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段祺瑞与邓小平 三一八惨案PK六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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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中，一位名叫段昌隆的年轻人于6月4 日凌晨在北京民族宫丧命。他是民国时期著名军阀、北京临时政府执政段祺瑞的侄孙。2004年，“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之一刘晓波撰文《由段琪瑞的侄孙死于六 四屠杀而想到的》由此展开，将段祺瑞政府的三一八惨案与邓小平主政时期的六四事件进行对比并直言，与“三·一八惨案”之后的媒体和知识界的表现相比，六四 事件后的中国，是个自由和良知双重匮乏的社会。没有媒体的公开呐喊，没有知识界的义愤表达，更无法为亡灵举行社会性公祭，而且是整整十五年的沉默。全文如 下。

2014年4月20日，香港尖沙咀纪念六四展览，一名学生站在中共已故领导人毛泽东和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学生领袖柴玲的相片前

六四已经十五年了。

读丁子霖女士的《六四死难者寻访实录》（见《民主中国》2004年3月号、4月号），听蒋彦永大夫为六四正名的呼喊，我再次被震撼，难以摆脱的羞耻感咬嗜着灵魂。

每年都坚持为亡灵写点什么，与其说是展示自己的勇气，不如说是对亡灵的忏悔。每次坐在电脑前，坟墓的倾诉萦绕不去，耳边响起的是这样的警告：活人必须怀着足够的谦卑和敬畏，倾听来自坟墓的诉说，六四亡灵们才能教会幸存者什么是活着，什么是死去，什么是虽死犹生。

一、两个儿子和两位母亲

据我所知，在六四难属群体中，有两个死去儿子的家庭， 曾经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名门。一个是人们比较熟悉的丁子霖女士的家庭，其叔父是中国最著名的地质学家、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丁文江；其子蒋捷连，中弹于北京市 木樨地地铁站口附近，年仅17岁，正在人大附中读书，丁文江是蒋捷连的舅外公。

另一位死于六四屠杀的年轻人则比较陌生，他是周淑庄女士的儿子段昌隆，乃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军阀、北京临时政府执政段祺瑞的侄孙。段昌隆是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应届毕业生，6月4日凌晨遇难于北京民族宫附近，年仅24岁。

据丁子霖女士的难属寻访录《被害者段昌隆和他的母亲》 一文介绍：“昌隆不是被乱枪打死的，也不是官方所称的‘误伤’，而是被戒严部队故意杀害的。他就倒在开枪者的跟前。”被害经过是：“昌隆是6月4日凌晨遇 难的。他左侧心脏大动脉中弹，是由小口径手枪近距离射击致死的。据事后了解，那天晚上他出门去寻找他的妹妹和女友，当他推车至民族宫附近时，正遇上东进的 戒严部队与民众形成对峙局面，群情激愤，情势紧张，一场杀戮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昌隆目睹这种局面，随即跑步前去劝解。他当时也许想，这样僵持下去后果不堪 设想，如果向双方说明道理可能会避免悲剧的发生。可是他没有想到，当他跑向戒严部队前排一位看来是指挥员的军官跟前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彻底粉碎了他的善良 愿望。而这颗罪恶的子弹，就是从那个军官的手枪枪口射出的。”（见《民主中国》2004年4月号）

过于年轻的生命，消失于刽子手的屠戮，怎能不刺穿母亲 的心！儿子昌隆遇难后，悲愤的母亲周淑庄变成了一位勇敢的母亲。她是最早敢于面对境外媒体说出屠杀真相的母亲之一，也是“天安门母亲”的骨干。她不倦地为 那些无辜死难者及其难属奔走呼号，从不向强权的恐怖威慑低头。早在1993年，周淑庄就与丁子霖一起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披露了儿子段昌隆的被害经 过，谴责六四大屠杀。1995年8月，丁子霖和蒋培坤夫妇在江苏无锡遭到非法关押，周淑庄通过海外媒体挺身而出，谴责当局对丁子霖夫妇的诽谤和迫害，用雄 辩的事实和充分的道义维护了难属群体的名誉。1998年，北京市安全局命令中国银行无锡分行冻结了一笔来自德国的“六四”人道捐款，周淑庄和难友们向当局 发出了强烈抗议，并一起前往国安部进行交涉。在“六四”十年祭的1999年，108位难属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了控告刽子手李鹏的起诉状。在这一法律维权 行动中，周淑庄不顾体弱多病，多次接受海外媒体的采访，控诉刽子手的反人类罪行。不幸的是，她终因不堪重负而突发脑血栓，从此半身不遂，至今未愈。

两位名人之后都倒在共产党的枪口下，两位母亲共同站出 来讨还公道。这，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但在敌视民意的制度下，又是必然：大屠杀的发生是必然，它是独裁强权实施恐怖统治的极端化；正如当年的周作人，在目睹 了近现代中国的各类政府的一系列杀戮之后，近乎绝望地写道：“我觉得中国人特别有一种杀乱党的嗜好，无论是满清的杀革党，洪宪的杀民党，现在的杀共党，不 管是非曲直，总之都是杀得很起劲，……把杀人当做目的，……尽量地满足……残酷贪淫的本性。”（参见张菊香编：《周作人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7年6月出版，P170）只要独裁制度不灭亡，恐怖统治就不会消失，滥杀无辜的野蛮也不会根绝。

纵观中共的历史，其对内杀人并非始于“六四”，至少从 肃AB团开始，中共就在制造大冤案，延安整风也制造了众多冤魂，掌权之后的阶级灭绝就更肆无忌惮，镇反、三五反、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一路镇压过 来，直到用全副武装的军队屠杀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与平民。因为，暴力性的整肃和镇压是中共得以夺权、掌权、维权的秘诀之一。

与此同时，受难者讨还公正之路的漫长和艰辛也是必然，被凌辱遭迫害的国人的自发抗争已经持续了数代人，还将继续下去，直到恐怖政治被终止和人权至上被确立。

二、两大惨案和两个政府

在众多六四死难者中，我之所以单独挑选段昌隆来为文，绝非因为他是名门之后，而是他的受难让我想起中国现代史上的另一著名惨案，并通过类似事件的历史对比来凸现当下中国的现实。

1926年，也就是六四大屠杀的63年前，中国现代史 上也发生过一次政府对学生的著名屠杀，史称“三·一八惨案”。死于六四屠杀的段昌隆，他的叔祖父段祺瑞执政的北洋政府，曾在官邸前镇压徒手请愿的学生，打 死47人，伤200多人，死难者中有一名女学生叫刘和珍，因鲁迅的沉痛悼文而名垂青史。

一个必须对屠杀负有责任的政权及其执政者，该如何面对 这罪恶，不仅检验着政权本身的善恶，也检验着执政者本身的为政之德和人性之有无，更能突现出历史的进步与倒退。毫无疑问，两次屠杀皆是大罪恶，但两个时代 的两个政府——军阀混战时代的北洋政府与和平建设时期的中共政权——对这罪恶的态度却迥然不同——今天的中共政权远不如当年北洋政府。

回到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尽管，当年 的北洋政府是军阀政权，段其瑞本人也是著名军阀，其执政时期的独裁和乱相颇受病垢。然而，执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 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

中国知识份子和媒体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良知，用同仇 敌忾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刚刚动过手术、正在住院）、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著名 知识份子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鲁迅先生更是激愤不已，为此而终止正常创作，就此惨案连续写了七篇檄文，名垂青史的 悼文《纪念刘和珍君》便是其中之一。

当时，诸多媒体加入谴责屠杀暴行的行列，如《语丝》、 《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地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 “三·一八惨案”真相，在惨案发生后的12天内，就连续发表了113篇有关“三·一八惨案”的消息、评论、通电，《京报·副刊》也发表了有关文章103 篇。

惨案发生后，北京各高校和大学校长、教授也纷纷谴责段 祺瑞政府的。时任北大校长的傅斯年在昆明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关麟征，傅斯年第一句话就是：“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 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1926年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万人公祭大会。北大代校长 的蒋梦麟在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他说到这里竟潸然 涕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强大的民意压力也启动了半死的国会和司法，曾被讥为 “花瓶”的国会也破天荒地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发表正式档认定：“此次集会请愿 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条之重大嫌疑。”由此可见，当时中国，还多少有些议会政治和司法 独立。最后，执政府的国务院总辞职，执政段祺瑞颁布“抚恤令”。

尽管如此，也没有最终保住民心尽失的军阀政权。因为， 对于一个政府来说，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学生与平民百姓开了枪，不仅践踏了为政之德的最低底线，也越过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界限。正如周作人在《为三月十八日 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书》中所言：屠杀学生和平民的政府，“同情、信用与期望之损失是无可估量，也无法挽救的”。所以，在屠杀发生后不到一个月，段祺 瑞政府就在遍布全国上下的抗议声中于1926年4月倒台。而国民党北伐之所以迅速成功，除了军事上获得苏联的大量支持之外，国民党相对于军阀政权在政治道 义的优势，也是其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段祺瑞军阀政权的合法性资源，已经因“三·一八惨案”而丧失殆尽。

总之，在发生“三·一八惨案”的1926年，中国虽然 因军阀混战而乱相丛生，但那毕竟还是个有些许言论自由、议会政治和司法独立的时代，政府合法性的来源多少还有主权在民的影子，所以，践踏了最低的为政底线 的政府暴行不可能畅通无阻，杀人者也不可能仍然大权在握且满世界招摇，并用“稳定”之类的理由来炫耀脸上的血污。

（以上史料，请参见：傅国涌《三·一八枪响之后》，摘自“文化先锋网www.whxf.net；吴言《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三一八“惨案七十三周年祭》，载于《二十一世纪》1999年6月号；《”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江长仁编，北京出版社1985年出版）。

无论在当时还是在掌权之后，中共为了自我美化，也常拿 “三·一八惨案”大做文章。毛泽东在把鲁迅塑造成革命文化的“偶像”的同时，鲁迅的名文《纪念刘和珍君》也被编进了中学课本。正因为鲁迅为“三·一八惨 案”写就了这篇著名祷文，“民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才变成民族记忆的一部分。

然而，丁子霖女士等人收集到的证词和难属群体长达十五 年的抗争，蒋彦永大夫前不久给中共高层的公开信（截至3月19日，已经有上百篇赞扬蒋大夫的文章、近五千多个支持蒋大夫的签名），多份在互联网上流传的当 年亲历者的回忆……已经见证：在六四惨案中，中共杀人更多、手段更残忍，不仅有枪击刀捅，还有坦克碾压。

而且，惨案发生后，中共政权又是如何对待六四大屠杀的呢？中国社会的自由度又是如何呢？中国的媒体和社会名流又有怎样的表现呢？

在政府方面，没有高官的认错悔罪，没有政府的“抚恤 令”、没有国会追究责任者的决议，没有独立司法调查，没有惩罚任何刽子手，更没有内阁总辞职。而且，当大屠杀的罪恶已经昭然于天下之时，面对全国性的悲 愤，也面对世界性的谴责和制裁，中共政权非但死不认帐，反而开动一切宣传机器为大屠杀辩护，大搞全国性的人人过关的审查表态，并封锁还原历史真相的所有资 讯，镇压所有谴责大屠杀的良知者，连失去亲人的难属也难逃压制；在官方的压制和封锁下，冤死的亡灵们及其难属，成为难见天日的黑暗中的词，天安门母亲们从 事的“还原历史寻求公正”的人道救助运动成为极危险的事业，难属们无法公开祭奠亲人的亡灵，坚持公开为六四亡灵讨还公正，就要冒巨大的人身风险，甚至好心 人给六四难属的人道捐款也被非法冻结和扣留。六四，这一当代中国的关键字，在大陆境内的所有媒体上皆被“遮蔽”，关于六四真相的言说很可能导致言说者被打 入黑牢。

虽然，在国内外的压力之下，中共政权对八九运动的定 性，经历了由“暴乱”、“动乱”到“政治风波”的转变，但直到十五年后的今天，中共仍然不肯认罪认错，非但从未见过现政权的任何首脑表示过丝毫忏悔，也从 未有刽子手受到过应得的追究，如，负有主要罪责的高官李鹏在权力宝座上风光十三年，甚至在下了台的今天仍然逍遥法外，过着高层权贵的安逸生活。恰恰相反， 中共的在职高官们一直强词夺理，以“稳定第一”的借口来为大屠杀进行辩护。最新的辩护出现在3月14日下午的人大记者会上，总理温家宝在回答美联社记者关 于蒋彦永上书的提问时，尽管他含糊其词地绕过官方的六四定性问题，但他的说辞显然是早已准备好的老一套，无非是强调中国需要稳定，十五年的经济发展证明稳 定的重要，没有稳定就什么都没有，作为总理他最关心稳定……云云。

然而，就在温家宝用稳定论为六四大屠杀辩护之前，人民 大会堂里的2900多位代表，刚刚以2863票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草案”。前一刻是以根本大法的庄严形式承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后一刻却是为中共政 权的反人权罪行做辩护，岂不是自打耳光！电视直播，使全世界都看到了这种荒谬的悖论，即便修宪了，承诺了，谁会相信中共有诚意落实“宪法”承诺！

段祺瑞政府和中共政权对屠杀的不同态度，虽有两个政权 对社会控制力不同的原因，即军阀政权无力对社会实施全面的严格控制，而中共政权则牢牢控制着全社会的主要资源。但是，正常的为政逻辑应该是：越是能够控制 社会全局的政府，就越不应该恐惧到丧失最低理智的疯狂尺度，越不应该采取极端野蛮的暴力手段对待自己的人民；在犯下罪行或错误之后，越有能力和自信面对自 己的错误甚至罪恶。所以，六四大屠杀是独裁权力的疯狂之举，中共的死不认账就是罪上加罪，再次凸现了这个制度及邓小平、李鹏等人的邪恶、残忍和人性匮乏。 换言之，这种从不知罪认错、从不道歉不忏悔的顽固态度，即便与当年的军阀政府相比，也是巨大的历史倒退。

在社会方面，与“三·一八惨案”之后的媒体和知识界的 表现相比，六四大屠杀后的中国，是个自由和良知双重匮乏的社会。没有媒体的公开呐喊，没有知识界的义愤表达，更无法为亡灵举行社会性公祭，而且是整整十五 年的沉默。由此，六四血案，既是中国当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也是最耻辱的一页。这种黑暗和耻辱，不仅是独裁政权的野蛮屠杀和死不认账，更是媒体和知识界的 万马齐喑，特别是有地位有影响的社会名流的普遍沉默。强权和懦弱的相互勾结不断地加深着这黑暗这耻辱。

在当时的国情下，即便媒体被官方操控，无法象当年的 《京报》等报刊那样发出呐喊，知识界也可以通过境外媒体发出良知的声音，也可以不屈服于人人过关的大清查，用消极抵抗来拒绝与杀人者合作。然而，只有极少 数社会名流敢于挺身而出，而绝大多数精英们，包括那些积极参与八九运动的精英们，大都被恐怖压弯的脊梁，要么逃亡和被捕，要么靠出卖良知过关，至多是保持 沉默。被奉为中国知识界良心的巴金在哪里？那些曾经反对戒严的名流们在哪里？各大学的校长、教授们在哪里？

面对六四亡灵，这种人性的贫血，不仅是政府的死不认 错，更是媒体和知识界的万马齐喑，是有地位有影响的社会名流的普遍沉默。恐怖的大屠杀和人人过关的大清查，拷问出中国精英们的“小”来，他们最缺少的，不 是知识积累和社会名誉，也不是对醒目的常识性罪恶的判断混乱，而是在大恐怖面前的坚定的道义立场和良知勇气。

而极少数敢于继续质疑六四定性的著名知识人，象丁子霖、鲍彤、吴祖光、李慎之和蒋彦永等良知者所得到的同情和支持，大多是盗贼般的偷偷摸摸的耳语。而一个只要求虚伪的表态式效忠的政权，根本不在乎私人饭局上的和居家客厅中的骂娘。

六四后，从中国整体精神氛围上看，对民间的自发正义感 和同情心的伤害之惨烈，无过于在中共的野蛮大屠杀面前，社会的名流们和精英们的自私懦弱；无过于在随之而来的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的过程中，面对特权阶 层对社会财富的肆无忌惮的掠夺，精英群体本身的媚权媚钱的倾向。正是由于精英阶层的整体性懦弱，致使杀人者在垄断权力和犬儒主义的庇护下，不但能够轻易地 逃避承担罪责，而且可以继续在权贵私有化中一夜暴富。

三、该怎样安慰六四亡灵

如今，段昌隆的亡灵安葬在京郊的万安公墓，就座落在他 叔祖父段祺瑞墓的旁边。祖孙两代人的墓碑，铭刻着中国人所经历的大半个世纪的苦难历程。我想，亲历过两次屠杀的祖孙两代的亡灵，也决不会安眠：叔祖父的亡 灵，是否会反思军阀政治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是否至今还在忏悔当年的屠杀？而侄孙的亡灵，在封喉的制度下，已经等待了漫长的十五年之后，一定还在顽强地控诉 着暴政的屠杀。在这种来自坟墓中的倾诉面前，刽子手必须知罪并接受法律的审判，六四大屠杀的幸存者理应打破沉默，用顽强的民间记忆来为亡灵申诉，直到历史 真相得以还原、公正得以伸张。

现在，提起周作人，国人大都知道他是“汉奸”，但很少 有人知道“三·一八惨案”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他的悲愤和良知决不次于其兄鲁迅。惨案发生后的半个月里，周作人就写下过六篇谴责北洋政府的檄文，参加了多 项要求惩办刽子手、为死者讨还公正和补偿的社会性活动。周作人还属于极少数对惨案难以释怀的知识份子，在惨案发生的两个月后，他又接连写下过《闲话四则》 （5月24日）、《死法》（5月31日），百日祭文《六月二十八日》。在1928年国民党屠杀革命青年时，他又写下《“三·一八”的死者》；在惨案过去了 二十年后的1945年3月18日的日记里，他写下过揪心的回忆文字：“‘三一八’的第二天，下着小雪，铁狮子广场上还躺着好些尸体，身上盖着一层薄 雪……。”当历史进入了毛泽东时代，就在另一场屠戮生命及人性的大悲剧——文革——即将开始的1966年3月18日，也就是距“三·一八惨案”的第四十个 祭日里，周作人在日记里感叹道：“今日是‘三一八’纪念，倏忽已是四十年，现在记忆的人，已寥若晨星矣。”

而在当下中国的知识群体中，对已经过去了十五年的六四惨案，又有几人能够坚守类似周作人的记忆。

我们这代人，大都熟悉鲁迅的名句：“真的猛士，敢于直 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却陌生于鲁迅在评论罪恶时的另一句话：“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六四大屠杀，已经过去十五年了，难道我 们这个民族亏欠亡灵的“利息”还不够大吗？难道我们真要让遗忘和冷漠毒化灵魂，让亏欠的“利息”继续成倍成倍地积累吗？

固然，大陆民间的力量还相对弱小，现在还无法改变独裁 者的自私和冷血，但是，对政权而言，中共在用刺刀戳穿了年轻的身体的同时，刺刀尖也翻转地刺向政权合法性的心脏。野蛮镇压，仍然是中共政权不能不掩盖而又 无法掩盖的致命伤，持续的阵发性抽搐令这个表面稳定的政权充满了“亡党”的恐惧；对民间而言，年轻的血，仍然是自下而上推动政治改革的最大道义资源。民 间，特别是自称坚守民间立场的社会名流们，起码可以要求自律，坚守住做人的底线，象珍惜自己的名誉那样，珍惜用诸多年轻的生命换来的道义资源——民间向独 裁抗争的仅有的资源。

中国人不会忘记，全世界也不会忘记，在天安门附近的长 安街上，一位青年只身挡坦克的画面，它已经是广为人知的最具象征意义的六四形象。直到今天，这个画面还会不时地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媒体上和公益广告中。就在 前不久，大陆央视5频道转播北美职业球赛时，画面上赫然出现这一六四形象：一边是碾过长安街的坦克钢铁长龙，激起世界性的人神共愤；一边是手无寸铁的青年 拦截坦克的只身血肉，感动过整个世界的抗暴英雄。

以丁子霖女士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已经顽强抗争了 十几年；蒋彦永大夫在不久前也勇敢地站出来，以他的亲历见证历史和呼唤正义。难道这些公开表达自己良知的行为，对那些珍惜社会声誉的精英们，还构不不成一 种道义压力吗？对沉默了十五年的大多数还构不成一种道义感召吗？面对一无所有的、甚至其所得只有负数的受难者，难道就不肯付出一点儿博爱之心、养成一种平 等之怀和正义之气，为他们争取本来应该属于他们的公道吗？也为自己争得本应具有的做人尊严吗？！

六四后，说当代国人不知耻辱地苟且偷生，一点也不过 分。十五年了，奔小康的热情已经消解掉耻辱感，未泯的良心也在过久的沉默中逐渐失血，还会想到六四亡灵的人，意识到良心亏欠的人，似乎越来越少。特别是精 英们，在权力、金钱和知识的一体化结盟中，活得体面而滋润，肚皮的凸起和灵魂的干瘪，构成当代中国精英的标准形象。

当我们在夜深人静单独面对自己的灵魂时，还有没有来自内心深处的疼痛和道义上的负罪感？有没有发现自己的懦弱、自私、谎言和无耻。要是有，那么六四大悲剧还留下了点儿什么；要是没有，那就什么也没有了。

我承认，提起六四，大多数精英都有不同于官方定性的想 法，也可以称之为良心未泯，然而，当未泯的良心得不到勇气的支持，也就只能以沉默来逃避，并自编出一套理由来为沉默辩护，以求得内心的安宁。社会名流们为 沉默辩护的通常说辞是：“对中国的改革，不光要有激情，更要有理智。中国的事情急不得，欲速则不达，要等待时机，到时候我一定会说，但不是现在，现在还不 是公开打出六四牌的时候，也就不是公开说话的最佳时机。”

悠久的士大夫传统中，那种“杀身成仁”的殉道勇气消失殆尽，而优雅潇洒的明哲保身却一代代发扬光大：遇明主逢盛世则显，而遇昏君遭乱世则隐。多么机智的计算，亡灵们的血变成了何时出手才最有利的政治王牌。

于是，在中共政权受到世界性强烈谴责时，也是大陆民间 发出强大声音的最好时机，他们不说话，要等到最恐怖的逮捕、清查和审判过后，看看邓小平的进一步动作再说，一晃就是两年。等到92年南巡了，他们又说：只 要邓在，说了也没用，要等邓小平死后再说，一等又是五年。等邓小平死了，中共第三代接班已成定局了，他们又说还要等等，看看第三代究竟想干什么再说；第三 代接班后有半年小阳春，他们刚想开口呐喊，接下来是镇压民主党和法轮功的肃杀之秋，他们又赶紧收声，私下说第三代没戏，说了也没用，再等等，等到第三代下 台再说，一等又是七年；等到第三代下台了，李鹏全退了，与六四毫无瓜葛的胡温上台了，他们又说六四的受益者江泽民还握有枪杆子，胡温仍然受到很大的制肘， 胡温究竟想干什么、能干什么，目前还不明朗，还要再等等，等到江泽民彻底退休的17大再说……

就这样，在“等等、看看、再说”的延宕中，十五年已经 过去了，无所作为的犬儒化生存，就在对最佳时机的等待中怡然自得。然而，就算至今仍然良心未泯，但如此观望的沉默何时是尽头？莫非要沉默到地老天荒，让良 心在压抑中老死！莫非一定要等到搭便车的最好时机，才肯让未泯的良心重见天日！

正是精英们的勇气匮乏，才导致民间压力的匮乏，才成全了独裁政权的野蛮、谎言和稳定。

最后，我想重复自己在《让你的良知被人看到——有感于 蒋彦永先生为六四正名》一文中的想法：放弃私下的窃窃耳语，而公开说出你的六四亲历和你对六四的内心评价。因为，对于只有经由公开讨论才能辨别是非善恶的 重大公共事件来说，私人耳语并不比沉默更有价值，久而久之，还很容易堕入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犬儒人格。如果说，在事关法律正义的司法审判中，看得见的正 义才是正义，那么，在事关重大公益的公共讨论中，看得见的良知才是良知。

对于六四，不能公开的祭奠无法安慰亡灵，偷偷摸摸的同情没有道义力量，因为刽子手从不怕私人饭局上的诅咒。公开你的良知，让坟墓的诉说通过公开良知公诸于世，亡灵们才能得到些许安慰。公开你的良知，让独裁者感到民间的勇气！让这个反人性制度淹没在民间良知的洪流中。

苦难，固然是荼毒生命和人性的刽子手，但从另一种意义 上讲，苦难也是一种资源，一个拒绝遗忘和肯于自省的个人或民族，就能够把苦难变成提升灵魂的财富。让我们这个充满苦难的民族，感到耻辱和负罪、感到痛加反 省的必要；在反省中、忏悔中得到清明的理性和无畏的勇气，学会去平等地关心具体人和普通人的苦难，学会做一个有尊严有高贵人性的人，为根绝苦难的重演而愤 起抗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