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和沈阳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庆祝大会上，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陈锡联（左）和副主任毛远新（右）交谈
“八旗子弟”
“文革”期间干部子弟的思想和精神状态是一个远未得到重视和研究的课题，由于他们中的一部分后来子承父业走上领导岗位，这个课题因此与中国改革大有关系。
杨菁在书中提到一个叫“小朋”的人，她曾是“文革”初期风云一时的人物（也许就是“联动”成员）。她从浙江回到北京那所带走廊、有荷花池的四合院后，家中立即成为同类年轻人的聚会场所。那是一个艰难有日子，他们相互同情、相濡以沫，在一起谈论文学艺术，传阅“四旧”书籍，并“以看破红尘的口吻，自我解嘲，又不无辛辣地抨击着我们似懂非懂的政治”。（杨菁，1987：47）同是京华沦落人，杨菁从中感到温暖和关爱。但很快，她就对他们那种留恋过去、绝望未来，对现实愤世嫉俗、随波逐流的人生态度产生了怀疑。“起初，我觉得他们很像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尽管思考深刻，争论热烈，却不会做任何事情。后来，又发现他们缺少罗亭那颗真诚炎热的心，一度在他们心中燃起的那个热爱真理的火焰已经黯深究，虽然还没有熄灭，但它既不能温暖自己，也不能照亮别人。”（杨菁，1987：50）
第一是鄙视劳动人民。“他们大多在浙江农村插队，他们津津乐道的是天台山的古梁飞瀑、琼台夜月和国清寺的晨钟暮鼓，而对那些辛勤耕作的农民却嗤之以鼻，不加掩饰在嘲笑他们的‘愚昧’、‘粗俗’，菲薄他们的劳动。”（杨菁，1987：50）
其次是今朝有酒人今朝醉的挥霍。“不管是谁，只要有了钱，就去‘新侨’、‘老莫’、‘和平’等餐厅饭店大‘搓一顿’。眼巴巴地吃了上顿没下顿，偏要‘拔份子’，一花就是七八十元，甚至上百元钱。他们这种做法常使我想起八旗子弟的败落来。难道我们竟真的这样没出息吗？小朋他们热衷享乐，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显现出自己的高贵和与众不同。”（杨菁，1987：52）
革命者大多是农民出身，刚进城时闹过许多笑话，连自来水水龙头都不会使用，但很快他们就像接管政权一样接管了文明社会拥有的一切，生活方式日益高雅精致，“周末舞会”、“内部电影”、“避暑”、“休假”之类农民闻所未闻的玩艺儿成为他们生活的必要内容。当农民们把自己的孩子取上“解放”、“建国”甚至“援朝”“跃进”之类的革命名字时，如今已不是农民的领导们却纷纷为自己的孩子取上“青青”、“亭亭”、“姗姗”、“媛媛”这类“资产味”十足的软性名字。这些孩子中的多数进了专门为他们开设的“贵族”学校，到“文革”时，他们已长大成人，理所当然地不再属于父辈们的世界。农民当然是愚昧、粗俗的，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聪明、精致起来，所以才有革命一说。然而，如果享受革命成果的农民及其后代也鄙视农民，那么这场革命恐怕不能算是真正成功。所以才有毛泽东以“反修防修”为名发动“继续革命”，他不是在天安门城楼上亲自给一个领导干部的女儿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吗？名字是形式，接下来的是让他们回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也不是毫无道理的。但谁愿意在走出“愚昧”“粗俗”之后再回去？他们当然成了“文革”的阻力。
告别这些朋友后，杨菁到宁夏“西大滩”劳动，农闲时到“五七中小学”学习，语文老师在讲过《中国社会的各阶级分析》后，用文中的观点对每个学生的家庭进行“阶级分析”，指责这些来自北京的沦落子弟们说：“你们家是不用像农民一样一分钱一分钱地计算生活的”。（杨菁，1987：105）这当然引起这些学生的抗议。但结合小朋们的行为想一想，谁又能说地位和经济水平不在影响着人的政治态度？杨菁不也想到“八旗子弟”吗？
其实，这些人并不是“八旗子弟”。“八旗子弟”所属于的世家贵族延续了近三百年，等到晚清破败时，他们早已过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周期，而“新贵族”们才不到20年，父辈们的“愚昧”“粗俗”还没有脱尽，大量亲属还生活在底层农村，还没有能修炼出一代贵族。也正因此，他们的表现就特别令人叹息。有一次，一个正在走红的总后负责人的独生子来找小朋，父亲是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的宵小之徒，儿子也是当时那批“衙内”中的的声名藉的歹徒。
他来找小朋，我们都劝小朋不要见他，可小朋犹豫了一下还是出去了。……只见他俩站着谈了一会，他放肆地拿起小朋的辫子吻了一下，然后丢下两张拾元的钞票趾高气扬地走了。小朋的脸气得铁青，把钱扔在地上，一面不住嘴地骂着“混蛋”，一面气狠狠地跺着扔在地上的那两张钞票，嚷着找火柴要把它烧掉，可是气头一过，小朋又拿它去买东西吃了。（杨菁，1987：53）
无法知道“小朋”们后来的命运，可以肯定，当他们熬过苦难“沐世职”之后，鄙视劳动人民的观念恐怕只会强化，落魄时都没有把劳动者当回事，何况官复原职之后？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方式却会变化：既然朝朝有酒，今朝醉不醉也就没有意义了。他们更不会为“两张拾元的钞票”而丢失尊严。假如如此秩序再延续几代，“小朋”们的后代也可能真的能显出自己的尊贵。
毕竟是他们
1959年年底，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谈到：“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邓力群，1998：202）1964年7月5日，毛与他的侄子毛远新进行了一场有关培养接班人和教育革命问题的著名谈话。1965年8月20日，毛就这一次谈话对薄一波说：我跟一个军事学校的学生毛远新讲：你们啥事也不懂，马牛羊，稻梁菽，麦黍稷，什么都不懂。你们到农村搞一个冬春。毛远新是我的侄儿，成了大老爷了，不好。（薄一波，1997：1197、1201）结合杨菁对“小朋”等人的描述来看，毛泽东的判断一点都没错。
但是，“文革”中“全国山河一片红”（成立“革命委员会”）时，20出头的毛远新即被任命为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1973年又兼任沈阳军区副政委、辽宁省委书记，成为东北地区的“太上皇”。少年得志，免不了盛气凌人。有一次看篮球赛，看台上挤满了人，毛远新坐的那排领导席只有他一个人，浑然不觉周围的人对他侧目而视。
原沈阳军区政委赖传珠伯伯的儿子从后面走上去，直挺挺地站在毛远新面前，横眉冷目地盯着他，大声地问：“你叫毛远新？”“他做出一副不屑理睬的样子打量着这位老同学。”“不认识啦？”这位老同学阴沉着脸，闷雷一样地吼着，把手伸过去按住毛远新用脚踏着的一把椅子背，猛地一扯，将他扯了一个趔趄，老同学扛上椅子扬长而去，毛远新在一片奚落声中神色狼狈，不知所措。（杨菁，1987：312）
毛远新毕竟年轻，遇到这样的事似乎也毫无办法，杨菁没有说到小赖因此受到什么惩罚。其实，毛远新既可以盛气凌人，小赖当然也就可以羞辱他，江山本来不是毛泽东一人打下来的。
赖传珠是井冈山下来的上将，病重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多次派人探询，先后四次用专机调请全国专家会诊。1965年病逝，躲过了一年后的“文革”，他的儿子是清清白白的“革干子弟”，行为就可以少受约束。鉴于毛远新的行径，小赖的恶作剧令人解气。但说到底，他们行为的性质其实是一样的：毛远新可以骤获高位，眼空无物；小赖可以赖父荫羞辱毛太子，扬长而去，原因只在于他们都不是普通人。
高级官员被捕入狱乃至屈死监中的现象并不罕见，而他们的子弟有时反而可以为所欲为，差别在于前者主要是党内斗争的牺牲品，而后者一般却属于“纨裤”子弟的劣迹。“刑不上大夫”是古中国的传统之一，它很容易延伸为“刑不上大夫之子”。“1984年，胡石英因诈骗罪被北京政法部门立案审理。因其是胡乔木之子，乃经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逮捕法办。后依法判刑一年半，但不久即以‘保外就医’为名出狱。”（李锐，2001：45）胡乔木之子也被抓起来，说明中国开始走上法制化轨道；但抓一个诈骗犯也要日理万机的中央书记处讨论，判别刑后不久又可以出狱，又说明法制化建设还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