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檄文字字惊心、刀刀见血，通篇充满“恶毒攻击”、“大逆不道”言论，公开谴责毛泽东将党和国家带进“水深火热”之中，最后提出摆脱文革危机的两条路：第一条是通过党内合法斗争的解决途径。第二条路是全党、全国人民直接行动起来，对“一个人的错误路线”进行公开抵制和斗争。本文原载2006年第7期《炎黄春秋》，作者王海光，原题为《试解1967年初一份反“文革”传单》。全文如下。
文革期间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
多年前，笔者清理中共中央党校的文革小报资料，在成堆的油印资料中，翻捡出一份油印传单，题为《给全体共产党员的紧急呼吁》（下称《紧急呼吁》）。这是一篇鲜明地反对文革的檄文。传单署名是一个共产党员。在文革的“恶攻”罪行中，应属于“反革命匿名信”一类。传单的落款时间为1967年2月。这个日期，正是文化大革命进入夺权斗争阶段，各种群众组织纷纷夺取各级各单位的党政大权，全国范围的“天下大乱”的时期。
《紧急呼吁》一文，直叙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劫难，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也直接指出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系列错误。其为文之大胆，观点之鲜明，言论之犀利，感情之真诚，思想之深刻，超过了我所接触到的当时同类反文革的文论。可以说，这是一份研究文革史和文革思潮的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
《紧急呼吁》的主要内容
《紧急呼吁》分开篇、“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政策的实质”，“前途”四个部分，全文共3,800多字。
《紧急呼吁》在开篇伊始，就大声疾呼，中国共产党和祖国今天“正处在水深火热万分危急”的关头，痛切地陈述了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造成的巨大危机：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党组织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下，“已处于瘫痪状态”；党的核心骨干成为今天“被攻击的主要对象”，扣上了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右派”、“叛徒”、“军阀”、“工贼”等罪名；我国悠久的文化遗产、优良传统“几乎全部被践踏了”；建国以来文学艺术成就全部被“摧残了”，文化、教育、艺术领域“一片凄凉”，重现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丑剧”；著名专家、学者“被打击的走投无路”，许多人“被迫自杀”；在“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口号下兴起的全国“千百个造反集团”，正在“合法”地夺取各级党政权力……
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一节，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这场大动乱的原因，是多年来中共在“国际国内政策方面所犯的错误”引发的党内矛盾的产物，也是毛泽东同志“独断专行”造成的错误。
作者严厉地批判了当时的舆论工具大肆宣传的，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全面地、深刻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保卫马列主义的”，“把马列主义创造性地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的观点。认为，毛泽东同志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不是创造性的马列主义，而是一场政治悲剧。毛泽东同志所以要在文革中以群众运动“炮打司令部”的形式搞党内斗争，“十六条”所以要提出群众路线“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口号，正是因为党内生活已经极不正常了。
作者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不相符合的”。但为什么群众会表现出对个人迷信的狂热呢？作者对此进行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归结为三个方面的原因：1、长期的个人崇拜的宣传误导。1957年以后，党的集体领导取得的成就，逐渐归于了某一个人，把罪过强加于其他人。通过一些片面歌颂、片面宣传，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好像只有一个人才是中国人民的救世主”的错觉。这是部分群众的盲目崇拜、盲目崇拜的原因。2、群众表达自己意愿的特殊方式。多年来的各种政治运动，特别是经过反右派斗争后，群众也聪明起来了，学会了“一个人的旗帜当作临时的护身符”，在高举一个人的思想旗帜下表达自己的不满，争取自己的利益。3、政治投机分子的作用。一些政治投机分子为了实现个人野心，曲意迎合一个人的思想，以换取一个人对他的支持。
在“政策的实质”一节中，作者把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原因，直接和1958年大跃进运动、“三面红旗”的失败联系起来。他指出：我们党的领导人，对1958年这条理论上、实践中都证明是错误的路线，不但没有承认错误，反而用过去的威望进行掩盖。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就是这些错误延续下来的最后结果。作者认为，在我们党的领导人为自己的冒险主义政策的失败，寻找客观理由，推脱给自然灾害、“苏修”的背信弃义、下级领导犯了错误等等，这就是蒙哄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的开始。它指出：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党的领导人也就开始在政策上、理论上陷入了被动地位。为了掩盖这个错误，我们党的领导人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更加错误的“政治动作”。文化大革命就是其中的“政治动作”之一。
《紧急呼吁》进而对中国当时大加宣传的“世界革命”理论进行了批判，认为这种理论和政策的实质是建立在“战争不可避免论”上的。但是，这个理论是完全行不通的，用文中的话说，它们在事实面前完全是“无能为力”的。
在最后的“前途”一节中，作者表达了对这场席卷全国的夺权运动持彻底否定的态度。认为目前所谓的“夺权”斗争，是“把反对我们党的运动看成是反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运动”，被夺权的是共产党人，我们整个党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作者还由此提出了自己对夺权者的认识。他认为，造反派的核心多是政治投机分子或者抱有各种个人主义的人和多年来运动对我党怀有仇恨的人。还有一部分是不了解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运动真相，被无意识地动员到这场运动中来的党员、团员、人民解放军和其他正直的人们。在这里，作者表达了他拳拳的护党之心，是从党性出发的，但对造反派分析中也显然有着不无感情用事的粗率之处。
既然这场政治危机是一个人一手造成的，那么，怎样摆脱这场危机？怎样去“纠正一个人所犯的严重错误”呢？《紧急呼吁》提出了两条路：一条是通过党内合法斗争的解决途径。即“从党的中央到党的支部，重新建立集体领导，发扬党内民主，恢复党的权利。”作者也清楚地认识到，由于一个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不顾党和人民利益”，已经把全国搅得“周天寒彻”了，要把这场运动“重新纳入”党内斗争的范围，已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作者不无遗憾地感叹道：“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希望了”。
《紧急呼吁》提出的第二条路，就是全党、全国人民直接行动起来，对“一个人的错误路线”进行公开的抵制和斗争，“揭露一个人所犯的错误及其本质，并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作者似乎认为，在已经“天下大乱”的情况下，挽救党和国家的希望只能寄望于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的觉悟了。他进而指出：虽然这种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反复曲折的”，是“有流血牺牲的”，但如果共产党员继续袖手旁观，那就会白白丧失掉我们的江山，断送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但是从文中可见，作者并没有指出这种依靠普通党员和群众的挺身而出，自下而上地进行反抗，具有组织行动意义上的任何可能性。或许，他实际上所要表达的，是共产党员在国家危难时刻要有舍生取义的殉道精神。
《紧急呼吁》在结尾大声疾呼：“共产党员们！对祖国和人民的命运不愿袖手旁观的同志们！行动的时刻已到来了。”这是在全面夺权的大动乱中，从党心、民心、良心发出的一个不无悲壮的抗争之声。
《紧急呼吁》的写作背景和思想价值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后，文革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正式发动起来了。运动的最初阶段，重点是在文化教育等意识形态领域，最先响应文革的群众主要是在学校。刘少奇、邓小平采取了派工作组入校领导运动的方式——这是中共历来领导运动的传统套路，虽然也整了一批人，包括一部分激进的学生，但对社会的冲击面还不是很大。此时人们对“文革”的认识，基本上还是延续了“四清”运动的阶级斗争理念。
毛泽东同志发动这场文革”运动首先是要解决“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肯定青少年学生的激进行为是革命行动，认定刘、邓派工作组镇压了学生运动，是严重的路线错误。在1966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会议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提出了这场运动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一场运动，肯定了群众自发成立组织的合法性，群众有“四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这是自建国17年来，中共第一次允许群众可以在党的组织系统之外进行自行结社的权利。
1966年10月，毛泽东同志为打破运动的阻力，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召。这是毛泽东同志独创的，不同以往的解释党内斗争的一个新的政治概念。这个新的政治概念的提出，确定了用群众运动的形式开展党内斗争的方式。这是依靠党外的社会力量解决党内的“路线问题”的一个历史“创举”。此后，全国各地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炮打”党政机关，揪斗领导干部的浪潮。动乱的范围迅速扩大到各个社会领域。到1966年底，在工矿、农村限制开展运动的规定都被打破，全国各行各业都卷入到了文革运动之中，各级党政机关陷入瘫痪状态，形成了全国大动乱的局面。
1967年1月，毛泽东同志亲自支持并指导了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搞的“一月夺权”，打响了全国夺权的头炮。一二月间，山西、青岛、贵州、黑龙江等地相继夺权。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这场自下而上的夺权运动，称“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从而形成了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号召群众大造他自己领导的各级党组织反的夺权奇观。
在这个文革运动从阶级斗争向路线斗争急剧升级的过程中，运动的对象和动力发生了转变。保工作组保党委的一派群众组织在政治方向上被否定，曾经风光无限的老红卫兵们摔落下马，敢于“矛头朝上”的造反派红卫兵成为运动的主导力量。原来限制人们参加运动的有关家庭出身、成分等等政治戒律被打破，更多的人卷入了运动之中。
这一时期，随着动乱范围的扩大，文革领导者和群众在互动过程中，出现了上下对接的错位。在各种不同观点相互碰撞的思潮涌动中，党内外开始出现反对“中央文革”的声音，屡屡出现“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言论。这在当时被称为“十二月黑风”。进入夺权阶段后，以往的国家管理系统全部被打乱了，以极左思潮为特征的无政府主义大肆泛滥，促使党内外一些思想敏锐者对毛泽东同志发动文革的真实动机和做法进行更深入的推测思考，人们对文革不满的情绪开始由文革的前台人物渐渐转向到毛泽东本人。但是，此时反文革的思想言论，在中共党内外的动因和表现仍有所不同。社会出现的反文革思潮，主要是从前段运动的矛盾引发来的，具有反弹的性质，以拥护和反对“批判资产阶级路线”为其分野；中共党内出现的反文革思潮，则主要是针对全面夺权来的，反对以群众运动的名义自下而上层层夺各级党政组织的权。
在社会的异端思潮中，当时社会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两个：一是老红卫兵从天之骄子的革命宠儿地位上跌落下来，愤而炮打“中央文革”的举动，以“联动”为其代表；一是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名义，反对“血统论”思潮和贯彻政治歧视的社会政策，要求维护人权平等的基本价值，以遇罗克的《出身论》为其代表。这两种观点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反映了前期运动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了深刻的矛盾。围绕“血统论”的争论，对以后群众组织的派别形成也有着重大影响。
在中共党内，公开反对文革的声音出现较晚。中共执政后，是以党的组织系统掌控国家权力。党中央的指示通过党的各级组织逐级传达到党员，通过党员贯彻到群众中去。在这个严密的组织系统中，党员和非党群众在政治资源的分配上历来是“内外有别”的。文革初期，党团员是讲组织观念的群体，大都是站在保党委和保工作组一边。毛泽东撇开各级党组织，直接号召群众运动的“大民主”，鼓动“天下大乱”，党团组织停止活动，党团员的政治光环被“革命造反派”取代。全面夺权开始后，各级党政组织系统几乎全部瘫痪了。上至中央各部委、省地县党政机关，下至工厂车间、生产队，都成为了夺权的对象。各级领导干部纷纷被打成“走资派”，一概“靠边站”了。党团员多、成分纯正的一派群众组织，都成了“资产阶级保皇派”，陷入瓦解之状。起来夺权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则是成分比较混杂，动机可疑。长期积累下来的各种社会矛盾，以及在这场运动中新生成的矛盾，都在“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号召下，以“革命造反”的名义，一并发作起来。“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打江山，似乎一下子发生了颠倒。这不能不引起党内外一批正直人士对这场运动的怀疑和抗争。
1967年2月，在中共高层，发生了史称“二月抗争”的事件。军委的几位副主席和国务院的几位副总理借毛泽东对“中央文革”有所批评之机，在怀仁堂中央碰头会和军委常委会上，激烈抨击“中央文革”一伙乱党乱军，打击迫害老干部。此举使毛泽东同志大为震怒，他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责令他们停职反省。这个高层政治事件的发生，与当时军队介入运动“支左”，普遍镇压了造反派的情况，有着逻辑上的一致性。当时被“无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为“二月逆流”。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还有许多并不在权位上的普通党员和党的基层干部，在各级党组织瘫痪的非常时期，以各种力所能及的方式抵制极左思潮的泛滥，反对文革这场政治动乱。他们虽然对高层政治动向一无所知，也没有什么资格资历，但并不缺乏护党安国的政治责任感。他们基于共产主义教育形成的理想信念，以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不惧风险，顽强地对这场政治动乱进行抵制和抗争。这种来自基层的抵制和抗争，就个体力量来讲，是分散的，微不足道的蚁力。但这分散的蚁力却能共同形成了一种历史力量，构成了文革领导者不能肆意妄为的社会态势。
相对于中共高层人物对文革的抗争而言，来自中下层党员的抗争活动，比较缺乏历史记述的事件色彩。虽然许多基层党员凭政治直觉已经意识到文革发生了问题，但多年的政治思想教育和组织纪律观念的养成，长期宣传造成的领袖迷信，以及政治策略的现实考虑，使他们对文革错误的抵制，大都是在运动的具体政策问题上面。所以，党内的反文革思潮，多是以默默的行动语言出现，不像社会出现的反文革思潮，有着观点鲜明的文字表述。
但是，中共党内毕竟集中了社会多数的精英分子，党员中不乏社会责任感强烈，敢于担当，且有深刻思想能力的忠贞之士。这份《给全体共产党员的紧急呼吁》的传单，就是他们的代表之作。它不仅表达了一个中共党员在党和国家处于危难之际，应有的革命风骨和与极左路线决死战斗的大无畏精神，还表现了作为中共党员对这场文革劫难进行深入思考的思想水平。它不仅弥补了文革思想史上在中共一般党员层面上的文献空白，更以其深刻性和尖锐性把反“文革”思潮的表现提高到一个新的档次。
14年后，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篇数易其稿，经过四千高级干部讨论，广泛征询党内外意见而形成的历史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与这份《紧急呼吁》几乎相同的观点和认识。
如《紧急呼吁》关于文革发生原因的分析，和《历史决议》中毛泽东“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观点，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十年中‘左’倾错误的积累和发展”最后占据压倒地位的观点，尽管具体的表述方式不一样，但认识是极为相似的。都是认为从1957年后，党中央开始走上了一条“左”倾错误的路线，错误发展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了文革的发动。
此外，《紧急呼吁》关于文革是乱党祸国政治动乱的观点，关于毛泽东个人专断和制造个人迷信的观点，关于发扬党内民主、建立集体领导的观点，关于名为“群众运动”实则运动群众的观点，关于文革与反腐败毫无共同之处的观点，关于中共“唯我独革”的国际共运路线的观点，等等，都是人们经过这场十年“浩劫”的蹂躏后，痛定思痛达到的认识高度。这使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穿透历史的思想力量，不能不对作者钦佩有加。
特别是《紧急呼吁》对毛泽东同志文革错误的认识，足见作者非凡的胆识。应该说，文革进行到夺权阶段，感觉到运动发生偏差问题的是不乏其人的。但是，完全否定这场运动，并把反对的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同志的，只是极少数的个别人物。当年的反文革者，多半是反对“中央文革”中的某些人物，反对“中央文革”对运动的指导，反对到处指手画脚的江青，反对不竭余力鼓吹个人迷信的林彪。在文革风暴中，能够起来反对他们，要有极大的勇气，已经是十分难得了。但就思想水平而言，这还是停留在反对“乱臣贼子”的层次上。遑论有些反对者还是出于“看不惯”的直觉感知，虽是胆气可嘉，但提供不出多少有思想价值的东西。
《紧急呼吁》是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并不旁及其他。真正应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这句名言。有无畏之心，才能有思想的彻底性，才能有洞察历史的智慧。作者把毛泽东同志发动文革的原因，与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错误，1958年大跃进的错误，以及以后为掩盖这些错误而采取的更为错误的国际国内政策联系起来分析，论证了毛泽东同志发动文革是一个错误叠加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个分析框架现在已得到人们普遍的认同，这就是现在学界通常所说的毛泽东晚期思想的错误形成和发展过程。
《紧急呼吁》对文革的否定，是和反对毛泽东的个人专断联系在一起的。作者把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作为文革发动的开始，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阴谋”，搞垮了北京市委，并为继而搞垮全国各省市党委树立了榜样。这是笔者所见最早出现的“文革阴谋论”的观点。这种观点有偏激之嫌，但作者对文革起点的把握无疑是准确的。另外，《紧急呼吁》将这场运动中的举措，如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提出“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口号，在各级党组织进行夺权等等，都和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因素相联系，以不无激烈的言辞，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态度。
毛泽东同志应对文革这场政治动乱负责，这在现在是不争的事实。正如《历史决议》所说：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负有主要责任”。而在当时，即1967年初，全党上下都笼罩在个人迷信的阴霾之中，作者仍能坚持独立思考，指出这场政治动乱的肇事者和主要责任，这是极其不容易的。但是，《紧急呼吁》似乎对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权威力量和轴心作用认识不足。经过多年强化宣传，毛泽东在人们的心目中实际上成为了党的化身。《紧急呼吁》对毛泽东的批评言论，发人所不敢想之想，言人所不敢言之言，虽是痛快淋漓，但也毕竟是太超前了。在几亿人民群众正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争得你死我活的时候，这篇言论是大大超越了当时人们的接受能力。即使在文革结束后，如何认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是中共党内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直到1981年通过了《历史决议》，才破解了这道政治难题。
附：《给全体共产党员的紧急呼吁》
原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6年10月号总第55期，附在王海光
《反“文革”檄文<给全体共产党员的紧急呼吁>解读和考辨》一文之后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已经过几十年的英勇奋战，终于在一九四九年解放了全中国，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建国十七年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今天正处在水深火热万分危急的时急〔机〕……
我们党今天所面临的危急，就是祖国所面临的危急。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绝不能等闲视之。
现在，从党中央到基层、党支部都受着残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各级党的组织和其他社会团体已处于瘫痪状态。
今天成为被攻击的主要对象，不是别人，正是我们共产党人，是党的核心骨干，其中绝大多数是几十年来为祖国、为人民的解决〔放〕事业过雪山过草地立下功勋的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他们今天却被中央一小撮政治投机分子扣上了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右派”、“叛徒”、“军阀”、“工贼”等罪名。
我国悠久的文化遗产和人民光荣的优良传统几乎全部被践踏，建国以来的文学艺术所获得的巨大成就全部被摧残了。各种书籍不加区别地被焚烧了，犹如帝王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丑戏又在今天重演了。我国著名的各种专家、学者，在所谓“反动学术权威”这支恶棒的打击下，在暴压面前走头〔投〕无路，不得不被迫自杀，而且已经自杀了。
大、中、小学停止学习，文化教育、艺术活动从此中断，一片凄凉。可是一个人的著作和语录却超过任何时代，不惜任何代价的出版着，借此代替一切文化教育和马列主义经典□□，强迫全国人民把他的语录用鲜红的颜色装饰着，不知花费了多少人民的血汗。
在“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口号下，全国组织起了千万个“造反集团”，有一部分对我党怀有阶级仇恨的分子，用“合法”力量进攻着我们党各要塞……。这一可怕的事实竟由某一个人的独断理论“造反有理”而“正当化”了。
有许多“造反”集团是一些反动分子和落后群众对我们党政策多年来蓄积的不满情绪的合法场所，政治投机分子们的回避物〔隐蔽物〕。
现在党内一小撮领导集团现在已经在各种“造反”组织的压力下号召着把我们党的各级要塞——从省、地到基层支部，一概让给真相不明的造反集团……（虽然在这里有部分党员和有良心的人，但他们不理解这“造反”的真面目）当权者公开地号召破坏旧的国家社会制度，建立新的制度，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究竟建立什么社会制度呢？全国一些“造反”集团在这种号召下合法地取得了几十年我们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无产阶级政权，尤其是公然号召我们不理解事态实质的光荣的人民解放军去“帮助”清算我们党的“斗争”，这一事实，不能不使我们感到痛惜。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
多年来党的领导，在国际国内政策方面所犯的错误，在党内不能不引起巨大反映。
1956〔注：应为1965〕年底在上海进行了政治阴谋，1966年6月公开改组了北京市委，既然北京市委“烂了”，全国各省市怎么会健全呢？当权者这种不安成了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先驱〔先声〕。
现在谁都明白了文化大革命与反对党内一些腐化堕落分子的斗争毫无共同之处。那么，当权者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想达到怎样的政治目的呢？
一、把那些真正认识到了过去几年党所犯的政治错误是由于一人独断专行的共产党员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罪名）打入冷宫，以除后患；
二、把从1958年以来由个人的独断政策而集积〔淤积〕的各种不满转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上。这个政治阴谋被八届十一中全会所作的决议《十六条》“合法化”了……。
我们很难相信，我们党中央的委员们，在正常的条件下，怎么能赞成把党内的斗争问题，拿到党外去讨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在正常的情况下，怎么能同意“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口号？
独裁者眼看到用“十六条”达不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们又施放了另一个法宝——“炮打司令部”来补充其缺陷。
到今天谁也明白“炮打司令部”的口号不是真正为了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因为用党内斗争不能清算反对派，所以独裁者用所谓的“群众路线”的方法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因某一个人的政治目的，利用多年来由于自己错误政策造成的群众不满，在中央委员会内把自己的不利处境，用“群众路线”的手段去解决，这不是创造性的马列主义，而是一种政治阴谋……群众路线的实施决不能代替民主集中制，也不能隐蔽〔掩盖〕它的违犯〔反〕。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渡时期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条件下，阶级斗争是复杂的，特别是由于我们党领导多年来所犯下的某些严重错误在群众中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各种不满情绪的情况下，把我们党内存在的一些矛盾公开暴露在群众面前，这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不相符合的。因为人民的敌人很容易利用我党领导所犯的错误而造成人民的不满，对我们一概否定进行攻击。
另外，为什么“群众”显得把一个人的旗帜举得更高呢？这里有几种因素：
1、1957年以前，我党的集体领导，在各方面获得了伟大成就，以后这个成绩逐渐成为对某一个人的无条件的崇拜，把功绩归于某一个人，把罪过强加别人，好像只有他个人才是中国人民的救世主。一些片面的歌颂，片面的宣传，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认为某一个人永远不会犯错误的错觉。造成部分群众盲目崇拜，盲目支持的原因就在这里。
2、多年来通过各种政治运动，特别是经过反右派斗争后，群众也聪明化了。他们在发泄自己的不满时，总是高举某一个人的思想旗帜而去获得自己的目的。这样的人只是把独裁者的旗帜当作暂时的护身符。
3、政治投机分子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也不能不假惺惺的对独裁者表示支持，这有这样才能对其开绿灯，顺利通过。
政策的实质
从1958年以来，我们党领导所推行的政策，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中，都证明推行了一条错误路线。但是我们党的领导不能不承认错误，反而想把错误政策用一个过去的威望弥补掉。
我们党的领导把主观、冒险主义政策失败的原因，都推给客观条件，1、自然灾害；2、苏修的背信弃义；3、下级领导犯了错误等。……这是我党领导欺骗党员和全国人民的开始，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党领导也就开始在政策上、理论上陷入被动的地位。
为了堵塞政策上连续出现的漏洞，我们党的领导，时时刻刻做出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动作」。这次文化大革命也就是这个政治“动作”之一。
在对外政策和国际共运上，我们党完全推行了一系列的错误政策，使我们党和国家在国际地位上大大降低了，处于空前孤立。
在国际共运中，曾坚持团结和统一路线的中国共产党，当把党领导的霸权主义政策逐渐表面化的时候，我们党就开始丧失兄弟党对我党政策的信任。
我党与古巴、朝鲜、日本和其他国家共产党关系的恶化，以及印尼共产党领导的冒险主义政策的失败，使我党更加陷入孤立的地位了。
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共〔众〕所周知。
多年来我党领导政策的本质是在“战争不可避免论”上……现在施行的一切为了战争准备也是众所周知的。
这理论的把握是(1)帝国主义的本质不会改变和它的敌对矛盾仍然存在，(2)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资本主义正在复辟着等……
这种理论的实质（战争）根据某二〔疑为一〕个人认为：(1)有可能把当权派多年所犯的错误引起的一切后果「平反」掉；(2)能把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消灭……看来每〔某〕些人认为【的】包括个人迷信在内的一切真理，在事实面前是完全“无能为力”。……
现在我们党的领导把越南问题放在政策上的特殊地位，对越南战争我党的政策上看来不是真正制止美帝侵越，而是想通过越南战争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如拒绝和一切反帝力量的并合行动，主观单独派遣军队等等。
最近我国和越南之间的关系逐渐区〔趋〕恶化在很多政策上表现着。如担心在越南达成和平协定……好像在越南没有中国的直接支持，是不可能把美国军队赶出越南。
前途
事实上，现在整个党，全体共产党员，【正处在】受到攻击而将要被“消灭”的紧急关头，各种政治投机集团企图“混水摸鱼”。目前的所谓“夺权斗争”就足以说明夺权的目的何在？众所周知……当然也有我们党员和其他正直人。这些人现在把反对我们党的运动看成是反对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运动。但是很明白，大部分造反派的核心是政治投机分子和隐蔽在某一个人的思想旗帜下多年怀着对我党仇恨的人，或者抱有各种形形色色个人主义的人。因为不知道在文化大革命的名义下掩盖可耻的政治阴谋，我们的部分党员、团员，光荣的人民解放军和其他正直的人们无意识地动员在这个可怕的运动里。
这是多么可怕啊！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员和全国人民，特别是光荣的工人阶级正在为寻找走向社会主义〔主义〕的正确道路而努力着。
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出路有两条：一、从党的中央到党的支部重新建立集体领导。发扬党内民主，恢复党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纠正独裁者所犯的严重错误，但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希望了。
二、当权的独裁者，为了继续维持自己的权力，不顾党和人民利益，不把拖到党外的斗争重新纳入党内的情况下，我们只有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呼吁公开揭露独裁者所犯错误及其本质。并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
这种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反复曲折的。所以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决不能放弃党内斗争原则，去投个人之好，决不能【让】反动派抓去斗争的主动权。
进行公开的斗争是有流血牺牲的，但比抽〔袖〕手旁观，眼看着这样白白失去党和人民用鲜血换来的祖国江山不知要强千百倍。
独裁者如果对自己的错误路线继续执迷不悟。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如果继续抽〔袖〕手旁观，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就从此吹到九霄云外去了。
共产党员们！对祖国和人民的命运不愿抽〔袖〕手旁观的同志们！行动的时刻已到来了……
一个共产党员
1967年2月
（注：文中〔〕内是白字，错别字；【】内是补字；粗体是繁体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