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江青夫妇合影
毛泽东常常被强烈感情所左右，包括他对故土的眷恋、对敌人的仇恨和炙热的爱情。不排除他正是按照上面的顺序第一次亲身体味到了这些感情，尽管他婚结得很早——14岁。
准确地说，是父亲逼迫他成的亲。父亲为了给自己日益见老的妻子找个帮手，把目标落在了毛的远亲——18岁的罗一秀身上。谁也没去征求毛泽东本人的意见。而他当时不想结婚，而是想要求学。毛泽东离家出走以示抗议，把自己年轻的妻子留给父亲照看。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同斯诺谈话时曾说过：“……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而且后来也一直没有。我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当时也几乎没有想到过她。”（引自美国记者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了求学和革命上，而不是姑娘身上。但却有向往革命的姑娘。1918年毛泽东和他的朋友创建了新民学会，而当时有着“长江以南第一才女”之美称的陶毅就是其中的最早女会员之一。毛泽东对她惊人的才貌不禁感叹道：爱是神圣的！……人类对爱的需求比对任何其他需求都更强烈。除非有某种特殊的力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它……在我看来，只有‘偏见’，再无其他东西，可以抑制这种爱的涌潮。（《毛泽东百科全书》第五卷）。不过很快毛泽东和陶毅就分手了——姑娘不能完全接受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思想和布尔什维克主义。
或许，毛泽东曾为此而难过。但是没过多久——1920年底他忘掉了对陶毅的爱以及自由婚姻的观念，跟自己特别敬重的老师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结了婚。此前杨昌济已死于胃癌。泽东和开慧早在1916年就已相识。不过当时毛泽东过分腼腆，而杨开慧又太年轻。1919年两人再次见面。毛泽东被姑娘的美貌所折服，但仍是很腼腆、很贫穷，结婚是想都不敢想的。而她……自从听到他的许多事，看了他的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但是根本没指望嫁给他，因为不想分散他的精力……但是难道我能抑制住自己的感情而一点也不暴露出来吗？我还是决定如果不成，永远也不再嫁人。这就是我的性格！（马社香的《红色第一家族》）
但最终杨开慧还是成了毛泽东的妻子。不仅是妻子，同时也是同志。不过她因毛泽东同陶毅还保持关系吃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醋。
杨开慧给毛泽东生了两个儿子——岸英和岸青。1926年她第三次怀孕时，他们不得不分手：毛泽东要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他们再没有见过面。
毛泽东离开长沙两个月后就开始同18岁的贺子珍约会。介绍他们俩相识的是曾帮助红军搜刮地主和农民的土匪头目袁文才和王佐。袁文才很想把毛泽东“拴”在自己身边，于是给他介绍了一个既年轻漂亮又是中共党员的姑娘。1928年5月毛泽东与贺子珍在朋友的出席下举行了婚礼。消息传到了杨开慧那里。她只是因为孩子才没有自尽。杨开慧最后即使身陷囹圄、甚至面对死亡的时候，也没有出卖毛泽东。
1930年当毛泽东的军队攻打长沙时，留在国统区的杨开慧被逮捕并很快被杀害。毛泽东从报上得知妻子死去的消息后，给她母亲寄去了30块银元为杨开慧修墓立碑。他在给妻兄杨开智的信中写道：“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引自张戎和乔夫·哈利戴合著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伦敦，2005）
“不过当时他已经同另一女人在一起生活了，是他离开长沙后仅过去两个月认识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人类对爱的需求’对他来说‘比对任何其他需求都更强烈’，‘除非有某种特殊的力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抑制他身上的这种‘爱的涌潮’。1929年春这个新的女人给他生了个女儿。可见，寄走用来修墓立碑的30块银元不过是意思意思。”（引自亚历山大·潘措夫《毛泽东》）
贺子珍也成了毛泽东的忠实战友。她跟丈夫几乎形影不离，也许是因为知道杨开慧的“被弃”。
贺子珍性格刚毅，所以他们两人的关系不是很简单。“你是铁，我是钢，碰到一起响叮当，”毛泽东曾对贺子珍说。
毛泽东开始经常怀念杨开慧。而他同贺子珍的争吵越来越经常变成一种冲突。他甚至威胁把她开除出党，但后来还是让步了。贺子珍给毛泽东生了五个孩子。但这也没能挽救他们的婚姻。毛泽东的“多情”占了上风。
1937年毛泽东对美国极左记者史沫特莱的翻译、女演员吴莉莉感起了兴趣。史沫特莱层介绍毛泽东和共产主者斗争，后来抵达延安——共产党人的“首都”。但是毛泽东和女翻译的交往仅局限于跳跳舞交际舞、说说悄悄话，但是有一次被他的妻子贺子珍发现。很快丑闻传开。当时毛泽东的境地十分尴尬。史沫特莱和她的翻译也被“送”出了延安。但是受到侮辱的贺子珍还是不愿同他在一起，很快去了苏联。
毛泽东很长一段时间孤独一人。1938年春在离延安不远的鲁迅艺术学院演讲时，他注意到了坐在第一排一个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姑娘。她把他的每一句话都记在了自己半裸膝盖上的一个厚厚的本子里。这就是刚刚成为鲁迅戏剧学院教师的上海影星蓝苹。下课后她走到毛泽东跟前儿说：“主席，我还有许多东西要学。不过我明白只有在您的帮助下我才能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毛泽东回答道：“如果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不要不好意思，可以到我这儿来一起探讨。”当年秋天蓝苹成了毛泽东的秘书和情人，并根据他的建议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江青。无论是党员们的妻子的不满，还是中共上海地下机关有关江青在狱中的表现“令人生疑”、或许已是“国民党间谍”的报告对毛泽东都不起任何作用。1939年11月他同江青结婚，并托周恩来和邓颖超给贺子珍带去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中说，“我们以后就是同志了”。
不过，江青也不是毛泽东的最后一个女人。
“1956年底江青被发现得了癌症。她……曾一度想战胜疾病。但是她的坎坷人生对她的性格产生了很大影响：她越来越爱发脾气、易冲动。而且还经常跟医生、护士和警卫吵架，只能谈自己的病。毛泽东尽量不让她激动，而自己的性需求通过和其他生活中遇见的无数诱人的姑娘来得到满足。最让他喜欢的当属总政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引自亚历山大·潘措夫《毛泽东》）
江青对自己现在只是毛泽东的忠诚战友也妥协了。1962年毛泽东又出现了新的恋人——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张玉凤。江青本来以为他们两人的恋情很快就会过去，但是一个男人的地位在吸引女人上有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时的毛泽东几乎已经成为中国拥有无限权力的主人。党内也有反对派，是江青帮助毛泽东打倒他们的：她一手策划了《海瑞罢官》文章的发表。正是这篇文章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标志。
也许毛泽东对江青的功劳表示过感激，但是两人没有恢复夫妻关系。毛泽东便把自己无法抑制的性欲释放到那些认为能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同床合欢是无尚幸福的姑娘们的身上。
然而毛泽东不只是想简单地做做爱，而是想获得真正的爱。张玉凤就成了毛泽东晚年生活的这种爱。当初是她的柔弱和腼腆让毛泽东动了心。但她同时反应灵敏、语言尖刻，所以很快成了一名最值得信赖的机要秘书。每当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她就坐在身旁陪伴。当毛泽东几乎丧失说话能力时，只有她一个人能够明白他那模糊不清的喃喃之语，并把它们翻译给党内同志和外国客人。当他醒过来后，她就给他读党的文件。张玉凤成了毛泽东的最后一位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