信落到郑君里、顾而已他们手上，现在要把这封信收回来……”
这里提及的顾而已，显然是江青使用的“障眼法”。她要追寻的，是落在郑君里手中的信——正因为这样，她指使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并没有找顾而已谈话。
江腾蛟的交代，明确地说出了要追查的是江青一九五八年的信。
在审问时，审判员高斌特地追问了一句：
问;“到底要搜查江青什么时间的信?”
答：“五八年，我记得很清楚。”
一九五八年，早已成为“第一夫人”的江青，怎样会“有一封信落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郑君里的手中呢?
不是“落到”他的手中，是她写信给郑君里!
江腾蛟的交代，清楚地证实了江青要追查的那封信，是怎么回事。
在笔者访问黄晨时，她说郑君里怕惹事，早在张春桥找他谈话之前，已经烧掉了江青的那封信。正因为这样，张春桥一直追逼之下，他也无法交出江青所要的一九五八年写给他的信。（作者：叶永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