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本山受访神情沉重
“中国特色”一统江湖
按照《红旗文稿》的观点表达，非主流意识形态挑战主流舆论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诉求和价值取向趋于显性化、公开化，比如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路径与方向、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的关系等的重大决策中，都发出异于主流的较强的声音；二是多种非主流意识形态汇集合流，设置某个或数个易引起人们关注和激发情绪的话题，制造“意识形态群体性事件”；三是非主流意识形态越来越多地借助学术讨论、政策辩论平台，一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成为其主要传播者、鼓动者、建言者。具体来说，一些信奉和宣扬新自由主义的人，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解读为“彻底市场化”，从而否定政府在宏观调控中发挥出作用；再如民主社会主义或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将重点放在抨击共产党“垄断”和“极权”，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跟不上“经济市场化”进程，人权得不到有效保障等；还有主张实行西方宪政者，将四中全会提出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解读为实行西方的“宪政”，批评党的领导过于“强势”，宪法权威无法得到保障和落实……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问题在于：何为当局意欲构建的主流意识形态？标尺掌握在谁的手中？党刊在其文中虽然也给出了答案，也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是内涵和外延却并没有给予清晰的界定。至于如何赢得这场“主流”保卫战，方法和渠道也不外乎两个：一方面加强正面宣传、引导和阐释，使主流意识形态深入人心，为广大群众真正理解、认同和掌握；另一方面开展积极的舆论斗争，针对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新动态、新特点和新趋势，及时分析研判，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按照当局的逻辑，如此一番“战斗”之后，方可在新的实践中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然殊不知，对于各种思潮的过于紧张和上纲上线，恰恰是深度不自信的表现和外溢。
与改革开放前30年相比，后30年可谓民间社会思潮发育、发展最为活跃的时期。在社会经济转型的历史大变局中，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各种新矛盾、新问题与新困境。针对这些矛盾、问题和困境，互不相识的人们，由于彼此间利益相近，经验与价值取向相似，故而对某种社会现象往往产生同样的反应。比如那些奉毛泽东为圣人的群体，对大锅饭时代念念不忘的人们，可能不约而同地走入到老左派的阵营中去。再如那些因为接受过西方教育和思想渗透的群体，因对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宪政民主产生认同感，便聚集在一起成为当局圈定的西方宪政主义派。已经到来的新的30年，矛盾、问题和困境相较于前两个30年有过之无不及。尤其是当民众的参与政治的热情和诉求极速飙升，再加上参与渠道的多元化和便利性，大有对习惯了小圈子治国的当局形成某种程度的合围和倒逼之势。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意欲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共不得不面对的一道考题。何况，对各种思潮的应对结果，也在某种程度上检验着其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的完成程度几何。
但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统江湖，绝非最好且标准的应对结果。因为不管一统江湖的思潮本身是好是坏，关键在于“一统”本身有着巨大的潜在危险。发生在天安门的八九风波，固然有多方面复杂的原因，但与改革开放初期民间思想的高度同质化，导致激进西化自由派话语在民间独大，缺乏不同思想之间的竞争与制衡脱不开干系。此外，时下极左、极右在中国都不得人心，这是成立的命题。按照评论员曹林的问题剖析，无论是某些地方官场流行的“越左越安全”，还是网络舆论场上的“越右越正义”，都无视基本的事实和逻辑，把姿态摆在比事实更高的位置。然在“一统”之外，在极左和极右之间，还有很大的延展空间。并不是所有呼吁中国实现宪政的人都陷入了极右的泥潭，也不是所有怀念毛时代的人都滑向了极左的边缘。对于反复被喉舌媒体点名批评的茅于轼、贺卫方、陈丹青、孙海英等人，究竟一开始就意欲走向背离“主流”的道路，还是在当局一路穷追猛打后不得不在“极端”的路上越走越远？这是值得习惯于一刀切的当局深思的问题，也是值得普罗大众摘下有色眼镜换位思考的问题。
脱离“主流”的赵本山生死未卜
北京打响的这场“主流”保卫战，除了早已常态化的意识形态层面之外，还有潜移默化铺陈的文化层面。或者说，主流文化正是主流意识形态的高级阶段；而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是主流文化最终成型并固定下来的前提和必要手段。就在当局以喉舌媒体作为平台打响主流保卫战的同时，《人民日报》捧出了羊年春晚总导演哈文采访稿，主流色彩颇为浓重。尤其是哈文对于节目和演员的“三不用”，也即低俗媚俗的节目不用、格调不高的节目不用、有污点和道德瑕疵的演员不用，让公众不由地联想到此前因脱离主流文化而被党报直接断言进入囚笼的昔日春晚“小品王”赵本山。甚至有人担忧：难道赵本山的“三宗罪”就此坐实了吗？
单从哈文“三不用”来看，的确是拳拳到肉般地句句戳中赵本山。首先，低俗媚俗、格调不高早已成为很多人对于赵本山小品大加讨伐的核心；其次，有污点和道德瑕疵，也与赵本山可能涉黑乃至卷入政治风波相契合。然结合当局正在打响这场“主流”保卫战，已经告别春晚舞台的赵本山，恐怕最大的问题，还是脱离了“主流”文化。也因此，即便磕头如捣蒜，也换不回圣上的一瞥。何况就在围绕赵本山的传言满天飞之时，党报已经斩钉截铁地抛出远比“三宗罪”更大的罪名：“没法让中华民族发笑的赵本山，已然脱离了主流文化。而这，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无异于进入了一种囚笼。”也正因为干扰了当局的“主流”大业，所以即便赵本山随后出面澄清，也试图从谣言泥潭中爬出，但是身上的泥点子还是无法彻底抖落干净。
何为主流文化？这大抵是公众的普遍疑虑。是春晚？还是新闻联播？如果说赵本山现在处于脱离状态，那么之前在春晚舞台上逗笑中华民族的那个本山大叔，是主流吗？如果是，那么现在被踢出局，究竟是政治原因还是自身原因？主流文化的红线，是谁划的，代表人物是谁，作品是什么，文艺作品是否主流又是如何界定的……扣帽子抡棍子容易，诸如此类的问题要回答清楚，恐怕很难一言以蔽之。如同当局只是抛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主流意识形态，但是却无法给出具体的内涵和外延一样，主流文化亦是如此。如果从赵本山这次危机的肇始来看，是否参加了习近平坐镇的中央文艺座谈会，就是主流文化的代表，而那些缺席的，就是非主流，或是半主流？相应地，他们作为主流文化的代表，其创作出来的文艺作品也就自然而然应该归入到符合主流文化的序列中来。这样的衡量标准，不仅难堵悠悠众口，更可能遭遇现实层面的猛烈反诘和抨击。
马克思说过，人们并不要求玫瑰与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芬芳。互动有利于思想发展和社会进步，避免同质化，意识形态如此，春晚舞台上的节目也是如此。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不同的声音，再强大的政府也不可能让所有的人只有一种思想，一种审美，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种思想之下的万马齐喑造成的灾难性苦果，中国在反右斗争之后已经饱尝过。正如学者萧功秦勾画的理想图景：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越来越接近于成为正常的、健康的多元社会的历史过程。面对21世纪的思想开放多元的时代趋势，政治决策者和知识分子，只有阔视远想，在广泛吸收各类社会科学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把美好文明输入意识形态创新过程中去。那将是中国真正走向民主与自由的时代，是建立在经济繁荣与人性发展的时代，是中国人前后为之奋斗了两百年的时代。在进入这样的时代前，中国精神生活与意识的多元，将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