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一部名叫《归来》的电影正在大陆热映。这部由严歌苓小说《陆犯焉识》改编的，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在时代更迭前尤其是文革中命运沉浮的电影，因为话题的禁忌，以及导演张艺谋的影响力，在大陆一时也成为讨论的话题。尤其是上映时间安排在5月16日，48年前的这一天，中共中央发表“五?一六通知”，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发起的标志，也成为十年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之一，可见这部电影的“野心”。电影质量的好坏与票房是电影圈人士热衷讨论的事，对于关心中国政治的人来说，他们在乎的是，在经历上世纪80年代的伤痕文学之后，尤其在经历了薄熙来重庆唱红打黑、知识界左右辩论之后，中国社会是否又到了重新反思文革的时候？文革的相关话题，会否再次借助电影、文学作品的大众传播方式，重新回归到普通中国民众讨论之中？

　　选择5•16上映《归来》别有用意

《归来》5月16日全国上映，在超过30%的排片率下，首日票房突破3,000万人民币，开创内地文艺片最佳开局。称赞者认为电影勾起他们的回忆，情感真挚动人。批评者则认为电影没有触动到人的灵魂，结尾平淡，对文革没有鲜明态度，两夫妻老来无出路。而原著《陆犯焉识》亦上了各大书店的畅销书榜。《陆犯焉识》是一个拗口难懂的名字，但是对于经历过文革尤其有过牢狱之灾的人来说，这个名字能勾起他们很多记忆。小说中男主人公叫陆焉识，加个“犯”字，只因在曾经的特殊年代，判决书都是叫X犯XX。在当时是比较规范化的法律称呼。

电影和小说都讲述了从上世纪20到90年代，出生上海的主人公陆焉识随着时代巨变的人生经历，尤其是解放后因为管不住一张书生的嘴，被判无期，送到西北劳改，和一帮囚犯厮混，凭借顽强的毅力幸存下来。二十多年后，拨乱反正，重回上海，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苦等多年的老妻失去记忆，儿子已成市侩。最后，陆焉识带着老妻骨灰，从上海，从家人的生活里黯然消失。

尤其他在文革中的经历，引起了很多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的唏嘘，据陆媒报道，各地影院看《归来》的，很大一部分是白发苍苍的老人，有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那时候真是不堪回首，揭发父亲、家属之间互相揭发的很多，现在年轻人哪里经历过这样的？应该让老百姓、让年轻人了解我们走过的历史，不然不会珍惜现在。”

在中国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下，《归来》被影评为视为一个突破。实际上，近年中国很多主流电影，试图通过种种方式打破电影审查的“把关”，而这些电影，每每上映，都会引起社会上关于政治话题的讨论。2007年冯小刚电影《集结号》一反以往对解放战争“伟光正”的赞扬，解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多烈士战后遭怀疑或未能给予公正声誉和待遇的事情。2009年陆川导演《南京南京》中所表现的国民党军队抗战和中国百姓被屠杀的场面也被认为是中国审查制度的“放松”，而这部电影甚至得到中国外交部明确认可。2010年姜文导演《让子弹飞》的政治含义被海内外广泛解读。2012年冯小刚电影《一九四二》因为揭示了了1942年河南大饥荒，被认为影射中共建国后的“三年自然灾害”。而此番《归来》，其内容以及上映日期中所明确传达的对于“文革”反思的态度，虽然只是一部商业电影，不过还是让引起了不大不小的一场社会讨论。

　　陆犯焉识重思文革

文革是中国当代史中不可抹掉的一笔，也是中国电影人热衷拍摄的议题。

张艺谋的成名影片之一《活着》就是以黑色幽默式的轻松来对应文化大革命，揭示了“文革”大悲剧面前人性的弱点、痛苦。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1993年）中再现了红卫兵造反派们开展批判斗争的盛大狂热场景，而影片主角京剧伶人段小楼的背叛悲剧，正是对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运动，对正常社会秩序和个体生命造成剧烈动荡的折射。姜文导演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1994年）则与之前所有有关直面文化大革命岁月的反思与追忆电影统统不同，它成功地实现了一次对“文革”记忆的个人化书写。

不过在更多的官方叙述中，虽然很多文化作品与“文革”的结束和国家获得“新生”这一历史命题息息相关，但更多的是愿意强调政局改革的新生，而不再像80年代那样沉溺于对历史伤痕的掀揭和没完没了的反思。

文艺作品是政治的折射，在近几年的中国，在政治议题的讨论上，左右、文革一直作为焦点话题被频频提及。从薄熙来执政重庆推行唱红打黑，被称为“文革回潮”开始，中国到底是向左还是向右？习近平在对待文革上又是怎样的态度？这些问题被媒体和学者们不断辩论，揣摩。

2013年，习近平上任之初，曾提出“两个不能否定”之论，即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中共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彼此之间不能互相否定。此言一出，当时如石投水面，再加上他讲话中频频引用毛泽东话语、首访选择俄罗斯，种种行为一度让自由派人士认为习是一个强势的左派领袖，以至于“全面左转”的论调开始出现。

不过有观察人士认为，他们相信张艺谋能够拍摄《归来》（此前《活着》曾因为里面对于文革的描写而被大陆禁播），追根朔源，除了经济要求、话题讨巧，政治上的原因在于2014年习对于文革“十年动乱”的再次定性。2013年12月31日，习近平以《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为题发表了一篇5,000余字的讲话，罕有地只字不提毛泽东，相反，他不仅三度说到邓小平，还7次提及“解放思想”，并在就任总书记后首次将文革称为“十年动乱”。此外，还一改过往最高领导人在1月1日参加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的体例，在新历“除夕”率先参加了茶话会。

正如同对于六四的定性牵扯到中共对邓小平的评价一样，今天中共的审查部门之所以在文革议题上不敢过多放开，因为文革的背后还牵扯着对于毛泽东的重新评价。因为在一些当权者看来，他们将中共执政的合法性系于毛的身上，大张旗鼓的反思文革、否定文革，就是否定发起者毛泽东，就否定了中共为什么能执掌中国。实际上，中共执政合法性最为直接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使中国走出了清末之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甚至有可能“亡国灭种”的局面，并在建国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使中国走上了富强道路。这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功绩，而是属于中共这个政党。即使对于理性的毛泽东支持者而言，客观评价毛泽东的功过并不会对中共执政合法性产生根本性动摇，而今天的执政者恰恰需要这种能够客观评价毛泽东和文革的政治勇气。而这或许正如同网民对于《陆犯焉识》这个名字进行的更为个人化的解读一样——大陆执政党所犯的错误，怎么就没有认识到呢？以此呼吁中共对于文革进行重新反思和审视。(David)